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人物简介原名 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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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慈禧太后

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咸丰帝的妃嫔，同治帝的生母。晚清重要政治人物，清朝晚期的实际统治者。

1852年入宫，赐号兰贵人（清史稿记载懿贵人），次年晋封懿嫔。

1856年生皇长子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帝），晋封懿妃，次年晋封懿贵妃。

1861年咸丰帝驾崩后，与孝贞显皇后两宫并尊，称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后联合慈安太后（即孝贞）、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诛顾命八大臣，夺取政权，形成“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清政府暂时进入平静时期，史称同治中兴。

1873年两宫太后卷帘归政。

1875年同治帝崩逝，择其侄子爱新觉罗·载湉继咸丰大统，年号光绪，两宫再度垂帘听政。

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又因1884年慈禧发动“甲申易枢”罢免恭亲王，开始独掌大权。

1889年归政于光绪，退隐颐和园。

1898年，戊戌变法中帝党密谋围园杀后，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光绪帝，斩戊戌六君子，再度训政。

1900年庚子国变后，实行清末新政，对兵商学官法进行改革。

1908年，光绪帝驾崩，慈禧选择三岁的溥仪做为新帝，即日尊为太皇太后，次日17点（未正三刻）在仪鸾殿去世，葬于菩陀峪定东陵。[1]

为政举措

慈禧太后

变法新政

慈禧一生中领导过两次改革，第一次是洋务运动，第二次是清末新政，前者是物质层面上的变革，后者是体制层面上的变革。

推行洋务运动，开辟中国近代化道路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模仿、学习西方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由上到下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引进了大量西方18世纪以后的科学技术成果，引入译入了大量各类西方著作文献，培养了第一批留学童生，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洋务运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实行“新政”，对兵、商、学、官、法进行改革

1901年8月29日，出现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铺开。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隆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2]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首次提出君主立宪

1908年，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推出君主立宪制，并列出了一个为期9年的时间表：1909进行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7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表循序渐进，十年内，中国将成为日本、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国君只是国家的象征，立法权在国会，行政权在内阁，司法权在各级法院，民主宪政的曙光再次降临中国。如果不是慈禧太后改革步子太大，国内外势力的逼迫和颠覆，时间表公布后的当年，她便溘然长逝，最高权威骤失，清廷群龙无首，各省督抚拥兵自重，行宪时间表停摆了，也许今天的中国，很有可能不是如今的政治体制。

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禁鸦片

1901年9月4日，出现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

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

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1905年9月2日，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清政府分别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

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

重用汉臣

慈禧太后知人善用，重用汉人，是有口皆碑的，她手下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等当时的一大批能人，纵观历史，浏览朝朝代代名臣贤达，他们都可无上下之分。她手下的袁世凯，尽管有过复帝的逆施，确实还是有本事的人才。让这样一大批能人甘心受她的指挥，足见她的用人能力。早年协助咸丰皇帝处理国是，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咸丰年间政策方针的实际制定者。开创了同光中兴的基础。以当时内忧外患情形之下，实为中国数千年来之异彩。

兴办女学

1906年， 慈禧太后下禁缠足令，开中国解放妇女之先河。她亲自过问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使之得以昭雪，赦免经不起严刑拷打、作伪证的小白菜一死，严惩浙江巡抚以下与案有关的贪官污吏300多人。

国际前沿

定国旗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原来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同各西方列强的交往日益增多。李鸿章在同西方列强谈判、签约、通商、互派外交人员等外交活动中，看到西方列国庄严悬挂国旗，而中国却无旗可挂，深感有失“天朝威仪”。于是上奏慈禧太后，提出在外交场合中需要有代表大清国的旗帜，请求颁制国旗。慈禧就命李鸿章负责设计图案。经过多方征集筛选，李鸿章上呈了八卦旗、黄龙旗、麒麟旗、虎豹旗等多种方案，供慈禧太后选定，最后决定使用黄龙旗为大清国国旗。最初用于作为北洋水师的军旗，并于1888年（光绪14年）《北洋海军章程》颁布与确认本为海军旗的“黄底蓝龙戏红珠图”为大清国旗（俗称“黄龙旗”）

定国歌

回顾历史，中国在清代以前，闭关锁国，对外交往不多，也就没有国歌。大清驻英国公使曾纪泽在出使期间，看到西方国家在公共礼仪场合演奏国歌，甚为感动，觉得清帝国也应有本身的国歌，因此特地上奏并呈了一部「国乐草案」，但未得到批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大清帝国陆军部成立，谱制了一首陆军军歌，并在正式国歌「巩金瓯」未出前，暂成为国歌。每当在国际交往中需要演奏国歌时，便使用该首军歌代替。直至1911年，清帝国正式制订了国歌「巩金瓯」。

定国徽

清朝的国徽为”蟠龙”徽饰，标志是“蟠龙”的图案，也是清皇室的徽饰象征，代表了清朝国家象征的徽饰。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块国徽。

定国花

1903年，慈禧太后以懿旨形式将牡丹定为国花；

1915年版《辞海》载：“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

慈禧太后默许下，开办女子学校，教授新学，逐渐风行于开埠较早之上海、广州等沿海之城镇。慈禧之举，代表了当年倡导开启中国女学兴办之门先行者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普遍为维新派开明官僚与士绅所接受，尽管它与“男女平等”、妇女彻底解放的距离仍相差甚远，依然与根深蒂固的几千年封建传统道德观念相左，受到拥有强大势力封建卫道士的强烈毁谤和抵制，但女子兴学却如同星火燎原般漫延开来。

后世纪念

慈禧陵寝

慈禧陵寝名为菩陀峪定东陵。

慈禧陵的重修工程历时十三年，直到她死前才告结束。重建后的隆恩殿与东西配殿，在建筑材料的贵重、工艺的精湛、装饰的奢华等方面均居于清朝皇后陵寝的首位。即使是与清朝皇陵相比，某些皇陵也要比她逊色很多。她的随葬品之奢华也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慈禧的随葬品分为两部分：生前置放于墓中金井里的珍宝与下葬时的随葬珍品。

慈禧棺内底部铺金丝织宝珠锦褥，厚七寸，下面缀大小珍珠一万多粒，红光宝石八十五块，白玉二百多块，锦褥上有一层绣满荷花的丝褥，上铺五分重的珍珠二千四百粒。慈禧尸体上盖一条织金的陀尼经被，明黄缎底，捻金织成，织有汉字陀罗尼经文二万五千字，缀有八百多粒珍珠。头上的凤冠由无数珍珠宝石嵌成，其中仅一颗珍珠就价值白银约一千万两。

史书记载

《清史稿》：及文宗末造，孝贞、孝钦两皇后躬收政柄，内有贤王，外有名将相，削平大难，宏赞中兴。不幸穆宗即世，孝贞皇后崩，孝钦皇后听政久，稍稍营离宫，修庆典，视圣祖奉孝庄皇后、高宗奉孝圣皇后不逮十之一，而世顾窃窃然有私议者，外侮迭乘，灾祲屡见，非其时也。不幸与德宗意恉不协，一激而启戊戌之争，再激而成庚子之乱。晚乃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乾，国步遂改。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宫闱。呜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3]

人物评价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是中国历史的帝制时代中，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政治手腕堪称干练，尤其擅长操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以维系自身的绝对权威，清朝因为她的能力而续命数十年。

慈禧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措收效虽不尽成功，但放在历史脉络下做持平之论，多数允称合理。[4]

从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慈禧当政的结果亦受到不少负面评价，包括1885年在对法战争中赢得镇南关大捷，并成功阻止法军登陆台湾的优势局面下，却以主动求和、签订令清帝国丧失安南宗主权的中法天津条约来结束战争。此外，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和约等之缔结，肇因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战败，以及1900年庚子拳乱之大祸。慈禧的执政及决策，于此二事件之发生，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5]

慈禧作为最高权力责任者，拒绝取消维持了300人之短见议和与接受耻辱，这在体现其政治之干练的同时，也多次恶化了近代中国的前途。庚子事变后中国面临辛丑和约的巨额赔款时，其奢靡之风仍未见明显收敛，使晚清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更加恶化，民生凋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