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教育方法(孔丘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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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了，孔丘被吹捧为“循循善诱”的“教育家”。从孔丘的第一代门徒开始，就百般美化他的教育方法。如颜回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子罕》)意思是，孔丘的教学使学生学习周礼的积极性很高，想停止钻研都不可能(“欲罢不能”)。

在现代，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按照所谓的“抽象继承法”，撇开孔丘方法论的政治目标、阶级内容和哲学基础不谈，给孔丘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戴上了“唯物”、“辩证”“合理”等许多桂冠。这就更增加了孔丘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的欺骗性，以至有的人虽然承认，从总体来看，孔丘的教育思想是反动的，但是却认为他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不能否定。

对于孔丘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究竟应当作怎样的估价呢?

我们认为，一定的教育方法总是从属于一定的教育方针，并为一定阶级的教育路线服务的。先秦法家从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出发，提倡启发的、批判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并力图通过采用这样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使学生具备推翻奴隶制度的气魄和本领。可见，法家的方法论和世界观是一致的。同样，在孔丘那里，方法论和世界观不可能，也不应该割裂开来。事实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既是孔丘的世界观，又是他的方法论。

一、“举一反三”—注入奴隶主阶级政治观念的类推教学法

在孔丘的教育方法中,“举一反三”曾经是最受赞誉的。有人说，它是启发式教学的开端，是提倡学生独立思考、自动研究的民主教学法。实际情况果真是如此吗?

“举一反三”出自孔丘的一段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这段话的本意是，当教育对象尚未达到“欲通而不甚通、欲言而不能言”的程度，就不去启发他;当告诉他桌子的一个角，他不能推及其他三个角时，就不再对他讲什么了。孔丘说这番话是希望弟子们能够触类旁通，闻一知二，闻一知十。这显然是在教学活动中运用类推方法。我们知道，类推是逻辑思维的必要手段，但是，类推法只有当它的推论前提和推论程序都是符合客观实际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孔丘“举一反三”的类推法，其依据和前提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孔丘讲得很明白。他曾经问子贡:“你以为我是学得多而又记得住的吗?”子贡说:“对呀，难道不是这样吗?孔丘说:“不对，我是用一个基本观念贯穿一切的。”孔丘在这里所谓的“一以贯之”的那个“一”，就是奴隶主阶级的最高观念—“仁”。仁，以及仁在政治制度上的体现—“礼”，就是孔丘“举一反三”的前提和出发点，同时又是“举一反三”的归宿。

“举一反三”类推法在教学上的运用，就是引导弟子以“仁”和“礼”为准则，评议和判断事物，并且不惜采用歪曲事实的卑劣手法，千方百计论证已经腐朽不堪的奴隶制政治制度及其思想文化的“正确”。

有一次，子夏问孔丘，《诗经》中的一段，“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有何深意？显然，这段诗是描写一个贵族妇女长得如何美丽动人，反映了奴隶主阶级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的腐朽思想，但孔丘却将其曲解成讲“礼”的说教。而子夏到底不愧为孔门“高徒”，他马上顺着老师的旨意，生拉硬扯地胡诌出一套“礼”产生于“仁”之后的道理来，博得了孔丘的欢心。孔丘赞扬子夏启发了自己，并说今后可以与子夏一起讨论《诗经》了。这件事历来被吹嘘成孔丘善于“启发”的典型例证，其实，它只能表明，孔丘为了向弟子注入“仁”“礼”的说教，不惜公然篡改诗意，并引诱弟子也干这种自欺欺人的勾当。

这种毫无实事求是之意的类推法，成为儒家传统的“治学方法”，他们可以任意歪曲事实，去谋求所谓的“微言大义”，满足反动阶级现实的政治需要。例如，《诗经》中的《伐檀》，本来是一首反映春秋时代奴隶们的痛苦生活和对贵族统治者愤怒的民歌，诗中质问不劳而获的奴隶主:“耕地割谷你不管，凭什么千梱万梱往家搬?上山打猎你不干，凭什么你家满院挂猪獾?”然而，按孔丘的“诗教”行事的汉代儒生们，竟然把这些奴隶们的血泪控诉大加曲解，说这首诗是讽刺小人的贪鄙，使君子没有官做。(见《毛诗正义》)不顾事实、牵强附会竟达到如此荒谬的程度！这就是孔丘“举一反三”类推法本质的一个大暴露。它说明，孔丘及儒家的“举一反三”，决不是什么科学的治学方法，而是一种为反动阶级的政治利益进行辩护的主观臆断的类推法。

孔丘的“举一反三”，也决不是什么“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自动研究”的“民主教学法”，而是一种把学生的思想禁锢在礼教囚笼中的狡猾手段，是要弟子们在礼教之内兜圈子，如果谁在这个范围内善于发挥，谁就可以受到夸奖；但是，如果谁越出了这个圈子，谁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将会遭到严厉训斥。

例如有一次，子贡问孔丘:“贫穷而不谄媚，富足而不骄傲，这种人怎么样?”孔丘说:“这种人不错，但是还不如贫穷而能够愉快，富足而喜好礼节的人。”子贡说:“诗经上说：‘如同治骨角的切了又磋一样，如同治玉石的琢了又磨一样。’这就是先生说的道理吧?”孔丘高兴地说:“赐(子贡的名字)呵，象你这样的人可以一起讨论《诗经》了，告诉你前面的道理，你就知道后边的道理了。”但同样是这个子贡，有一次对孔丘杀少正卯提出了异议，他说:“少正卯是鲁国有声望的人，您刚上台为什么首先杀他呢?”孔丘大为恼火，气急败坏地斥责道:“子贡，你给我滚出去！这不是你能够懂得的道理。”孔家学店的规矩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而子贡这一次竟然为“犯上作乱”的革新派作辩护，这种言论当然是“非礼之言”了，所以子贡必然要挨一顿臭骂。这就充分说明，孔丘的“举一反三”，完全是一种专断的教育方法、家长式的教育态度，它的全部目的就是向学生注入反动、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政治道德观念。因此，它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启发式教学有着天壤之别。

然而，由于社会的影响，孔门弟子不可能都驯服地跟着孔丘的指挥棒转，有些人开始对儒家传统产生怀疑，甚至起来批判其中的某些观点，突破了孔丘“举一反三”所允许的框框。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孔家学店内部的反映。孔丘对于弟子中有人敢于起来反叛他那个“一以贯之”的反动礼教，非常恐惧、极端仇恨。

孔丘有个学生宰予，曾对孔丘说:“父母死了，守葬三年太久，一年便足够了。”提出了“节葬”主张，反对儒家所提倡的“厚葬久丧”传统。对于宰予的这种叛逆思想，孔丘非常气愤，斥责宰予“不仁”。宰予还曾经公开讥讽儒家的“仁”。他说，井里如果有“仁”，仁者是不是要下井呢？言下之意是，孔丘的“仁”是不准备实行的漂亮话。宰予这个人，对孔丘的陈辞谰调确实很不感兴趣。一次大白天，孔丘讲学正讲得唾沫横飞，宰予居然在下面打瞌睡。对宰予的这种大不敬举止，孔丘又气又恼，大骂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后来，宰予在齐国参加“田常之乱”，(春秋时“田”与“陈”通用，“之”指新兴的封建主陈恒杀齐国国君的一次动乱)死去了，孔丘听到这个消息，恶狠狠地说宰予死得“可耻”。这就充分表明，一向被美化成“爱生模范”的孔丘，对于具有独立见解、敢于反潮流的学生，不但不爱，而且恨之入骨，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当然，孔丘对那些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并且能够在他划定的圈子内“举一反三”的“乖学生”却是视为珍宝、非常喜爱的。

在孔丘的“高足”、“爱徒”中，首屈一指的是颜回。孔丘为什么特别喜欢颜回呢？原因是他最顺从自己。孔丘说:“我同颜回整天交谈，颜回没有一点违抗的神色和意见，顺从得象个木头人”。孔丘还说:“颜回对于我的话，没有不言听计从的。”颜回不仅听孔丘的话，而且孔丘辱骂他，他也决不顶嘴。有一次，孔丘和弟子们在匡城被当地劳动人民所包围，孔丘和颜回等人失散了。他们脱险后重新见面，孔丘对颜回当时没有救自己很不满，责骂颜回:“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颜回不但没有反驳孔丘，反而低三下四地说:“我颜回哪里敢在先生之前死去呢?”正因为颜回奴性十足，极端顺从孔丘，所以孔丘逢人便夸奖颜回，说他是弟子中最“好学”的一个。并说别的弟子顶多能“闻一知二”，颜回却能“闻一知十”,是“举一反三”的典型。但是，这个颜回未老先衰，三十岁左右就白发苍苍，年纪很轻就丧了命，颜回死后，孔丘痛心疾首，拍胸顿足地嚎叫：“老天爷要我的命了！老天爷要我的命了！"真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就与对待宰予之死，形成鲜明的对照。

孔丘这种专断的“举一反三”教育方法，总是与不平等的师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孔丘认为，正常的教学秩序是，老师怎么说，学生怎么做，亦步亦趋，不得稍有违抗。奴隶主统治者还力图给这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罩上一层神学色彩，如《尚书》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认为教师和君王一样，都是上天所立，因此学生在教师面前，只能唯命是从、俯首帖耳。战国时代的儒生写的《学记》一文，更明确提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而后道尊。”《学记》还号召，要用“夏楚二物”(夏、楚是两种灌木，其枝条可做教鞭)，以“收其威”，公开提倡对学生进行体罚。可见，孔丘及其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不仅在执政时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在执教时，也拚命维护“师道尊严”，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说，孔丘这个人很有些恶霸作风。

摘自冯天瑜《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本文为原书第五章第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