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史心得(陈锋：近四十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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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数年来，财政史学者对中国财政史研究多有评述，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陈明光、郑学檬《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陈明光《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陈明光《20世纪唐代两税法研究评述》，包伟民《宋代财政史研究述评》，包伟民《走向自觉——近百年宋代财政史研究回顾与反思》，陈锋《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陈锋《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申学锋、张小莉《近十年晚清财政史研究综述》，岁有生《清代地方财政史研究述评》，孙兵《20世纪以来明代地方财政史研究述评》等等[①]。这些评述文章，或总体，或断代，或专题，均值得参考。特别是《20世纪中国财政史研究概要》一书，洋洋50万言，对20世纪各断代财政史的研究评述最为细致[②]。在前此学者评述的基础上，本文主要论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一、近四十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历史学者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比较专门化的财政史研究而言，有三个凸显的特征：一是长时期的安定的研究环境。在中国学术史上，恐怕没有任何时期、任何一代学者可以与近四十年的安定学术环境相比，四十年不间断的研究，既造就了一代学者，也出现了精深的研究成果。二是高考制度的改革。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以后，新一代学子入学、毕业、从事科研，在老一辈学者仍然可以从事学术研究以及他们的言传身教之下，使几乎难以为继的学术断档得以弥合，财政史研究队伍迅速成长，各断代财政史名家不乏其人，新时期财政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教育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三是财政史研究的稳定性和自主性。“改革开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对学术研究而言，意味着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意味着视角的转换和领域的拓展。财政史研究专门化程度较高，不论是材料来源还是研究路径，“公允性”、“学术性”、“技术性”明显，不易受价值判断的影响或所谓的“范式”制约，基本上没有研究禁区，有利于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研究的深入。凡此，可以视作近四十年中国财政史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前提条件。

近四十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的繁荣，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

第一，新的研究材料的发掘和运用，促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

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新材料是新问题的锁钥，一如陈寅恪的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财政史研究的突破，尤其需要新的具体的翔实的材料。新的研究材料的发掘主要是指秦汉三国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和清代档案。

秦汉简牍的发现及整理，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存在，并逐渐成为专门之学。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土木工程的高速发展，以及考古事业的进展，秦汉三国简牍大量发现。如秦简牍，从1975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简册开始，到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二世诏书，秦简牍先后发现13批，其中可见文字的简牍超过23000枚。正如陈伟所说：“秦简牍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深刻改变了秦国、秦代的文献状况和历史认知，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③]。而1996年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时期吴国的简牍数量大约有10余万枚，被誉为“世纪性学术大发现”，这批竹简多达200余万字，其中有大量的赋税文书。与此同时，秦汉三国简牍的整理与出版蔚为壮观，1978年文物出版社推出《睡虎地秦墓竹简》后，《关沮秦汉墓简牍》、《龙岗秦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居延汉简甲乙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秦简牍合集》等等陆续出版。秦汉简牍的研究著作，也蔚为壮观，如高敏《云梦秦简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秦简牍整理与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于振波《走马楼吴简初探》（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汪桂海《秦汉简牍探研》（文津出版社2009年版），蒋福亚《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这些著作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赋税财政的研究。

朱德贵的财政史专著《汉简与财政管理新证》（中国财政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则主要依据汉简写成，是利用简牍研究财政史的代表性成果。利用秦汉三国简牍研究赋税财政的论文就更多，如高敏《从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粮、算赋制度》（《文史》第20辑，1983年9月），陈伟《鄂君启节与楚国的免税问题》（《江汉考古》1989年第3期），王子今《张家山汉简<金布律>中的早期井盐史料及相关问题》（《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3期），朱德贵《张家山汉简与汉代户赋制度新探》（《学术论坛》2006年第6期），李恒全《汉初限田制和田税征收方式——对张家山汉简再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 第1期），陈明光《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租税稽征实务述论》（《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100周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2008年11月），沈刚《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纳布记录析论》（《史学月刊》2010年第10期），李伟《从凤凰山汉简看西汉地方财政税收》（《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3期），彭浩《秦和西汉早期简牍中的粮食计量》，（《出土文献研究》第11辑，中西书局2012年版），陈伟《关于秦与汉初“入钱缻中”律的几个问题》，（《考古》2012年第8期）、《里耶秦简所见的“田”与“田官”》（《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4期）等等。先秦及秦汉三国的文献资料向称缺乏，如果没有秦汉三国简牍的发掘与运用，这一时期的财政史研究很难有所突破。

如所周知，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一批反映唐五代时期赋役及财政制度的写本，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已经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均田制和相关赋税财政的研究有比较充分的论述。相关的代表性论文如宋家钰《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唐长孺《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翁俊雄《唐代计帐制度探索》（《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李锦绣《唐前期支度国用计划的编制及实施》（《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赵云旗《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土地买卖的管理机制》（《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张荣强《从计断九月到岁终为断——汉唐间财政年度的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吴树国《试论唐前期吐鲁番地区户税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杨际平《论唐代手实、户籍、计帐三者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3期）等，都值得特别注意。陈国灿的论文集《唐代的经济社会》（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朱雷的论文集《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所探讨的赋税财政制度篇章，主要利用了敦煌吐鲁番文书。

清代档案的发现与利用，也是20世纪的重要学术事件。自从清代档案发现之日起，就有陆续的整理和刊布。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清史工程的启动，清代档案的整理与出版进入快车道。据统计，目前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1000余万件清代档案中，已经整理200余万件。除《历史档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定期整理编辑出版清代档案资料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选出版的与财政相关的档案如《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5册，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1992年版），《清代地租剥削形态》（2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清代漕运史料汇编》（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8册，档案出版社1984—1985年版,《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4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版），《光绪朝朱批奏折》（120册，中华书局1995—1996年版）,《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18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40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户科》（10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清宫扬州御档》（18册，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版），《清宫颐和园档案·营造制作卷》（8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等。这些档案汇编中包括了许多财政史料，有的还有财政史料专集，如《历史档案》辑录了《顺治年间设关榷税档案选》、《顺治年间征收杂税史料选》、《顺治年间两淮盐务题本》等，《清代档案史料丛编》辑录了《顺治十八年加派练饷》、《顺治年间清查起科明藩田产》、《大学堂经费问题史料》等。除中央档案外，地方档案如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清水江文书等，也相继整理出版。因清史工程而整理出版或影印出版的档案资料及其他财政资料如《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2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补编》（10册，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63册，国家图书馆辑，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2008年版），《晚清财政说明书》（9册，陈锋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太平天国财政经济资料汇编》（2册，赵德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这些档案资料及相关财政资料的整理出版，极大的促进了清代财政史的研究，从而使清代财政史的研究成果在断代财政史研究中尤为突出。

第二，财政通史、断代财政史、专题史以及有关论文集的出版，空前活跃。

在20世纪上半叶，即有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出版，这些著作开财政通史撰写之门径，其意义不可小觑，但大多简要和程式化。1978年以后，首先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财政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版）出版，随后有多种财政史教材出版，这些教材大多分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等门类，条块分割，依然简要和程式化，只是一般性的教材，只有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这与改革开放之初财政史研究在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相关联。

近十多年来，随着多卷本《中国财政通史》的出版，财政通史的研究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多卷本《中国财政通史》有两种，兹事体大，为了便于总结经验，不妨分别将撰写人列出：

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12卷12册，中国财经出版社2006年版。第1卷《中国财政起源和夏商西周卷》，吴才麟。第2卷《春秋战国秦汉卷》，黄文模、李洪波。第3卷《魏晋南北朝卷》，李炜光。第4卷《隋唐卷》，孙翊刚。第5卷《五代两宋卷》，叶青。第6卷《辽、金、元卷》，赵云旗。第7卷《明代卷》，陈光焱。第8卷《清代卷》，陈光焱。第9卷《中华民国卷》，刘孝诚。第10卷《革命根据地卷》，李炜光。第11卷《当代卷》，赵全厚。第12卷《大事记》，史卫。

叶振鹏主编《中国财政通史》10卷18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卷《先秦财政史》，杨华、段君峰。第2卷《秦汉财政史》（上、下），杨际平。第3卷《魏晋南北朝财政史》（上、下），陈明光、王万盈。第4卷《隋唐五代财政史》（上、下），陈明光、孙彩虹。第5卷《宋辽西夏金元财政史》（上、下），上册黄纯艳，下册刘云。第6卷《明代财政史》，张建民、周荣。第7卷《清代财政史》（上、下），上册陈锋，下册陈锋、蔡国斌。第8卷《中华民国财政史》（上、下），焦建华。第9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财政史》（上、下），李炜光、赵云旗。第10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上、下），上册陈光焱，下册叶青、鄢圣鹏。

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在财政部项部长的领导下，成书较快。叶振鹏主编《中国财政通史》，陈明光和我名列副主编，陈明光负责五代以前部分，我负责宋代以后部分，陈明光用力尤多。先从编撰学术史《20世纪中国财政史研究概要》起始，历时十余年。两部书的分卷不太一样，应该说后者更为合理。两部书各卷的作者有少量重合，但执笔的卷别不一样，应该说后者更代表了作者的研究专长。两部书的体例结构、写作理念、研究深度以及学术规范，更表现出许多不同，值得认真体味。叶振鹏主编《中国财政通史》在出版后获得国家政府图书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学术界和读者的认可。

黄天华《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4卷480万字，以一人之力编写皇皇巨著，确实不容易，值得赞扬。但媒体的宣传报道多有不实。该书存在的问题后面还会有所涉及。

关于断代财政史，之前只有贾士毅《民国财政史》、《民国续财政史》以及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鞠清远《唐代财政史》等为数极少的几种。改革开放之后最先出版的断代财政史当属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和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④]，之后陆续出版多种，如吴才麟《史前经济与财政起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蔡次薛《隋唐五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六朝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黄纯艳《宋代财政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倪玉平《清嘉道财政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左治生《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邓绍辉《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版），史志宏、徐毅《晚清财政：1951—1894》（上每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倪玉平《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等。上述叶振鹏主编《中国财政通史》之《先秦财政史》、《秦汉财政史》、《魏晋南北朝财政史》、《隋唐五代财政史》、《宋辽西夏金元财政史》、《明代财政史》、《清代财政史》、《中华民国财政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财政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也构成了完整的较为系统较为深入的断代财政史序列。

各断代财政史家也有论文集出版，如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汤象龙《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论文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宋家钰的论文集《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韦庆远《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陈锋《陈锋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清代财政史论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中国财政经济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李炜光《中国财政史述论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陈明光《汉唐财政史论》（岳麓书社2003年版），张荣强《汉唐籍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魏光奇《清代民国县制和财政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等。前辈财政史家除梁方仲先生有《梁方仲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崔敬伯先生有《崔敬伯财政文丛》（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出版，以及《彭雨新文集》即将出版外，其他少有整理出版。崔敬伯先生、汤象龙先生、梁方仲先生、彭雨新先生、彭泽益先生等[⑤]，是财政史研究的开拓者，他们的论文大多发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或改革开放以前，他们论文集或文集的出版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其他学者的论文集则基本上是新时期财政史研究前沿的代表。

专题史包括两种形式，一是通代专题史，二是断代专题史。

通代专题史，以出版先后而言，如周伯棣《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孙翊刚、董庆铮主编《中国赋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殷崇浩等《中国税收通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宋昌斌《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稿》（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叶世昌等《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姚遂《中国金融思想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成伯主编《中国赋税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李埏、武建国主编《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孙翊刚《中国财政源流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想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付志宇《中国税收思想发展论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李飞、赵海宽等主编《中国金融通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傅光明《中国财政法制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李金华主编《中国审计史》（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方宝璋《中国审计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孙文学主编《中国财政思想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黄天华《中国税收制度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吴慧《中国盐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陈明光《中国古代的纳税与应役》（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等。

断代专题史，以朝代及出版先后而言，如周国林《战国迄唐田租制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出版社1984年版），罗庆康《西汉财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郭浩《汉代地方财政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方宝璋《宋代财经监督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版），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高树林《元代赋役制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程利英《明代北直隶财政研究——以万历时期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边俊杰《明代的财政制度变迁》（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三谋《明清财政史新探》（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版，纪丽真《明清山东盐业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版）。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陈锋《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袁良义《清一条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何平《清代赋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小也《清代私盐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临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三联书店2006年版），陈锋《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史玉华《清代州县财政与基层社会》（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邓亦兵《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周琍《清代广东盐业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岁有生《清代州县经费研究》（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史志宏《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倪玉平《清代关税：1644—1911》（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余庆元《清代徽州鱼鳞图册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戴建兵《中国近代纸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连红《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姜良芹《南京国民政府内债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三联书店2005年版），马陵合《晚清外债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马金华《中国外债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申学锋《晚清财政支出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夏国祥《中国近代税制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付志宇《中国近代税制流变初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张宁《中国近代货币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朱红琼《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及其变迁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潘国旗《近代中国地方公债研究——以江浙沪为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付志宇《近代中国税收现代化的思想史考察》（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彭立峰《晚清财政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武普照《近现代财政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马金华《外债与晚清政局》（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刘增合《“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三联书店2014年版），张侃《中国近代外债制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这里罗列了一些主要的成果，此种罗列主要在于展示财政专题史研究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成果众多，涉及到思想、政策、会计、审计、国库、土地、户籍、册籍、田赋、徭役、关税、盐税、茶法、漕运、军费、俸禄、货币、金融、公债、内债、外债、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等许多方面，呈现出覆盖面广并且题材多样的特征。

可以说，四十年来，不论是财政通史、断代财政史，还是专题财政史，其规模、数量、深度，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第三，财政史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视野屡屡展现。

前述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清代档案等新材料的运用，属于一种新方法，数据库运用、计量分析等也是一种新方法。大凡一种新方法的运用，都会出现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成果。这里说的“新方法”是指新的财政史研究内容或研究体系、研究模式的建构。

以往（包括改革开放初期）的财政史研究，基本上形成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三大块的固定程式，分析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即可一目了然。马大英《汉代财政史》的章目为：财政收入概略，田租，徭役与更赋，算赋和口赋，关税与市租，牲畜税与贳贷税，山川园池收入，专卖收入，鬻爵卖官与赎罪收入，贡献收入；财政支出概略，官制与俸给支出，军费支出，经济事业支出，教育文化支出，宗教迷信支出，灾荒赈恤支出，皇室支出；屯田；货币与财政；财务行政与上计吏；官奴婢、刑徒、奴隶劳动。周伯棣《中国财政史》分为“周以前的财政”、“周代的财政”、“秦汉的财政”、“魏晋南北朝的财政”、“隋唐的财政”等章，“秦汉的财政”等章均是整齐划一的分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务行政加以论述。这种固定程式被各种版本的财政史教材（包括最新版的财经院校教材）所沿袭。说到底，这种固定的论述模式是就财政论财政的研究方法，没有突破制度史的范畴。

新一代财政史家的研究，在研究体系和研究模式方面已经有较大的改观，笔者的《清代军费研究》已经不是单纯的军费研究，除在有关章节中涉及军费与军政、饷制与兵制外，列有 “战争、军费与和会经济”专章，分别探讨战争对社会经济的一般影响，军费筹措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战时、战后的赈济与蠲免对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影响，战后社会经济恢复的其他措施，遵循着军费——军政——财政——经济——社会的研究理路。笔者在《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在引言“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中也指出：“传统社会的国家财政，从总体上体现着国家政权为实现其职能，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种分配关系的简明形式就是国家对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把握，其实质则是国家凭藉权力对剩余产品的占有和重新分配。……财政与经济相互作用、密切关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制定的财政政策，虽然由于政策目标的不同而表现出诸多效果差异，但从总体上看，传统社会的经济政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财政政策，统治者对经济的重视，毋宁说是对财政的重视，在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被首先考虑是毋庸置疑的。即便如此，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必然是社会经济的反映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者之间的协调、制约与和相互影响。以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所包含的诸多内容来衡量，清代的货币政策当然是不完备的，在‘理财’、‘裕国’的主旨下，它往往被视作财政政策的一种手段而存在。即便如此，清代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还是有着各自偏重的领域或范围。清代的财政政策，主要围绕着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而运作，并对财政体制乃至社会经济产生直接的影响。清代的货币政策则主要是对货币发行和流通的控制。当然，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联以及银、钱比价的变动和通货膨胀等因素，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而且，货币作为‘流通的伟大车轮’（亚当·斯密语），碾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无处不在”。这也是我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所以再次引述。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点上，所以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并将似乎是社会、经济史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意旨在于标明财政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财政问题，社会、经济事项也必然与财政关联。

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所列专章“宋代地方财政窘境及其影响”、“地方财政区域间不平衡问题”、“关于赋税征发的阶级不平等性问题”，也是将财政、赋税问题与社会、阶层、经济、民生进行统合。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刘增合《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倪玉平《清嘉道财政与社会》、《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史玉华《清代州县财政与基层社会》，邓绍辉《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书名本身也已经标示出财政史研究框架结构的新走向。

不管是否承认，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研究课题的选择必然伴随着时代脉搏，财政史研究的新视野必然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变局相契合。在改革开放之初，财政史研究大多是老课题的延续或翻新[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有关历史上财政改革、财政变革、财政转型、财政审计、财政监督、财政调度、财政预算、军费支出、俸禄支出，以及财政思想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税收与吏治的关系、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财政奏销与财政内销外销的关系、财税管理机构的职能变化等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税收领域出现的问题以及国家财政政策越来越重视税收种类的调整、纳税人的利益以及越来越关心民众福祉，历史上的苛捐杂税以及新的税种的征收也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不断有文章发表，并且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

比如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研究，除前述郭浩《汉代地方财政研究》、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岁有生《清代州县经费研究》、史玉华《清代州县财政与基层社会》、朱红琼《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及其变迁史》等专著外，江晓敏《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南开学报》2003年第第5期），包伟民《从宋代财政史看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地方化》（《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陈锋《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清代财政制度创新与近代财政体制发端》（《光明日报》2017年8月7日）、《明清变革：国家财政的三大转型》（《江汉论坛》2018年第2期），杨国安《集权与分权：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及其调整》（《光明日报》2017年8月7日），魏光奇《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危机》（《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戴一峰《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近代海关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杜恂诚《民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潘国旗《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看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焦建华《现代化进程中的集权与分权：南京国民政府分税制改革再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等等，都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

再如杂税研究，刘浦江《金代杂税论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陈高华《元代商税初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1期），陈锋《清代前期杂税概论》（《人文论丛》2015年第1辑）、《再论清代前期的杂税与财政》（与王燕合作，《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7年卷》），李玉《晚清印花税创行源流考》（《湖湘论坛》1998年第2期），周国平《晚清广东赌饷探析》（《广东史志》2001年第3期），徐毅《晚清捐税综论——以1851—1894年为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3期），凌滟《清末广东赌饷与地方财政》（《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3年卷）等，都值得注意。其中以王燕近年的研究最为突出，除完成近50万字的《晚清杂税研究》的博士论文外，陆续发表《晚清杂税名目及其产生之必然性初探》（《江汉论坛》2013年第8期）、《晚清杂税的征收特征》（《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4年卷）、《晚清财政摊派与杂税产生之研究》（《人文论丛》2015年第1辑）、《试论晚清杂税的不确定性特征》（《辽宁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晚清妓捐征收与警费之来源》（《人文论丛》2017年第2辑）、《晚清财政变革与国计民生》（《江汉论坛》2018年第2期）、《晚清杂税与杂捐之别刍论》（《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晚清印花税的引进与窒碍》（《财政史研究》第11辑，2018年）等一系列文章，引起学界的注意。

又如新税种的研究，以魏文享近年对所得税的研究，柯伟明对营业税的研究最为集中。魏文享先后发表了《近代职业会计师与所得税法的推进》（《人文杂志》2013年第3期）、《国家税政的民间参与——近代中国所得税开征进程中的官民交涉》（《近代史研究》2015年2期）、《“对逃税作战”：近代直接税征收中关于逃税问题的论述》（《兰州学刊》2016年第2期）、《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安徽史学》2016年第4期）、《抗诉与协征之间：近代天津商人团体与所得税稽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4期）、《华洋如何同税：近代所得税开征中的外侨纳税问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近代所得税的税制演变与征收实践》（《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9日）等文，柯伟明连续发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地方与商界的税收纷争——1931年营业税法颁布前后的分析》（《民国档案》2011年第4期）、《民国时期地方税收权力的流失——以1939—1949年重庆营业税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2年第1期）、《战时政府与商界的税收关系——以四川营业税税率风波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2期）、《论战时四川营业税制度的改革》（《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3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再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营业税征收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民国档案》2014年第2期）、《论民国时期的营业税税率与税负》（《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苏营业税的创办与改革》（《民国研究》2016年第2期）、《民国时期特种营业税的征收及其影响》（《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等文，成为对民国年间所得税、营业税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新视野下新课题的选择，不但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也对财政史研究的拓展有重要意义。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问题不但与国家机器的运转、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而且关涉到人民的生存状况、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历史上财政问题的重要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也特别重视对历史上财政问题的研究引导。近年，连续有重大招标项目立项，如2015年陈锋《清代财政转型与国家财政治理能力研究》（武汉大学），2016年倪玉平《清代商税研究与数据库建设》（清华大学），2016年魏文享《近代工商税收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7年黄纯艳《中国古代财政体制变革与地方治理模式演变研究》（云南大学），由四个课题组联合举办的“财税史论坛”也连续举办，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财政史研究蓬勃之象的展现。

二、近四十年中国财政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财政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值得反思，大要说来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是财政学与历史学对财政史研究的各自为政。财政史作为历史学与财政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财经学界的学者和历史学界的学者在研究历史上的财政问题时体现各自的特色是毋容置疑的，但问题在于，历史学界的学者注重史实的罗列和考辨，一般不太注意财政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影响到财政史研究的理论归纳和宏观视野。财经学界的学者则大多不愿在史料的挖掘和考证史实上下功夫，人云亦云，以致错讹百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对财政史的学科特征和本身的定位有关。财政史作为专史，具有交叉学科的特征，财政史学者的出身、经历、学养不同，有的偏重于历史学，有的偏重于财政学，研究方法会有所不同，但不管如何不同，并不能改变财政史的历史学特征。笔者认为，财政史毕竟是历史研究，一旦研究财政史，必须遵循历史学的研究规律，尽量还原历史，把财政史实缕述清楚，史料是基础，实证是主要的手段，财政学以及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只能是一种理论与方法，处于从属的地位。吴承明先生认为：“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中国史学自司马迁起就是实证主义的，宋代加入义理，并改进因果论证。清代考据学、训诂学出现盛况，20世纪初兼采考古学成果和西方考证方法，益臻完善。……经济史的根据仍然是经过考证的史料，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⑦]。这段话虽然是针对经济史研究而言，但对财政史研究的定位也十分妥帖。历史学界和财经学界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应该加强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二是一般历史研究、经济史研究对财政问题的漠视。笔者一向认为，财政史研究是制度史研究，财政史研究的主题是相关财政制度的分析，但由于财政是传统社会统治者最为重视的类项，传统社会的经济政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财政政策，财政涉及并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应该遵循财政——经济——社会的研究路径。反过来说，财政史又是研究经济史、社会史的重要基础，历史上的大多事项，均与财政有关，所谓历史上的财政问题，往往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财政与经济、社会交织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一般性的历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应该对财政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但是，即使与财政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的经济史著作也缺乏对财政史的研究，如著名的经济通史著作，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10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除郑学檬、陈明光等著述的第四卷，隋唐经济史，陈锋、张建民等著述的第八卷，清代经济史，有较多的财政问题论述外，第一卷，先秦经济史，由陈振中、罗运环、陈伟合著，仅有一章论述“夏商周时期的土地和赋役制度”，第三卷，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何德章著，第九卷，民国经济史，王方中著，则基本没有财政史的内容。又如周自强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9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⑧]，其中清代经济卷分为上中下三册，由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包括农业篇、手工业篇、商品流通篇、土地分配篇、地主经济篇、农民经济篇等，也基本没有财政史的内容[⑨]。这不但反映出这些大型著作的编撰体例不一致，也更多的是由于有关作者不治财政史所致。而有些历史研究、经济史研究述评和总结性文章，也大多缺少对财政史研究的评论，如新近发表的张海鹏《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学的发展》（《人民日报》2018年8月6日），没有涉及取得重大进展的财政史研究，魏明孔《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5期），仅用如下数语评述：“另外，商业史、交通运输、赋税、财政等领域都有很多优秀成果，财政史研究中陈明光、汪圣铎、李锦绣、王万盈、陈锋、倪玉平等学者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张海鹏为原任中国史学会会长，魏明孔为现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是近代史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权威学者，由于他们评论的对象不同，当然会有所侧重，但对财政史的较少关注，不利于财政史研究的总结与进一步发展。

三是选题重复和学术研究的不规范。笔者在《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中已经指出过：“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不够。关于这一个问题，近年已有不少文章进行指摘，也已有所好转。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晚清财政史研究的规范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当数量的论文选题重复，没有新意或新意很少，甚至不乏拼凑抄袭，不断地制造学术垃圾。二是有些论著既不进行学术史的检讨，也不借鉴或甚少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视野的受限，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有意无意的漠视”[⑩]。十多年过去，这一问题依然存在，或者在急功近利的情势下依然难以杜绝，不得不再次重申。

关于选题的重复。各断代财政史的重复性论文举不胜举，重复性论文，后出者到底有多少新见，实在难以言说，前说“不断地制造学术垃圾”已经是极而言之。前述两种多卷本《中国财政通史》，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认真比评，有些卷别，存在较多的问题，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这种多卷本的大型著作，在整体规划和选择作者方面需要特别慎重，出版社在制定出版规划时也需要特别慎重。即使是专著，选题重复的现象也非常突出，如前述断代专题史专著，在清代关税研究方面，有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邓亦兵《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清代关税：1644—1911》，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在外债研究方面，有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马陵合《晚清外债史研究》，马金华《中国外债史》、《外债与晚清政局》，张侃《中国近代外债制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等。从题目来看，基本类似。这些专著的作者都是已经成名的专家，论述当然会有所不同，也自然会有所衡量。我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老一辈学者极少有专题研究“撞车”的现象，如知悉“撞车”，会及时避让（包括不拿出来发表）。当下研究财政史的学者众多，选题重复或许难以避免。不管是论文还是专著，如果题目接近，就需要指明前者之是与非，就应该在论述主体（本体研究）和相关问题（扩展研究）上有新的见解。写到这里，正好看到赵世瑜新出版的《面目可憎——赵世瑜学术评论选》的“自序”：“有了有趣的想法，就把它写出来，如果没有，不要说写书，写文章也无聊，还不如睡觉”。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关于学术研究的不规范。凡从事学术研究者必须遵守学术规范，自不待言。明目张胆的抄袭拼凑已经为大家深恶痛绝，这样的“著作”已经少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因为我研究过军费，所以当知道《中国历代军费研究》出版后，专门购买阅读，结果大失所望，也大为吃惊。《中国历代军费研究》为王俊杰、龚泽琪、傅凌主编，海潮出版社2004年出版[11]。海潮出版社是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综合出版社，笔者见闻不广，主编者没有听说过，经过网络查询，第一主编王俊杰担任过武警总部后勤部部长、财务部部长。该书前言说：“是在引证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出土文书、考古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写成。为了扩展军费研究领域，我们尽可能注明材料的来源。但是，因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一注明出处，敬请学者、读者谅解”。本书的出注极少，通篇几乎没有参考著作，确如编者所说“不可能一一注明出处”，其中清代军费部分，大量抄袭笔者的《清代军费研究》。应该说，王俊杰非专业研究者，或许可以“谅解”。上海财经大学黄天华教授的多卷本《中国财政制度史》，受到上海媒体的广泛赞扬，其第四卷所列“清前期军费开支数额”、“京城八旗官兵出征行装银”、“东北官兵出征行装银”、“蒙古官兵出征行装银”、“直省驻防官兵出征行装银”、“京城八旗官兵及跟役出征盐菜银”、“清前期各朝主要战争费用概计”等表，均注明引自王俊杰、龚泽琪、傅凌主编《中国历代军费研究》。而这些统计表均是《中国历代军费研究》抄自《清代军费研究》（未注明出处）。这样，问题就来了，笔者的研究成果成为了《中国历代军费研究》的研究成果。黄天华的著作已经出注，或许也可以“谅解”，但不辨学术源流加以引用，混淆了视听，貌似规范却并不合规。查阅黄天华多卷本《中国财政制度史》附录的“主要参考文献”，不但“典籍与史料”仅为二十四史和资料汇编，有关“论著”，特别是历史学界熟知的专著大多疏缺，这或许是某些财经学出身的财政史学者的通病。黄天华是著名的财政史专家，也有这样的疏漏，不能不引起学界的注意。黄著不但连2006年出版的项怀诚主编的12卷本《中国财政通史》以及2013年出版的叶振鹏主编的10卷本《中国财政通史》没有参考（据“后记”称，该书“于2017年基本完稿”），甚至有媒体评论说该书“是该领域的奠基之作”，“填补了财政史研究领域的空白”，是“第一本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中国财政制度史》”。这又意味着不但学术研究需要规范，学术评论也需要规范。

四是不同历史时段研究的不平衡与相关财政问题研究的阙失。陈明光已经指出：“大体来说，对汉、唐、宋、清代前期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对春秋战国、秦朝、三国两晋南北朝、辽西夏金元、明等朝代财政史的研究相对薄弱”[12]。虽然现在由于多卷本《中国财政通史》的出版，各个朝代的财政史都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特别是叶振鹏主编的10卷本《中国财政通史》体量宏大，事实上是各断代财政史的集成。但从总体上看，陈明光说的情况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仍然集中在唐、宋、清等朝代。即使是这些研究较为深入的朝代，也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引人注目的厘金研究，虽然近年论著不少，但从总体上还没有超出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日本学者井出季和太的《厘金》、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以及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有的朝代研究的薄弱是由于资料的欠缺，有的则不尽然。新时期秦汉简牍的大量发现及整理，已经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只有朱德贵利用简牍治财政史较为突出，李学勤、陈伟等简牍整理与研究大家，则不治财政史。另外像明代、民国的财政资料都较为丰富，尚需要学者的共同努力。

现在已经很难像四十年前那样随意发现财政史研究的空白点，所谓相关财政问题研究的阙失只是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如皇室财政的研究、赋税征收册籍与征收方式的研究、地方经费支出与地方治理模式的研究、赋税征收与人民生活状况的研究等，前二者主要是对财政本身的制度史研究，后二者主要是对财政与相关问题的研究。

对皇室财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明代以何本方、高寿仙、赵中男、苏新红等人为代表，近年又有李园的相关研究[13]。清代以台湾学者赖慧敏的研究最为突出，我恰好评阅了她的《乾隆皇帝的荷包》（中研院近代史所专刊2014年版）的送审稿，其送审稿的名称就是《乾隆朝的皇室财政》，该著对乾隆一朝涉及皇室财政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大陆学者祁美琴、汪茂和、成嘉玲、魏鉴勋、关嘉录、滕德永、申学锋、陈锋等人也有相关论文[14]，但未见系统全面的专著。

对赋税征收册籍与征收方式的研究，除梁方仲、韦庆远等先生早年的研究外，近些年来主要有前揭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袁良义《清一条鞭法》、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余庆元《清代徽州鱼鳞图册研究》等专著，以及栾成显、陈锋、何平、杨国安、汪庆元、梁敬明、胡英泽、李义琼等人的先后探讨[15]。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的黄册、鱼鳞图册及部分赋税征收册籍，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