吉登斯反思性 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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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在现代性观念的内部，有一种与传统大相径庭的东西。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确能发现许多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地方。实际上，有的作者就曾指出，现代和传统彼此交织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对其作任何一般性的对比都毫无价值。但是，如我们下面对现代性和反思性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探讨时所看到的那样，实际上并非如此。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人类总是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基础惯常地“保持着联系”，这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所做事情的一种内在要素。在其他地方我把这称之为“行动的反思性监测”，我之所以使用这个短语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相关行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的这个特征。人类的行动并没有融入互动和理性聚集的链条，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从不松懈的对行为及其情境的监测过程，如霍夫曼最初向我们说明的那样。这并不是特别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反思性的涵义，尽管它构成了（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必要基础。

在传统文化中，过去受到特别尊重，符号极具价值，因为它们包含着世世代代的经验并使之永生不朽。传统是一种将对行动的反思监测与社区的时—空组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它是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之中，而过去、现在和将来本身，就是由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所建构起来的。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在处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中时，传统甚至不会抗拒变迁，这种环境几乎没有将时间和空间分离开来的标志，通过这些标志，变迁具有了任何一种富有意义的形式。

在各种口述文化中，人们并不这样去看待传统，尽管这些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化中最富有传统意味的。为了把传统理解为与组织起来的行动和经验模式不同的东西，就要求人们割裂时间和空间，而这只有在发明了书写文字以后才有可能。书写文字扩展了时—空伸延的范围，产生出一种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维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对知识的反思性转换从既定的传统中分离了出来。然而，在前现代文明中，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限制为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以至于在时间领域中，“过去”的方面比“未来”更为重要。此外，因为识字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日常生活的周期化仍然是与原来意义上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如果不是“以前如此”正好与（人们根据新获知识发现的）“本当如此”在原则上相吻合，则日常生活的周而复始与过去就不会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仅仅因为一种实践具有传统的性质就认可它是不够的。传统，只有用并非以传统证实的知识来说明的时候，才能够被证明是合理的。这就意味着，甚至在现代社会中最现代化的东西里面，传统与习惯的惰性结合在一起，还在继续扮演着某种角色。但是，传统的这种角色，并不如那些关注当代世界中传统与现代整合的论者们所设想的那般重要。因为，所谓已被证明为合理的传统，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具有虚假外表的传统，它只有从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才能得到认同。

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我们必须明白上述这种反思现象的性质。所有的社会生活形式，部分地正是由它的行为者们对社会生活的知识构成的。知道了（在维特根斯坦所阐明的意义上）“如何继续行动”这一点，对人类行动所继承并加以再造的习俗来说，具有本源的意义。在所有的文化中，由于不断展现的新发现，社会实践日复一日地变化着，并且这些新发现又不断地返还到社会实践之中。但是，只是在现代性的时代，习俗才能被如此严重地受到改变，由此才能（在原则上）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技术上对物质世界的干预。人们常说现代性以对新事物的欲求为标志，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

也许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今天，我们才刚刚开始全面地意识到这种前景是多么地不确定。当理性的欲求替代了传统的欲求时，它们似乎提供了某种比先前的教条更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但是，只有我们无视现代性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上述这种观点才显得具有说服力。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在这个完全通过反思性地运用知识而建构起来的世界中，我们似乎置身其外。但是同时，我们却永远也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些知识的任何一种特定要素不会被修正。

甚至那些最坚定地捍卫科学必然性学说的哲学家，也都承认这一点。如卡尔·波普尔就说过：“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流沙之上。”[33]按照科学的观点，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被证明，尽管科学一直尽力地在提供我们所渴求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可靠的信息。在不容怀疑的科学的心脏地带，现代性自由地漂移着。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再没有什么知识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了，在“原来”的意义上，“知道”就是能确定。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然而，拿社会科学的例子来说，它对问题的考虑会更加深入。就此而言，应该回忆一下前面对社会学的反思部分所作的论述。

在社会科学中，所有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的不稳定特征，我们必须加上“破坏性”的标签，而“破坏性”的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论断都要重新进入到它所分析的情境中去。社会科学是对这种反思性的形式化（专业知识的一种特殊类型），而这种反思对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反思性来说，又具有根本的意义。

由于启蒙运动和崇尚理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通常认为，自然科学在把现代观念与过去的精神状态区别开来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即使那些偏爱阐释型社会学而非科学型社会学的人，也常常承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着一点联系（尤其是科学发现所引起的大规模的技术发展）。但是，社会科学实际上比自然科学更深地蕴含在现代性之中，因为对社会实践的不断修正的依据，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的知识，而这正是现代制度的关键所在。

尽管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处于中心地位，但其实所有的社会科学也都参与了现代性的反思性过程。以经济学的论述为例，诸如“资本”、“投资”、“市场”、“工业”等许多概念现在所具有的意义，已经在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的早期（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发展中被详尽地阐明过了。这些概念，以及与它们相联系的经验性结论，都被公式化了，以便分析伴随现代制度出现而带来的种种变迁。但是它们并不能（也不曾）与相关的活动和事件分离开来。它们与“现代经济生活”是什么融为一体，并且密不可分。如果不是所有的人事实上都掌握了上述这些（以及无限多的其他）概念，现代经济生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非专业人士当然不能对“资本”、“投资”等概念作出规范化的定义，但是可以说，从每一个使用银行存折的人身上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这些概念。这一类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和经验信息，不只是出于某种便利的考虑，以使行动者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他们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相反。这些概念积极地建构着经济活动，并展示出这些经济活动背后的道理。经济学家能够获取的文献，与那些与之利益相关的当事人（如商界首脑，政府官员或公众）阅读或以其他的方式散布给他们的东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经济环境由于这些概念的参与而不断地变化着，从而在经济学理论和与之相对应的经济行为之间创造出一种彼此互相渗透的局面。

社会学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的关键地位，源于它用最普遍化的方式反思现代社会生活。

收集和汇总官方统计数据本身就是一种反思性活动，其间还充斥着那些凭借它们社会科学才获得的每一项发现。例如，验尸官的实践活动当然是收集自杀统计数据的基础。但是，验尸官在解释死亡原因和动机时，又受着阐释自杀性质的概念和理论的指导。如果我们发现一位验尸官读过涂尔干的作品，是不足为奇的。

对官方统计数据所具有的反思性并不局限在国家的范围内。例如，今天西方国家任何一个准备结婚的人，都知道离婚率高（而且，也许还不完全地或是部分地知道更多的关于婚姻和家庭的人口统计）。对高离婚率的了解可能会对结婚与否的最后决断产生影响，同样，也许还会影响到一些其他的相关考虑，如关于财产的规定等等。此外，了解具体的离婚率比只是意识到有许多人离婚这一事实重要得多。非专业人士在这里以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将其理论化了。因此，实际上，任何一个准备结婚的人，在家庭制度如何发生变化，以及男男女女相关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变化、性风俗的变迁等问题上，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而所有这一切，又都会再进入到由它们反思性地获取的进一步变化过程之中。如果婚姻与家庭没有被“社会学化”和“心理学化”，它们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社会学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发现，不断地“循环穿梭”于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之中。这些话语、概念、理论和发现以此反思性地重新建构着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自身也学会了用社会学方式思考。现代性，就其深刻和内在特性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这对于作为社会生活专门知识提供者的专业社会学家来说，更是一个有待探明的难题，因为，他或者她最多仅仅比受过启发的非专业实践者领先一步而已。

因此，人们对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即便这种知识已尽可能地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了解得越多，就越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是一个假命题。这种命题对于物质世界而言，也许是真的（但也值得争论），对于社会事件的领域则并非如此。假如社会生活能够完全从人类关于它的知识中分离出来，或者，假如这种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能够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社会行动的理性之中，一步步增加与人们的特殊需要相关的行为“合理化”程度，那么，增加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知识，也许就能促进我们对人类制度更具有启发性的知识的进步，因此也能提高对这些制度的“技术性”控制的程度。

事实上，上述两种条件都确实适用于社会行动的许多情境和方面。但是，每一种情况又都很缺乏总体效果，而这正是启蒙思想的继承者们提出的目标。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下述四类因素的影响。

第一类因素是不同权力的影响。这在事实上十分重要，但从逻辑上说最不令人感兴趣，或者，至少在分析地掌握它时是有困难的。对于那些拥有权力并且能够使知识服务于部门利益的人来说，知识的适用并不是以一种同质的方式实现的，而经常是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的。

第二类因素涉及到价值的作用。价值秩序的变迁并不依赖于社会世界不断变化的前景中所产生的认识论。假如新知识依赖于一种关于价值先验的理性基础，情况当然就不同了。但是并不存在这样的价值理性基础，并且，由于知识输入而导致的世界观的变化与价值取向变化之间的关系，是变幻不定的。

第三类因素是未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影响。人们所积累的社会生活的知识再多，也不能完全覆盖作为它的服务对象的所有情况，即使这些知识完全源自它所运用的环境。假如我们关于社会领域的知识仅仅是越来越完善，未预期后果就会越来越被限制住，不期望发生的后果就会越来越少。可是，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阻断了这种可能性，反思本身构成了第四类因素。尽管对启蒙理性的局限的讨论最少，但是它无疑也与其他因素一样重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世界让我们去认识，而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就存在着不稳定性和多变性。

与系统化的自我认识的不断产生直接相关的现代性的反思性，并没有在专业知识和运用于非专业化行动的知识之间确立固定的关系。专业观察者所宣称的知识（在某些部分，并且在许多不断变化着的方式上）重新又进入到它所指涉的对象之中，从而（在原则上，但同时也在实践上）又改变着它所指涉的对象。在自然科学中就不存在与此过程类似的情况，在量子物理学领域中，观察者的干预也改变着正在被观察的东西，但是这与社会世界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来源：本文选编自《现代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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