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蓝领消费数据 都市新蓝领生存调研

2023-06-06 19:00:00 来源 : haohaofanwen.com 投稿人 :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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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蓝领消费数据

新时代“打工人”与早先的务工者有何不同?呈现何种面貌?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心理健康情况方面,新蓝领群体维持着一定效能感,但整体情绪相对低迷。在抑郁自评量表中,九成被访者自评存在明显的压抑情绪,包括焦虑、紧张、低落等,且对压力具有较为明确的认知,仅有一成选择无抑郁情绪。而在自我效能感自评量表中,数值相对稳定,表现出了都市新蓝领群体较高的拼搏热情和奋斗精神。

课题组将“都市新蓝领”群体定义为:生活工作在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区域,借助互联网等数字平台,以新型服务行业为主要从业形式,具有较高职业流动性的城市工作者。他们具体的职业包括但不限于为城市日常运转贡献力量的基层工作者,包括销售、房产经纪人、保安、美容美发师、快递员、摊贩等职业,也涵盖了部分基层白领工作者。面临技术、经济与生活飞速变化,新时代的“打工人”在对待工作和城市的态度上有一些新特点。

本文呈现的是第一阶段网络问卷调研成果,本次网络调查共回收问卷713份,其中有效问卷 702份,样本有效率98.5%。

工作稳定性:较低,但劳动维权意识增强

第一, 都市新蓝领群体的工作经验较为有限,工作流动性较高,而稳定性则相对较低。数据显示,四成受访者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是初次工作经历,这主要与这一群体的年龄特征相关。其余六成受访者有一定工作经验,但在离职原因上看,60%以上的受访者都是出于个人原因主动离职的,可能在工作适应性、个人职业前途规划上变动性较大。同时,仅有一成受访者曾有兼职经历,可见这一群体个人职业外空余时间较少。

第二, 都市新蓝领群体的工作体验情况相对复杂,工作环境亟待改进,工作模式相对基础,表现出了相当具体的负面感受。但与此同时,职业结构有一定优化,具备上升空间。

具体而言,在工作模式方面,受访者们认为,个人工作的重复性较高、清晰度较高、标准化水平较高,即工作所属层次相对基础、技术含量有限,个体可替代性较高,但与此同时工作时长与排班方式较为合理,体现出职业结构的逐步优化;在工作自决水平方面,多数受访者的工作任务具体内容、进度安排、工作量等指标均为部分由自己决定,即个体能动性与外部环境要求之间有一定平衡性,互相配合、互相协调,同时这种自主性是有限度的,工作强度仍然主要为工作单位决定;在个人体力方面,受访者面对着长时间工作的困扰,与体力劳动、身体消耗相比,过长的工作时间形成了较为显著的负面因素;在外部环境方面,新蓝领群体所处的卫生情况、安全情况、健康情况等条件均不容乐观,温度与湿度等条件也有待改进,更是遭遇着接触有害物质的困扰,综合来看负面体验相当明显。

第三,都市新蓝领群体的劳动权益意识、劳动权益情况均有所进步。在工资计算方式方面,月薪制以 63.95%的比例占据主流位置,计件、计时、按天计算等三类方式相对平均,剩余少部分人则是以“有时计件,有时计时”的方式获取薪资。综合来看,月薪制的工资计算方式更能保证蓝领群体的劳动权益,也意味着相对稳定的收入水平。

在劳动合同签订方面,近九成的受访者有劳动合同的保证。其中,84.09%的人是与自己工作所在的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且90.58%的人签订的是固定时段或短期合同。由此可见,劳务派遣的中介方式逐渐不再占据较大比例,年轻一代蓝领群体对劳动合同的重视较为明显。

第四,都市新蓝领群体的工作价值认知以满足生活基本需要为主,对工作意义持肯定态度,同时也承受着工作带来的压力。在新蓝领群体的工作价值及意义方面,多数受访者表现出了对于生活需要、心理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兴趣需要、发展需要等方面的追求,但总体上仍然将工作价值归结为生活需要;在蓝领群体的工作状态方面,多数受访者能够肯定自身工作的价值,但也承担着疲惫与压力,心态较为复杂。

第五,都市新蓝领群体受到新冠疫情造成的一定影响。在工作量方面,认为工作量在疫情后有所增加的比例较大,但增加幅度相对有限;在月收入方面,多数受访者认为月收入基本没有变化,但同时也有一定比例的受访者认为月收入有明显增减,可见收入方面的个体差异性较大,需要分门别类进行讨论,更需要关注疫情可能带来的持续性影响。

社交状况:社区认同度低,融入感有限

针对新蓝领群体的社区认同、主观公平感以及主观阶层等问题,课题研究组将之区分为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婚恋状况、行业等五个大类。

社区认同方面,都市新蓝领能够适应城市生活和社区交往,但对自身所在社区的归属感有限,表现出与城市市民交往上的不确定性。在社区认同方面,多数受访者的自身社区归属感为“一般”水平,同时,态度偏向认同的受访者比例高于偏向不认同的比例,整体态度相对正面,表现出了这一群体相对良好的适应能力。

其中,总体上男性“认同”比例略高于女性,呈现出一定幅度的差异;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该认同均值先上升后下降,即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职高技校”学历被访者得分最高,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被访者最低;在年龄与社区认同方面,“00 后”认同感最高,“90 后”认同感最低;“已婚”与 “离婚或丧偶”的新蓝领群体受访者与其他类型有显著不同,“已婚”部分中“完全不认同”占比较高,“离婚或丧偶”部分则认同均值最低,甚至趋于不认同社区;而在行业与社区认同方面,物流行业认同均值最高,认同均值最低的则是医疗行业。

在与城市居民交往的量表结果方面,随着调查项目所提及的交往程度逐步深入,受访者对城市市民交往意愿的判断“不确定”比重越高,具体来说,受访者更能确定城市市民愿意与自己说话、一同工作、做邻居,但是更不确定城市市民是否愿意与自己成为亲密朋友、通婚等,即受访者对城市居民的融入感相对有限。

主观公平感方面,面对工作付出与生活水平所得等要素时,都市新蓝领群体相对剥夺感较强,整体上对公平感产生了负面反馈,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生活水平与工作努力程度相较偏向于不公平。他们认为,实际所得回报难以与付出匹配,低于预期中应该得到的回报。

其中,女性主观公平感的得分均值略微高于男性;在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公平感方面,公平感均值最高的为“中专”群体,最低的为“职高技校”群体;在年龄群体与主观公平感方面,各年龄层感受趋势相似,均以“说不上公平也说不上不公平”为主;在婚恋状况与主观公平感方面,“未婚但有对象”与“已婚”的两类受访者较为倾向于“比较公平”,“未婚且单身”与“离婚或丧偶”则倾向于“比较不公平”;在行业与主观公平感方面,四类职业群体均以“说不上公平也说不上不公平”为主,其中,餐饮业和酒店业两类群体的次多比例为“比较不公平”,物流业和医疗业则为“完全不公平”,表现出了职业视角下的感受差别。

在生活选择自由度的自测上,最终数据结果较为分散,总体偏向于认为自己有一部分生活选择的自由,但个体差异度较大。

主观阶层地位方面,都市新蓝领群体的主观阶层地位偏低,但总体认为获得了一定提升且将继续提升,态度较为乐观积极。数据显示,多数受访者对自己目前所处阶层位置的判断在 5 及 5 以下(1-10分),即主观阶层地位偏低,但平均数据高于五年前主观阶层位置的平均数据,意味着都市新蓝领群体认为自身出身阶层较低,但到城市工作使得所处阶层获得了提升。

此外,受访者的五年后主观阶层位置预期平均数据比目前所处阶层位置的平均数据更高,意味着这一群体对自身阶层继续提升的信心较高,倾向于发挥个人能动性、获得更大上升空间。

其中,女性对于“自己目前所处地位”,打分略高于男性。男性则对于“5年前的主观阶层地位”打分略高于女性。可见,女性认为自身地位的提高程度较大。

在年龄群体与主观阶层地位方面,“95后”与“90后”认为与5年前相比,当下主观阶层地位有所提升,“80后”和“00后”则认为有所下降。在行业与主观阶层地位方面,与5年前相比,“医疗行业”和“酒店行业”群体认为自身有所提升,“物流行业”和“餐饮行业”群体则认为有所下降。 

返乡就业意愿:超五成愿意返乡,工作层次要求高

当城市人才趋于饱和,发展空间不断缩减时,便会出现人才回流的现象。根据数据调查,50.64%的被调查者有返乡就业的意愿,甚至有4.43%的人已回到户籍所在地。考虑到城市的资源和机会,仍有44.92%的被调查者愿意留在外地工作。可以看出,去大城市发展已不是大部分现代人的首要选择。

新蓝领群体中,半数受访者在收支情况上有一定收入剩余,但数额较小,个体经济状况一般,这也可能促使他们难以长期维持外地打工生活,转而考虑返乡就业,在返乡工作地点的选择上,选择回到家乡所在地省会的受访者比例最大,选择回到家乡农村的比例仅占不足一成。

这一态势亦与新蓝领群体从事的职业结构关系密切,在返乡工作的选择上,“经商做买卖”和“去企业工作”所占比例最大,这类第三产业的工作取向恰恰是农村地区无法满足的。

分别有27.75%和26.47%的返乡人员选择经商做买卖和去企业这两种工作。此外,去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也受到15.59%的返乡人员青睐。也有5.44%的人员回家务农,3%的人员选择开办工厂,2.72%的人员打杂工或临工;另有 19.03%的返乡人员从事其他工作。总体看来,都市新蓝领群体有一定返乡就业意愿,同时对返乡工作的层次有一定要求,倾向于选择家乡所在省省会等较发达地区。

可以看到,这一群体工作经验相对有限、工作流动性高、工作体验复杂且多有负面感受,受到了疫情造成的一定负面影响,但同时劳动权益保护意识有所提升,能认识到发挥个体价值与体现工作价值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精神追求。

一方面,他们可能在“悬浮”中焦虑,零工经济提供了大量岗位,固然自由,但是其代价是缺少保障,同时存在高度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个体面临的,实际上是中国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在全世界范围内属于偏低的结构性困境。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工作形态,“零工人”确实能够拥有更强的灵活性、自主权,跳出为一个雇主服务、提前安排好且结构严苛的工作,掌握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价值,拥抱一个更加自由多样的社会。

(作者严飞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集中在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转型与发展,目前集中关注城市新蓝领的生活状况和城市融入,著有《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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