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 自我认同(社会资本与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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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年在社交媒体使用中积聚到更为多元丰富、开放兼容的社会资本，实现了他们与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互动融合。这为青年在虚拟空间自我认同的产生、建构与交融创造出广阔平台。青年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线上自我展示程度越高，其所获取的社会资本就会不断扩充，而仪式化、个体化的社交媒体使用，则会加快青年自我认同的资本积累，提升与之相应的资本权威。

【关键词】社会资本；自我认同；青年；社交媒体

伴随着移动在线社交媒体技术的不断创新与推广应用，社交媒体已将其触角延伸到了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于青年人而言，使用社交媒体在其工作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青年人热衷于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印象管理与自我展示，进行各种不同的人际传播互动行为。社交媒体的自我展示成为人际传播行为研究的重要领域。青年在使用社交媒体中对于构建自我社会角色，利用角色互动性强化其社会期待，集聚其社会资本，特别是网络社会资本的聚集与深化。社交媒体的网络互动行为，最终对于提升社交媒体使用者的线上关系互动性，线下关系密合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青年是处于从少年过渡到中年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是以身心发展系列突变为自然基础，并开始以实践活动为中介进入社会、逐步建立和完善自身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人。它是自我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并确立的人生阶段。国内外学者和相关人士对社交媒体的概念界定和理解还处于相对混乱的状态。安东尼?梅菲尔德将社交媒体定义为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也有学者指出，社交媒体是建立在Web3.0技术基础之上的网络应用程序，是内容生产和情感表达的虚拟实现平台。［1］由此可以看出，社交媒体是借助网络技术构建出的信息传播空间和虚拟交流空间，它赋予用户以无限的创造和传播内容的能力，以此进行社会生活多层面互动沟通，实现了用户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于信息制造、传播和体验方面的双向式、叠层式转向。

在有关使用社交媒体的研究成果中，较多从社交媒体不同使用动机与使用效果层面进行分析研究。针对社交媒体自身内在的特质属性，青年对社交媒体的媒介认知情况研究却较为缺乏。由此，本文选择以自我认同与社会资本两大理论为理论基础，针对青年的媒介认知与行为特质进行分析，研究自我认同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社交媒体最广泛使用者――青年群体，他们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与媒介环境的互动模式，进而分析社交媒体用户与媒体这两者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一、自我认同――青年使用社交媒体的社会角色期待

在泰勒的自我认同理论中，自我认同具体指个体依据自身经历反思性地理解自我。在晚期现代性的情境下，对于这一概念泰勒作出了新的诠释，他认为每个个体均存在着独特的性质，在生活、工作、社交的过程中，个体都会通过生存经验的不断积累，从而对自我进行反思性的理解。由此，自我认同既非确定的某种社会观点，也并非个体在生存发展中所生成的阶段性必然结果。

（一）青年自我认同同一性优化媒体使用维度

微博、微信、QQ等各种社交媒体，为青年群体进行自我主体构建提供了良好的实现平台。比起E-mail、BBS、博客等媒体，现代社交媒体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呈现出个性传播与公共传播这两大显著特征，对于青年自我认同具有很大的协同作用，使得青年在沟通、交流以及表达的过程中更加明确自身是怎样的社会人，青年在使用社交媒体中，也展示了成长中的心理微妙变化过程，最终体现了其对于自身社会角色的期待。

西方对于认同的研究最早源于心理学，弗洛伊德曾对认同作出过如下描述：在社会情境中，个体对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标准进行模仿、吸收而内化，最终使得自身与他人或者团体之间趋向于一致，这种心理过程称之为认同。以微信为例，青年人在不固定的时间中都会刷微信朋友圈，通过微信所进行的社交沟通已经逐步成为青年日常化、自主化的行为方式，通过朋友圈完成自我表达，也已成为当前青年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认同的主要建构手段。

当代青年自我认同同一性，具有若干层面属性。首先体现在自我认同行为的意愿表达主动性，这一点经历了从无意识阶段向有意识阶段的转变。青年人热衷于通过社交媒体将自我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在朋友圈上“晒”出来，而“晒”从本质上而言即为个体对自我信息的有意识展示，进行这种展示的前提在于明确的自我认知，而其目标在于自我认同。从另一角度而言，当代青年的自我认同较之前辈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自我认同不再是内隐被动化的，而是更加强调社会主流文化对其的充分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带有过度人工修饰的趋势。以网上较为流行的自媒体节目《陈翔六点半》为例，它反映了青年在使用社交媒体中过度人工修饰来营造一种自我认同的现象。而外在的显性话语和内在的隐性表达结合为一体，实现了青年自我认同的社会趋同与解构重塑。

（二）青年社会角色互动性引发社交媒体使用

社会心理学家米德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角色理论，兼及戏剧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在此基础上，帕克、林顿、戈夫曼和默顿等人发展延伸了该研究领域，对角色互动、角色规范、角色错位和角色冲突等方面做出更为深入具体的分析解读，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

目前学界对社会角色的概念界定尚无统一说法。“一般说来，学者们在解释社会角色时，大都注意到如下几个要点：社会角色是与社会地位密切联系、对应于一系列角色期望、有赖于个体认知和实践能力的一套行为模式。”［2］青年群体在社会角色的认知与判定中具有理想、渴望、思想等多种精神状态融合错杂的基本特点，包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不确定性、对角色期待的模糊性和对个体认知的偏向性。这也划定了青年的自身和他人社会角色边界指向不清晰，内涵和外延不明确。青年对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的感受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公共群体和自我个体的交互方式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相对稳定的样态。青年群体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将线下社会资本的稳定和固着带入线上社会资本累积过程中，将线上社会资本的流动和异变转移到线下社会资本聚集过程中，在这两方面的转化中解构着青年原有的社会角色结构体系，重塑着变化中的社会角色维度框架。

我国社交媒体在4G、4G+等技术的支持下，在信息传播空间中占据着愈加重要的地位。它使得青年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转而获得更多参与制造信息、制造内容的机会，其社会角色互动性加速推进了青年现代媒介认知的进程。社交媒体作为开放化、自主化意见表达平台，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活跃的空间。在这种充分的社会角色互动过程中，社交媒体网络对社会实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助推效果，进一步加速和扩大了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与范围。以2017年6月底最为火热的中国男乒退赛事件为例，6月23日晚，在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中国乒乓球公开赛的男子单打16强比赛中，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马龙、许昕、樊振东与教练员秦志戬、马琳宣布退赛，发布微博“这一刻，这一刻，我们无心恋战……只因想念您，刘国梁。”虽然对其退赛的原因不明，但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以青年人为主的社交媒体用户大多猜测这些队员与教练退赛的原因是用自身的职业生涯作为赌注，来反对体育总局对功勋教练员刘国梁的“明升暗降”，此后大批球员退赛的消息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传播热议，在整个社交媒体网络上开始发起了对刘国梁的强烈支持声音，众多微博大V、业界人士也站出来对刘国梁予以支持，诸如《有一种兄弟情谊，叫肝胆相照――刘国梁和他的兄弟们》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转载与点赞。该事件源于赛场，在微博获得发酵，在微信朋友圈获得爆发，最终结束于微博。教练员与球员在面对体育总局的行政力量干预时，微博与微信等社交媒体成为他们表达不满情绪的平台，而反过来，社交媒体也成为广大青年支持球员和刘国梁的有力武器。通过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参与，这两股力量结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整个事件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果没有社交媒体，球员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广大网民也无法进行大面积的支持与声援，球员和网民的社会角色亦无法实现多层面社会辐射，无法提升多维度社会影响力。

二、社会资本――青年使用社交媒体的个人社交特质

青年使用社交媒体存在着个人社交特质，即社会资本。布迪厄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忽视了“资本展现在三个基要的类别上（每一项又各自有其次类别），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它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真实的及虚拟资源的总和，它能加诸个人或群体，方法是透过拥有一个具有持续性的网络，此网络则由制度化程度不一的相互熟识或认识之人际关系所组成。资本有各式各样的形式，了解这个事实，是我们解释分化后的社会结构与动态之先决条件。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帕特南于1993年发表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最早引入“社会资本”这一重要的分析范畴。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在多种元素构成的社交媒体中，“社会资本”概念的介入主要指“网络社会资本”。Williams指出，在互联网发展空间中，有着与现实社会不同的社会资本，它们依托互联网的强大技术，以计算机为媒介而构建出用户桥接型强关系的巩固和联结型弱关系的提升，这被称为网络社会资本。

（一）社交互惠推进青年网络行为的资本聚集

美国学者普特曼曾提出过关于社会资本的两种形式：一种为桥接型社会资本，不同个体在其中存在着有效信息沟通互换，但缺乏情感层次上的支持；另一种则是黏合型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存在着较强的利益连接，通常由家庭或亲密朋友构成。Ellision等人的研究表明：通过社交媒体网络的线上互动，会对线下的现实社交互动起到强化作用，同时伴随社交媒体网络使用的频率增加，用户获取的桥接型社会资本和黏合型社会资本聚集也会不断增加。Facebook的使用强度对于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增加具有正向作用，另外在线下拥有较多“真实朋友”或通过社交媒体与线下的朋友进行互动对于桥接型社会资本、黏合型社会资本的增加均会产生较为显著的效应。青年使用社交媒体获得了与他人交往互惠的交流基础，拓展了与社会对话沟通的现实载体。青年用户通过与他人共享科学知识、共同愿景、共同价值观，从而获得一定社会资本的积累。这种社交互惠对于推动青年社交媒体使用者的资本聚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从社交互惠中获取社会资本的效果更加取决于个体自身的社交特质，如果青年本身的社交特质存在缺陷，过分沉迷于在线的互动交流而忽视现实中的人际交流，可能会造成真实情境下的人际沟通障碍，甚至对其社会资本造成损害。

（二）社会空间形塑青年媒介使用的互动模式

网络研究学者郭良谈道：“长期以来，环球网被认为是年轻人的麦加。如果说在过去的20年里，互联网一直是年轻人的天地、嬉皮士的乐园，那么，随着环球网本身的年龄增长，使用环球网的用户的年龄也开始增长起来。”［3］与互联网的发展构成共进式样态的青年媒介使用的社会空间也在形塑和变化着。社会空间的深度转向，产生出一种全新的与物理空间相呼应的网络空间，虚拟技术拓展出传播空间的多重交叉层级，强化着人们的身体感知和思维情绪，悄然改变着人类的空间观念。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2017年12月发布的《2016年中国社交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显示：从年龄结构来看，19岁及以下和20―29岁这两个年龄段的社交用户占网络社交用户总数的53.7％；从职业结构看，在校学生占网络社交用户总数的23.8％。同时该中心2016年8月发布的《2015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青少年网民搜索引擎使用率达到86.6%，网络新闻使用率为74.5%；截至2015年12月，青少年网民即时通信、微博、论坛（BBS）使用率分别为92.4%、37.6%和18%，均高于网民总体水平。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到，在当前社交媒体新环境中，青年群体通过社交媒体寻找到了一个最易于自我塑造与自我展示的平台，从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交文化。青年以社交媒体为中介，充分展示自我社会交往潜质。网络社会规范引导着青年用户的媒介使用目的，规制着其媒介使用行为。这种现实与虚拟并存的双重特性规范，改变了固有的单一交流形态――面上的符号借助，形成心灵之间的对话传播，通过不同个体之间的积极互动，信息传播的不确定性予以减小，从而有助于将互动的对话加以延续，强化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流程度。这种杂糅着多重媒介使用结构的交流模式并非是心理学层面的宣泄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自我展示的媒介平台，将个体的身份符号识别系统予以展现，印证了自我存在的特殊性，同时也在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认同，拓展社会资本的获取途径。当青年群体利用社交媒体软件进行自我展现与各种互动后，并从中获取某种程度的社会资本，会大大提升其幸福感与自我认同感。

三、仪式书写――自我认同与社会资本关联的社交视角

就语义学的角度而言，仪式是“一系列正式的、具有可重复模式，表达共同价值、意义和信念的活动”。［4］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时期，仪式与巫术、占卜等活动密切相关，形成与超自然世界的“对话”形式。进入封建社会时期，仪式逐渐由巫术的神坛上走出，演变为凡俗世界中人们与日常生活沟通交流的现实载体，在嵌入生活之中时它也被社会赋予价值体现和统治权威的神秘色彩。［5］工业革命的巨大力量推动着仪式成为“超体验”生活内容的行为框架，与世俗生活的联系度迅速提高。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仪式不仅包括那些具有超验（trans cendent）价值的活动，如基督教中的浸礼、圣餐礼等，还包括形式化的活动，如特定文化中餐桌的规范摆设，以及习惯性活动，如固定的、与意义无涉的生活日程安排等。”［6］

从人类学的视野看“仪式”，可从三种角度对其理解：作为习惯性行为的仪式，作为形式化行为的仪式和作为与某些先验价值相关联的行为的仪式。［7］英国传播学学者尼克?库尔德里认为，“媒介仪式”指任何围绕关键的、与媒介有关的类别和边界组织起来的行为。这些活动的表现形式强化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即“媒介是我们通往社会中心的大门”，并使这种价值观合法化。［8］

（一）仪式化的社交媒体使用加速青年自我认同的资本累积

受到社交媒体发展变化的影响，仪式的传播媒介、特质、形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社交媒体的仪式化使用，在于为社交媒体使用群体提供了一个实现共同信仰、契合共同情感与意愿的媒介空间。在这个网络空间中，个体的自我展示、自我认同通过互动性的纽带与社会资本联系到一起，最终整合到一个更大的社区中来，维持和不断强化着社交媒体仪式化的文本书写。

进入移动化社交媒体时代后，传统媒体原本所拥有的垄断优势与话语权已不复存在，媒介文本表达的观念内容，已成为某种个体化行为中蕴含的媒介与价值观之间的形式化关系。正如凯瑟琳?贝尔所说：仪式中精心协调的对权力和权威的建构，与仪式的共鸣和遵守仪式的后果都寓于这一客体化过程中。［9］青年通过社交媒体获得越来越多发出自身声音的机会，在媒介仪式中引发情感共鸣，依循媒介规训，生发出自我表达的多元声音。QQ、微博、微信、豆瓣、知乎等各种移动APP软件，都为青年“发声”搭建起传播平台，甚至连运动、跑步等APP也不再单单是普通的专业化软件，将运动轨迹分享到朋友圈，与线上的朋友进行互动、点赞、评论。个体通过社交媒体的使用，每时每刻都可以不断为自我认同的资本积累予以加速。伴随着移动通信网络速度稳定性的不断提升，智能手机各种功能的开发创新，社交媒体不再仅仅是获取信息的窗口，更重要的则是基于使用者群体衍生发散开来的一种开放化、仪式化的社交平台。青年人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加深与朋友的关系，保持联系，也可以利用社交媒体不断扩大自身的人脉，寻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此多样化的媒介仪式化空间大大加速了青年自我认同的资本积累。

（二）个体化的社交媒体使用构建青年自我认同的资本权威

在社交媒体应用中，点赞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其最终为Facebook于2009年予以引入，根据Facebook中Help Center的解释，点赞是社交媒体使用者对其所关注的事物予以联系，并给出积极反馈的一种表达方式。伴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点赞以一种最为简单的形式，构建出青年对自我认同的社会解读与资本权威空间。社交媒体用户突破时间、空间上的各种限制，通过轻轻一点完成了一种低成本的人际沟通与交流。在这种社交媒体个体化的使用模式下，很多时候所获得“赞”的数量也成为构建青年自我认同的一种资本权威。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显示，互动的重复性也会带来社会资本的增加。从这点来说，最为简单的点赞功能也会有益于青年扩充其社会资本。青年利用社交媒体软件与朋友们进行各种互动，大量的即时信息与评论均需要耗费一定的操作与时间成本，“点赞”这一功能完美地补充了使用者的这一需求。在社交互动的过程中，生产加工文字、图片、视频等，加之点赞、关注、评论、分享、转载、私信、取消关注等各种互动功能的应用，青年社交媒体用户实则利用社交媒体完成了其社交生活圈的再生产加工过程，重构了其人际交往圈的信息互动平台，实现了新型人际关系网的缔结与原有朋友圈的强化。

第一，“点赞”为身处社交网络化时代的青年开拓网络人际互联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在社交媒体网络中，信息的传播价值体现在个体使用者之间的传播速度与幅度上，通过“点赞”这一功能可以使得青年人迅速参与到对社会事件、他人工作生活的讨论中来。“点赞”是自我态度的一种表达，其宣告了某种立场与意见的归属，并形成了同一化群体，通过“点赞”，个体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从而将交流沟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对于互动性的增强、深化与维持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通过“点赞”，青年网络社会资本的积聚获得较大推力，它扩大了媒介使用的边界，划分出不同类型的媒介仪式行为。“点赞”与整个网络社群进一步叠加同进，从而形成一个复合形态的扩大化社交空间，这对于增加青年社会资本具有十分积极的导向意义。“点赞”事实上成为构建社交媒体网络仪式的重要路径。

第二，“点赞”作为社交媒体仪式化的利器，为青年获得社会话语权、发出自我的声音、颠覆权威叙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此时的自我认同已趋向于对自身网络社会资本的弥合，对自身社会角色定位的重新审视与预判，意味着青年在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文化联结中不断向前延伸。在传统媒体为主导的时代，创造内容的权力被纸媒、电视等传统媒体所垄断。传统叙事所带有的权威性、决定性指向，无益于青年自我认同的重构。社交媒体的普及，通过“点赞”、评论等一系列功能的推出，为广大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发表自身意见的平台，甚至达到了颠覆权威性叙事的效果。话语权的重塑，代表着原有权威与普通民众的互动秩序被肢解，青年群体在使用社交媒体中完成了自我认同的结构再造和资本权威的体系构建。

四、结语

泰勒所提出的自我认同理论，就其所处时代而言，自我认同的实现需要依靠外在的某种规则予以认证后才能达到个体所期待的效果。它不仅受限于外在环境，而且个体在选择范围上具有一定的单一性和被动性，由此弱化了个体与社会关联的密合度，放缓了个体社会资本的积聚过程。而现今时代，仪式化、个体化的社交媒体使用深刻改变着用户媒介使用的自我表露心态、自我展现内容和自我认同基础。对于当代青年而言，自我认同的实现具有更多的主动性、积极性，青年个体通过社交媒体网络进行各种人际沟通交流、互动，获取和积累社会资本，从而完成自我认同的重构，社交媒体对青年自我认同与社会资本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这种集合了现实与虚拟双重特性的媒体改变了青年自我认同的形成范式，移位了青年社会认知的接触视角，转变了青年社会资本的积累方式。当前社交媒体的仪式化特征越发显著，青年群体使用社交媒体，在内容制造和信息传播上将会获取更多发出自身声音的机会，并且会向着更加多元、开放、互动的方向发展前行。

参考文献：

［1］Kaplan，Andreas M．，Michael Haenlein．“Users of the world，unite！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Media”．Business Horizons 53（1）：59－68．

［2］风笑天.社会学导论（第二版）［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77.

［3］郭良.网络创世纪：从阿帕网到互联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85.

［4］Edgar，A.&P.Sedgwick（eds.）Cultural Theory：The Key Concepts ［Z］.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

［5］王霄冰.仪式与信仰：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50.

［6］石义彬，熊慧.媒介仪式，空间与文化认同：符号权力的批判性观照与诠释［J］.湖北社会科学，2008（2）：171.

［7］尼克?库尔德里.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32-33.

［8］尼克?库尔德里.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30.

［9］Sophie C.Boerman.Sponsorship Disclosure：Effects of Duration on Persuasion Knowledge and Brand Responses.Mediation analysis in social psychology： Current practices and new recommendations.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5（6），359-371.doi：10.1111/j.1751-9004.2011.00355.x.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黄冈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