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发行局(中国报刊发行：70年巨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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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北京东四邮电局局长室响起了一阵电话铃声。来电的是家住北新桥的一位99岁高龄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由于错过了报纸订阅时间，着急的老人将电话打到了这里。

副局长付金生马上与投递部主任一同赶往老人家中，为其补订。来到屋前，只见老人房门虚掩，推门即可进入。因怕听不到敲门声，老人常年不锁房门，等待投递员……

百姓的信赖，是对报刊发行业务无形的褒奖。岁月流转，除了不变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国报刊发行业，在波澜壮阔的70年中，各方面都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确立道路·树起“邮发合一”大旗

6月10日，在东四邮电局的分拣大厅内，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分装即将投递的报刊信件。占据整个大厅一半面积的桌面上，堆满了各类报纸期刊。老师傅们用娴熟的手法，将它们分拣到不同的格眼中，确保投递的准确。

这样的分拣工作，在邮局已经开展近70年了。形成如今由中国邮政接手报刊发行的局面，还要从1950年说起。

1950年，报刊发行业发生了一件大事：人民日报社与邮电部邮政总局签订了一份重要文件——《关于报纸发行工作的协定》。从此以后，这个中国第一大综合性日报，结束了自己组建发行网络的历史，从1950年3月1起，将发行工作全部交由邮局办理，并将报社的发行组织逐级与邮局合并。

随后，各地和各部门出版的报纸，也陆续交邮局发行。1952年12月28日，当时的邮电部与出版总署颁发《关于改进出版物发行工作的联合决定》，决定将原由各书店发行的杂志全部移交邮局办理，新华书店的期刊发行部门也与邮局合并。至此，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邮发合一”体制。

“‘邮发合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报刊发行制度，也是一条始终跟随党的领导走出的报刊发行道路。”中国邮政报刊发行局总经理曹建申感叹道。

依托遍及全国的邮政网络，目前全国邮发报刊已达上万种。其中邮发报纸种类从70多种增加到2000多种，邮发期刊种类从30种增加到近万种。“这些看得见的数据，反映了我国报刊发行事业不断发展与繁荣。”曹建申说。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报刊数量增加，我国报刊发行竞争日益激烈。1985年1月1日，《洛阳日报》选择自办发行，成为我国首家自办发行的报刊单位。从此，形成了“邮发合一”发行模式与多渠道发行体制的分水岭，《天津日报》《重庆日报》《南京日报》《广州日报》等都踏上了自办发行路。

技术变革·从送去纸型到送上卫星

198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一辆轿车从人民日报社西门驶出，车中载着《人民日报》纸型和当日报纸，飞快地驶向首都机场。那是如今在人民日报社出版管理处工作的甘越仪，第一次送纸型，他好奇又激动。

送纸型是那一特定发行年代出现的名词。为了提高发行速度，报社会在多个城市设立分印点。报纸打样做成模板，即纸型，通过汽车、火车、飞机等各种交通工具送到各分印点，以此避免大量报纸的运输。这样的方式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在当时，这可是少数发行量大的报纸才有的“业务”。

在那个贪睡的年纪，甘越仪不敢怠慢，他特意买了两个闹钟，生怕睡过头耽误了工作。

一次，天空飘雪，由于道路湿滑，迎面而来的汽车来不及刹车，与甘越仪送纸型的车相撞。后座的老师傅让甘越仪把纸型筒放在路边。送纸型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若是遇上汽车出故障，其他报社的车会主动帮忙。果然，不一会儿路过的《工人日报》司机见状，连忙说：“快坐我的车！”

最初到机场送纸型的报社只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参考消息》。后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也加入进来。机场还专门组建了纸型组。

直到90年代初，激光照排技术的应用，才让纸型逐步退出报纸发行的队伍。

纸型退出了历史舞台，《人民日报》开始采用微波传真。1991年，《人民日报》上了国内第一套卫星传输系统。通过卫星压缩数字信号，再通过广播式的传输，发送到各印点，保障了发行速度。“从那以后，有印点的城市基本上实现了与北京同步见报。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人民日报社发行出版部主任童俊峰说。

“报刊发行在90年代发生了三大技术革命，一个是铅印改胶印，一个是电子排版，再一个就是卫星传输。”人民日报社发行出版部出版管理处处长孙建辉补充说。

转变思路·新技术助推发行业务

“发行处每年上半年基本上都在做调研，开展调查研究已经成为我们推动工作的一个抓手。调研的过程可以让我们提高认识、理清思路；调研的结果让我们明确了目标，并可以贯穿全年中心工作。”人民日报社发行出版部发行处处长赵宽说。

2017年，《人民日报》实现了在全国21个省（区、市）2000多个县全部当日见报，这就得益于赵宽他们依靠调研，找到了破解发行时效难题的钥匙。

能够潜下心来做调研，是发行人难得的工作态度。从关注发行数量到关注发行质量，《人民日报》发行工作完成了一次转变。而这样的转变，不失为全国报刊发行的范本。

融媒体时代，能快速转变思路，抓住机遇，是再创佳绩的关键。“利用好新媒体、新技术，可以通过二次传播扩大受众覆盖面，进一步增强纸媒的传播力、影响力，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赵宽说。

为此，他们探索利用新技术，开设了微信服务号。服务号除了销售报纸外，不仅能够更好地服务读者，增强用户黏性，还能作为调研的工具，为获取海量的用户数据和意见反馈提供支持。据赵宽介绍，目前，服务号的销售、服务与品牌推广功能已经开始产生相互叠加、此长彼长的作用，助推着报纸发行业务的开展。

接续奋斗·多地传来无人机投报消息

曾经在北京市东城区多福巷社区，有一个两天没有吃饭的老人，由于过度饥饿，把投递员姚平错认成闺女。姚平回到投递部，撂下车就回去给老人做饭。从那以后，她就经常去老人家中询问情况。后来，越来越多的“姚平”出现在了大街小巷。

70年间，报刊发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作为完成发行工作“最后一公里”的使者，直至今天，他们依旧拨动着清脆的自行车铃，穿梭在乡村城市之间，传递温暖。

“我读了一辈子《人民日报》，现在退休了，每天早上最盼望的就是打开信箱，看到报纸的一瞬间。”这是打进人民日报社发行处的一通电话。

为不辜负像这样千千万万读者的企盼，报刊出版单位和发行单位都在不断加强精细化研究，以保证发行工作有序进行。

据赵宽透露，人民日报社发行处正在通过研究大量调研数据，精确倒推发版时间，以保证各地发行时效。而中国邮政也正在探索发行数据的实时监控功能，发行工作的可控性有望大幅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后，尤其是近几年，国家大力开展融媒体建设，中国邮政加快推动报刊发行转型升级，在数字媒体产品发行领域崭露头角。”曹建申说。

从记忆中穿梭大街小巷的绿色自行车，到如今多地传来无人机投报的消息，我国的报刊发行业，在一代代发行工作者的不断奋斗中，翻开崭新的篇章。（见习记者 陈妙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