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室效应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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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温室效应的研究报告范文第1篇
背景介绍
受白宫2001年5月11日的委托，隶属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国家研究理事会地球生命研究部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以下简称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于2001年6月6日向白宫提交了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科学问题的咨询报告，以供布什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决策参考。该报告根据美国的全球变化研究工作对100年以来以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为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对ipcc关于气候变暖的的研究成果与预测作了剖析。ipcc一直呼吁各国对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更加严厉的控制措施，并于1997年12月达成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 《议定书》中明确指出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世界38个发达国家6种温室气体（以co2作用最为突出）的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美国减少7％，欧盟成员国减少8％。但布什政府对是否存在全球变暖趋势、变暖的程度以及其在温室气体排放中应承担的义务持怀疑态度，这引起了国际上尤其是欧洲各国的不满。事实上，美国离《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却越来越远。按照美国在1995年至2000年间co2排放的平均增长速度，到2008年时，美国的co2排放量不但不会减少，而且要比1990年高出35％，这将严重影响全球减排计划的实现（enerdata能源信息统计所，2001年6月8日）。如何履行美国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义务，成为布什于6月12日的首次访欧中的第二大焦点问题（首要问题是国家导弹防御计划）。
该咨询报告承认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如关于自然变化对全球变暖的作用有多大等，但总体上支持欧洲国家领导人和环保组织以及ipcc的观点。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主席ralph j. cicerone说：“我们知道地球大气层的温室气体越来越多并导致地面气温上升。但对于迄今为止的气温上升，我们还不清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但是，根据物理原理和计算机模拟，我们认为气候变暖会继续加剧，因为温室气体排放仍在继续”。
对于在全球变化认识上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认为主要是由于假设的差异、模型的差异以及替代数据的准确性等原因造成的，但即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全球变暖以及海平面的上升都将伴随着整个21世纪。为减少目前全球气候变化模型预测中的不确定性，需要在以下两点的认识与模拟上取得较大进展：①决定大气温室气体与气溶胶浓度的因子；②决定气候系统对温室气体增加的敏感性的反馈机制。对气候监测来说，规划一个全球观测系统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由于人类活动，温室气体在地球大气中不断积累，引起了陆表与海表温度的升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所观测到的变化很可能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变化的一些重要部分也是自然变化的反映。人类引起的变暖以及与之有关的海平面的上升预计会持续整个21世纪。由计算机模型模拟和基本的理论推算得出的一些相关影响（包括雨量的增加、半干旱地区干旱程度的增加）十分依赖于变暖的程度及其发生的概率。
由ipcc（气候变化政府间工作小组）对人为引起的全球变暖进行的基本可信的评估是以气候驱动力*增加为前提的，如co2将加速全球变暖的进程。到21世纪末，全球温度升高3℃的预测是与云层和大气相对湿度影响全球变暖的假设相一致的。这一预测也与通过比较冰期－间冰期的温度振荡所得到的气候敏感性结论相一致，冰期－间冰期的振荡导致了气候驱动力的变化。所预测的温度升高对有关温室气体和气溶胶浓度的升高的反应极为敏感。因此，国家的决策在目前以及今后较长时期内将影响脆弱的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所遭受损害的程度。因为目前对气候系统在自然状态下如何变化以及如何响应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排放的认识还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一预测结果应当看作是暂时的，需要根据未来的变化进行调整。
气候变化科学委员会所提交的咨询报告中力求对气候变化科学问题以及ipcc研究成果的可信度进行更为清晰的描述。详尽的表述对政策制定者很有帮助，因为他们需要考虑缓解气候变化或是适应气候变化等多种选择。该咨询报告主要回答了以下一些白宫以及民众关注的关键科学问题。
1 自然气候变率的幅度有多大？
众所周知，在局地和区域空间尺度上，以及短至十年的时间周期上，自然气候变化的幅度十分宽广（超过几个摄氏度），降雨的变化也十分大。例如，有证据证明像20世纪30年代的“尘盆（dust bowl）”的剧烈干旱，在10-14世纪的美国中部非常普遍。通过冰川反复进退的对比研究得出，局部地区的平均温度变化已经超过10℃。评估全球平均温度的自然变化非常困难，因为现有的数据空间覆盖较小，且替代数据推断温度难度大。虽然如此，仍有证据表明，在最近一次冰期的冰川后退期间，全球变暖的速率是2℃/千年。
2 温室气体和其它对气候变化具贡献作用的气体的排放正在加速增长吗？不同的温室气体与排放物是按不同的速率增长吗？温室气体与其它对气候变化具贡献作用的排放物浓度的增加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吗？
一些温室气体的排放正在增加，但也有一些温室气体的排放呈减少趋势。在某些个例中，气体排放的减少是决策的结果，但是在另外一些事例中，气体排放的减少却很难理解。
在直接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温室气体中，最重要的是co2、ch4、n2o和cfcs。人类活动排放的气溶胶也可以影响气候（表1列出了大气中的气候驱动因素所产生的驱动力）。
分析取自格陵兰和南极的冰芯所获得的co2浓度变化的记录具相当代表性，其范围从冰期的接近190ppmv（百万分之体积浓度）到较温暖的间冰期（如开始于大约1万年前的最近一次间冰期）的接近280ppmv。 直到工业革命为止，co2浓度一直没有超过280ppmv。当1958年开始系统大气测量的时候，co2浓度已经到达了315ppmv，目前其浓度大约为370ppmv，并以1.5ppmv/年的速率增长（这个数值比1958年有记录以来的早期的增长速率略高）。人类活动应该对这种增长负主要责任。化石燃料的燃烧是碳的主要排放源，其实际排放量大约是所观测结果的两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热带森林的砍伐对co2排放也具贡献作用。过量的co2由海洋和陆地生物圈吸收。
目前co2、ch4等大气层中的气体含量高于其它的任何时期。从1978年以来，温室气体的浓度大致以每年1%的速率平稳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其增长的速率变得缓慢，但更具不确定性。大约当前2/3的ch4是由于人类的活动产生的，如水稻种植、畜牧业增长、矿业开采、秸杆回填、天然气处理，所有这些在过去的50年中都有所增加。
对流层中的臭氧一小部分是平流层中的自然过程产生的，到了20世纪，又有一部分臭氧补充进了这部分“对流层臭氧”。在局部区域，这部分臭氧是由阳光对污染大气（由机动车辆尾气、化石燃料燃烧、电力工厂以及生物燃烧等产生的气体造成）的光化学反应产生。
n2o由土壤和水中大量的微生物的反应形成，但含氮化肥的大量生产与使用也造成n2o的增加。能够产生n2o气体的一些人工化学过程已经得到确定。在过去的200年里n2o的浓度增加了大约13%。
自1928年首次合成cfcs以来，其在大气中的含量一直稳定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含量达到最高。许多工业上有用的其它含氟化合物（如cf4和sf6）在大气中具有很长的寿命，尽管有些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还不足以产生大的辐射驱动，但已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cfcs的替代产品hfcs具有温室效应，因为其在大气中寿命较短，其作用尚不明显。
3 还有哪些排放物是气候变化的驱动因素（如气溶胶、co、煤烟等）？它们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是什么？
除了温室气体，人类活动还增加了大气气溶胶的含量，这些气溶胶包括硫酸盐颗粒和黑碳（煤烟），由于它们在大气中的寿命很短，分布具有不均衡性。硫酸盐颗粒将太阳辐射散射回外层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温室效应。最近由于“洁净碳技术”和低硫燃料的利用，使得硫酸盐浓度逐渐降低，在北美这一作用更为明显，但也降低了其对温室效应的抵消作用。黑碳气溶胶是生物燃烧（森林火灾和秸杆焚烧）以及化石燃料不完全燃烧的最终产物，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太阳辐射的收支，尽管要量化其影响还存在难度，但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关于温室效应的研究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低碳发展路线图；低碳技术需求评估；城市
中图分类号 X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01-001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1003
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载体。许多城市都是通过制定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或规划和实施方案）引领本地区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1-4]。然而，从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看，虽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在国内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普遍缺乏建设项目与工程减排潜力评估和技术需求评估的内容。即便路线图的编制利用了清单编制的结果，很多清单报告的结果对于部门（行业）目标的确定不能给予科学支撑，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低碳发展路线图实施效果。因此，为了促进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需要把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低碳技术需求评估的方法与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编制内容和要求协同统一，即改进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分析方法，把低碳适用技术评估纳入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的情景分析和低碳发展潜力评估环节，以提高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指导效能，服务于城市低碳发展目标的实现。
1 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的技术要素
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是根据城市市情，结合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对城市发展转型所制定的低碳战略目标、发展规划、重点领域（部门）行动方案的全景式描述[1-2]。如何建立碳排放核算框架、设定一定时期内温室气体减控目标、制定本地区行动方案，以及对减排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监测评估是国内外研究的主要关注点[1-5]，然而对于如何促进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落地”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尤其是对排放清单和低碳发展部门职能不尽对接、“技术/项目减排潜力评估缺失”等问题在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编制技术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总体来看，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编制与实施一般需要从了解城市当前碳排放现状开始，通过研究城市未来中长期的碳排放情景设定减碳目标，进而编制重点领域行动方案，评估技术/项目减排潜力，提出政策建议和保障措施。
1.1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对城市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一是为了清晰了解本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部门（行业）状况，为应对气候行动提供基本定量数据支撑，二是有助于监测评估低碳城市建设进展。从国家层面到省级层面和城市层面，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主要参考的方法学中，IPCC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推荐的参考方法和部门方法在不同方法学研究中均有所包含[6]，《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方法学[7]（以下简称《省级清单》）和《ICLEI指南》方法学[5，8] 是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研究参考的重要方法；然而，由于编制模式、编制定位、清单框架、清单边界和适用范围不同，以上方法学在城市层面温室气体核算应用中既有适用性，也有局限性[9]。《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提出了改造能源平衡表的创新工作方法[10]，以适应清单编制工作需要；《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核算工具指南》 [11]在借鉴《省级清单》基础上，结合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源和汇的特点，提出了适用于编制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的方法。总体上，根据行政管理和温室气体减排行动需要，编制城市温室气体清单，为制定减排行动目标、衡量减排行动效果、开展碳排放试点交易提供数据和量化支撑。
1.2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分析
碳排放情景分析主要是通过情景描述、参数设定和量化模型工具进行一定时期内能源消费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估算。其中，情景描述是根据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等宏观影响因素，设定不同排放情景，以全面反映所研究客体一定时期内温室气体可能的排放情形，通常包括为情景描述提供分析基准点的常规情景（BAU）、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相关参数主要包括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产业结构水平、人口水平、城镇化率和能源结构等宏观经济指标和政策参数指标，部分模型中还考虑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环境保护、清洁能源、交通和建筑等领域相关物理表征指标和技术水平指标的参数值；中国综合政策评价模型、能源和气候经济学项目技术优化模型、环境影响评价模型、环境影响评价拓展模型和随机环境影响评估模型、指数分解模型是情景分析中确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常用工具[4，12-16]。以综合政策评价模型（IPAC）为例，通过围绕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产业结构水平、人口和城市化水平设置了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进行情景描述，通过统筹考虑不同程度的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环境减排和重点技术进步情况进行参数量化、拟合和校正，以描述相关宏观经济变量与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时间序列关系，为目标地区整体上低碳发展潜力描述和低碳发展目标设定提供客观参照[12]。
3 结论与建议
可量化、可核证以及标准化是科学深入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需要以温室气体清单为支撑。为此，本文根据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要求，改进清单工具的报表形式，并与重点领域低碳技术需求评估结合起来，建立了“三位一体”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研究框架。同时考虑到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温室气体和主要污染物减控”治理的双重性阶段特征，该分析框架的建立也有助于为大气污染源国家法规排放清单编制方法学和减排技术评估方法学统一规范提供研究借鉴。在未来的实践工作中，还需做好以下工作：
（1）改进清单工具分析质量，为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制定和低碳发展决策服务。通过清单编制，科学、系统地分析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时间分布和部门分布，是温室气体清单最核心的直接功能。因此，从方法上，如果只是根据能源平衡表改造对接清单编制工作，很多行业的信息会缺失，看不出清单报告中部门的减碳潜力。应根据活动水平数据需求导向，探索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方法，从生产侧和消费侧出发，基于分部门、分能源品种的能源消费统计数据编制能源平衡表，形成清单导向的长效工作机制，围绕碳排放效率配置加强碳排放预算管理。
（2）发挥温室气体清单为规划、考核和决策服务的衍生功能，需要提升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质量与时间序列上的连续性，统筹考虑排放总量、排放增长速度和减排空间、部门（行业）经济发展等因素，识别温室气体关键排放源，与国家目标对接，细化部门目标，结合清单时序分析功能，推动形成科学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考核制度，协同考虑大气污染源国家法规排放清单和减排支撑技术。推动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从“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核算”到“减排目标设定”、“低碳减排重点领域识别”和“部门（行业）适用技术支撑”基本方法程式化，结合城市主体功能分区和区域联防联控中需求管理差异性，根据城市比较优势和发展特色制定低碳发展路线图。
（3）发挥温室气体清单的衍生功能，需要与路线图研究（包括低碳技术/项目需求评估）整体考虑。基于技术的减排量评估是推动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动态管理基本依据，通过对试点城市低碳适用技术减排效率测度可以看出，试点城市低碳发展效率与其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排放构成、产业发展等关系密切，因此，技术需求评估要能估算预开工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产生的碳排放、减排项目（工程）可减少碳排放量，这些信息对于既定蓝图架构下路线图的“检查”、“再优化”等决策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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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ting Lowcarbon City Development Roadmap：
Technical El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
关于温室效应的研究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碳审计 审计方法 审计标准 审计流程
一、引言
碳审计是由审计机构根据国家的政策法规，在审计准则的指导下，对被审计单位的碳排放进行的审查。碳审计的方法研究，能对企业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的审计提供指导，是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也是企业发展低碳经营的必经之路。同时，研究碳审计的方法，也能让企业有机会看到自己在生产经营中对能源使用存在的浪费现象，由此可以促使企业不断制定合理的政策，节能减排，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
二、文献综述
麦金农从供应链入手分析碳审计，他指出，应该从整体着手，由始至终，从原材料取得到排放阶段，包括原材料的取得，生产，加工，运输，使用，最后废弃，以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确认的整个生命周期。何雪峰主要有如下研究：对碳审计的程序概括为四点，第一，对信息的搜集和分析，通过对业务的掌握，了解其薄弱的环节，并将其列为审计的目标。第二，收集相关信息，制定审计计划，并突出其核心部分。第三，认真落实具体的程序，包括审计取证和工作文件的准备。张彩平以生命周期为视角，研究了产品由始至终的碳排放过程，从生产到使用再到废弃，同时，分析在此过程中的风险，并提出了规避风险的对策以便在实行碳审计的时候进行借鉴。
三、国内碳审计的现状
由我国的现状看来，碳审计作为一种全新的项目，还处于萌芽阶段，还没有正式开展，仅仅是一种概念状态。从我国碳审计目前的状况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第一，碳审计仅仅还是概念状态，并未从制度层面建立碳审计的框架体系，没有相应的政策的约束，在实际的操作方面，碳审计并未真正开展，只是一种规划状态。其次，审计程序、审计方法的不完善。我国碳审计正处于“初级阶段”，有很多方法都只处于试运行阶段，并未真正建立，开展碳审计显然有些“无章可循”。最后，碳审计的人才缺乏。审计机构的人员目前主要进行的是传统的财务审计，没有开展碳审计，所以也没有针对碳审计进行的培训等，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有待建立。
四、基于审计流程的碳审计方法体系
我国的碳审计工作可以分成国家、民间和内部审计，随着对低碳的越来越多关注，相关人员更加关心的是企业的低碳责任的实施状况。因此，审计机构进行的碳审计应该成为本研究的主体。
碳审计的流程主要分为：准备阶段、实施阶段、报告阶段。
碳审计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
（一）准备阶段
首先，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在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之前，审计机构应该进行可行性测试，对委托方的行业及资质进行评估并正式签订协议。其次，定碳审计目标。碳审计的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二）实施阶段
碳审计机构应该向企业索要相关的资料，审计机构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对报告的合理性进行判断，然后制定审计计划。同时，审计机构应进行现场访问，并且制定合理的计划，包括访问对象、内容等方面。如果需要抽样的话，抽样的规模应和相似总数的平方根相等。现场访问应该采取多样有效的方法，例如查看审核文件，对企业相关方面的人员进行约谈，对一些指标进行监测等。
图1 碳审计的流程图
1.碳审计内容。碳审计的作用对象包括企业运营过程中从战略规划到生产然后再到管理等方面的所有信息。第三方审计机构检验的是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报告，所以企业自身在接受碳审计之前就应该做好几个方面的信息准备。
在企业自身公开披露的碳排放信息的基础上，审计机构才能有针对性地对企业碳排放行为进行审计，其审计内容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审计低碳政策的执行情况。审计低碳政策，主要是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的过程进行审计，经营程序是否合理并且符合规章制度。
第二，审计温室气体的排放。温室气体排放的信息包括企业在正常的生产经营中的直接和间接的在报告中的记录。
第三，对产品进行审计。在有低碳产品的情况下或者是发生了低碳行为的情况下，才会有税收的减免和补贴，需要对这些活动进行确认。
2.量化方法。碳排放量的计算是对直接排放量和间接排放量进行计算，同时减去特殊的排放量。
第一，确定范围。首先，对企业而言，开展碳审计的前提是要先确定好具体的审计范围。从公司的组织层面来看，企业的范围应该对公司的整体进行把握，需要将母公司、子公司、有合资关系等的一系列机构包含进去。从公司的运营层面来看，审计范围就是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考虑的有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有关的二氧化碳等的GHG排放。
第二，基准年的确定。在确定了范围之后，企业应该确定好基准年。有了基准年，企业就可以将温室气体与基准值进行监测与对比。对于基准年的选择，应该参照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历时记录，如企业缺少这方面的数据，也可以将第一次编制有关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第一年的数据作为基准值。如果企业的所有权发生变更，或者企业对温室气体的计算方法有改变的时候，应该同时调整基准值使之与企业当前的情形相适应。
关于温室效应的研究报告范文第4篇
“气候门”及其他
2009年12月，在全球瞩目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举行前，为IPCC气候变化报告提供数据的重要机构――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遭黑客入侵，1000余封往来于多位世界顶级气候科学家讨论气候问题的邮件和其他3000多份相关文件遭泄密。于网上的部分资料显示，一些气候科学家故意剔除一些数据，以证明气候变暖，此事件被称为“气候门”。
“气候门”事发后，东英吉利大学曾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独立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没有发现可能影响IPCC结论的证据”，相关科学家的“严谨和诚实”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严厉批评了气候科学家的保密文化，Q正是这种文化造成公众不信任他们的研究结果。
2011年11月，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又有5000多份文件遭泄密，不过，通过对文件内容的检验发现，这批文件属于2009年被窃取的那一批。由于泄密者对泄密文件采取不着痕迹的“加工”（把一些字句脱离上下文关系地“摆出”并“放大”）和过分“断章取义”，使得这次泄密事件的负面影响不如2009年，但是在气候问题上的研究结果存在不实的阴影已经渗透到世界范围。
另一方面，全球变暖的一些研究结果言过其实也影响到人们对环境变化的判断。1989年6月5日，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纽约办事处主管诺埃尔・布朗警告说，如果全球变暖的趋势没有在2000年前发生转变，许多地势低洼国家会从地球表面消失，沿海洪水和作物歉收还将造成大量生态难民。留给人类应付全球变暖的时间只剩10年的窗口期。但是，这一预言言过其实，而且并不符合事实。
此外，全球变暖的一些研究结果也并不太严谨。2007年，IPCC的一项报告指出，如果地球持续变暖，喜马拉雅冰川很可能在2035年彻底消失。然而，这个报告的作者印度科学家赛义德・哈斯奈在媒体追问下承认，自己的预测没有任何正式的调查支撑，也不是基于任何研究报告，只是对一个学者进行短暂的电话采访后所得。为此，IPCC主席拉贞德拉・帕乔里公开发表声明承认出错。
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模型并不能接受时间和事实的检验。IPCC从1990年开始评估报告，到2013年连续4次预测失误，后来不得不在第5次评估报告中承认，气候模型与实际观测的2010～2015年的短期趋势之间存在差异，1998～2012年实际观测到的气候变暖速率为0.05℃/每10年，小于2007年模型计算出的0.13℃/每10年的速率。对此，美国卡托研究所于2014年8月将IPCC采用的108个气候模型与实际观测数据进行简单计算对比，发现绝大多数气候观测模型都夸大了气候变暖的速率。
也有一些事实和研究结果证明气候并没有变暖，或者说气候变暖是地球固有的一种周期性正常现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观测发现，南极洲东部和西部内陆区域的冰盖平均每年加厚1.7厘米。冰盖加厚的过程在数千年内不断持续和扩散，超过了南极其他区域冰盖的消融量，也延缓了海平面上升。这项发表在《冰川学》期刊上的研究直接挑战IPCC的2013年报告，后者指出南极冰盖目前的流失量要大于积蓄量。
经济和政治原因
除上述原因之外，特朗普代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更重要原因是从政治和经济上算账。
特朗普援引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协会（NERA）的报告数据，按照《巴黎协定》相关条款及其对能源消费的苛刻限制，到2025年，美国将损失27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包括44万个制造业岗位。而且，到2040年，为满足《巴黎协定》，美国的竞争力和经济实力都将受到削弱，致使以下部门削减产量：造纸下降12%，水泥下降23%，钢铁下降38%，煤炭下降86%，天然气下降31%。届时，《巴黎协定》将导致美国GDP蒙受近3万亿美元的损失，并造成650万个工业工作岗位流失。
对于上述理由，已经有不少学者予以反驳，认为NERA报告忽略了降低碳排放、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收益；特朗普也忽略了清洁能源部门带来的效益。根据美国能源部（DOE）一份报告提供的数据，2016年，美国有110万人从事煤炭、石油、天然气领域的工作，另有近80万人受雇于低碳能源部门，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低排放天然气等。2016年，美国太阳能领域的从业人数增长了25%，风能领域则增长了32%。
所以，执行《巴黎协定》并不会严重损害美国经济。不过，真正让特朗普感到《巴黎协定》对美国不公平的原因在于绿色气候基金，后者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2011年缔约国会议上通过的一项以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机制，拟在第一阶段募集100亿美元作为启动基金，并在2014年达标，奥巴马执政时美国已支付了10亿美元。
设立绿色气候基金的目的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打算在2020年后每年向会员国募集1000亿美元的经费，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包括技术转移经费。现在的作法是，由发展中国家向公约执委会申请清洁发展机制（CDM），一旦批准，就可以核发经过验证的减排额度（CER），发达国家可以购买这些减排额度来达到其《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
用法律手段补救
在许多国家批评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时，也有相当多的人提出，离了美国，地球照样转，世界各国也可以把温室气体减排进行到底。但是，由于美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二大的国家，离开了美国的温室气体控制，控制全球变暖的目标很难达到，因此最好还是要拽着美国一起干。
补救的方法是，采用法律诉讼手段，在诉讼的过程中打科学证据的牌，或许有可能让美国改弦更张。这张牌其实在美国国内已经屡屡在打，而且效果不错，其中有些成为了经典案例。
1999年10月20日，美国19个非政府组织向美国环保署（EPA）提出申请，要求其依据《清洁空气法》第202（a）条制定标准以限制来自新机动车辆的温室气体排放。后来，发展到以马萨诸塞州为代表的美国22个州、4个地方政府、19个非政府组织向美国最高法院EPA，要求EPA担当起监管和控制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职责，以保护环境。
诉讼经历了漫长的近8年时间，2007年4月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5比4的票数判定，美国环保署应承担义务订立控制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新标准，以规范新出厂汽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但美国环保署提出了种种抗辩，如原告所依据的法律条文并未授权环保署订立强制规定以规范全球气候变化；纵使环保署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的标准，也属不智之举，因为温室气体排放与地表温度升高的关系并非不可质疑；环保署以法律规范汽车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式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政府现行鼓励以技术革新方式奖励研发低污染的汽车引擎政策相冲突。
针对环保署的抗辩，史蒂芬斯大法官撰写了判决，指出美国国内由交通工具所制造的温室气体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且占美国国内排放量的近1/3，属世界第三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仅次于欧盟与中国。因此，美国汽车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温室气体增加和全球变暖的重要原因。
对于最高法院的判决美国环保署当然不得不执行。又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讨论，2010年4月初，美国环保署与运输部共同规定，在美国销售的2016款车型，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限定在每千米155克以下。限定车辆二氧化碳排放值是美国环保署首次对“经济活动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加以限制。
关于温室效应的研究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气候变化；不确定性；成本—收益分析；历史责任原则；平等主义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差别原则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美国的南部海岸，这场美国历史上损失最大的飓风横扫几个州区，造成了至少1 800人死亡，近百万人被迫转移，财产损失高达812亿美元。虽然不能将气候变化和卡特里娜飓风直接联系起来，但这场风暴可以说为我们呈现了有关气候变化的直观图景。
现在，气候变化的起因和机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证实：IPCC在2007年的报告中指出，自工业化时代以来，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显著增加，大部分已经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所致。报告还指出，如果以当前的速度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在现有基础上再上升2℃，到那时海平面将升高0.4~0.7米，许多沿海地区和国家将被吞没，随之而来的全球降水模式的变化将威胁到更多人口的生存条件。[1]
气候变化的复杂性为研究提供了多种视角，气候伦理的研究集中在对气候变化的伦理维度上，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很多重要的伦理问题，无论是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还是制定应对决策，都需要以一定的伦理观作为支撑。气候伦理是环境伦理的进一步扩展，它突破了环境伦理的中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强调纵向的可持续发展，注重代际公平。另外，在空间维度，气候伦理更强调一种国际性，即探讨如何在国际层面实现平等、公正。[2]当代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参与到了对气候变化伦理维度的研究中来，对气候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气候变化中的科学不确定性
虽已取得一定共识，但气候变化问题中仍存在大量不确定性。《科学美国人》的编辑David Biello说：“实际上无论是国际专家小组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能对全球变暖究竟有多糟给出任何确定的说法。”大气物理学家Gerard Roe认为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来源于气候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因为它极复杂，所以不可控的变化极易发生；又因为它极其敏感，所以小小的变化都会带来结果的巨大差异，不确定性就这样产生了。[3]全球变暖的怀疑者以不确定性作为不立即采取行动的借口，一些工业团体和保守派反对政府现在就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他们觉得即使要采取行动，也要等到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和技术才行。在“怀疑派”中，代表人物之一是丹麦统计学家Bj rn Lomborg，他认为气候变化并不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世界性的贫困、艾滋病的蔓延、核武器才是现在人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远大于听之任之的代价，因而他认为无需采取任何措施应对气候变化。[4]
密歇根大学教授Henry N.Pollack认为科学中的不确定性和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并无本质差异，人们应当用与处理生活中不确定性相类似的方式去理解和适应科学的不确定性。华盛顿大学副教授Stephen M. Gardiner指出，因不确定性而拒绝采取行动就是拒绝承认全球变暖这一事实或者认为“不作为原则”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明智之举。Gardiner认为前者就像鸵鸟将头埋进沙子里一样，而后者也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这都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实际。Gardiner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考察确定性本身，而是要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5]Rock Ethics Institute制定的《气候变化的伦理尺度白皮书》明确提出了“不再将科学的不确定性作为拒绝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至全球安全总排放所分配的公平份额的理由”[6]。鉴于当前气候变化正在侵害部分人群，严重且无法挽回的损失很可能在所有确定性被消除以前就已出现，因此，即便存在大量不确定性，我们仍应立即采取行动防范风险，以不确定性为理由拒绝行动是找不到任何道德支撑的。
比较通行的处理不确定性的理论原则是预防原则，《里约宣言》将其定义为：“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当根据其能力，广泛运用风险预防原则。只要存在严重的或者不可逆转的破坏的威胁，不可将没有充分科学证据作为延缓预防环境恶化的理由和采取成本有效性合理措施的原因。”[7]道德哲学教授John Broome则认为无需特别的预防理论，“预期效益”即可应对不确定性问题。他认为，人们在抉择时，考虑的不是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而是它的结果也就是预期效益。这样，在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有可能出现的危害巨大的极端气候现象，无论它发生的概率是多少，鉴于这种极端变化所带来的严重损失，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并及时行动。[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