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舆情分析数据来源(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综述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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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也形成了全新的舆论环境，网络舆情成为网络管理的重要内容。网络舆情是由某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1］。作为网络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网络舆情近年来已成为提升高校治理能力的重要课题，受到高校的重视和学者的关注。
一、主要研究成果
目前，高校网络舆情研究人员主要选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知网博硕士学位论文和学术期刊论文作为数据来源，从时间维度、学者角度、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网络舆情研究的立项资助情况，可以反映国家层面的研究导向和研究人员的关注程度。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使用“网络舆情”关键词检索到的2008—2019年立项课题达89项。网络舆情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时段是2010—2012年。这一时期，我国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便捷的网络访问使自媒体用户数量迅猛增长，传统媒体的话语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被蓬勃发展的自媒体削弱，每个网民都可以积极参与信息的、传播和互动，此起彼伏的网络舆情事件引起政府重视和全民关注。第二个高峰时段是2017年至今。党的报告把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随后研究人员围绕报告提出的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目标再次聚焦网络舆情研究领域。从项目类别来看:网络舆情研究一般项目占51%，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分别占7%和4%，体现出典型的应用型研究特点;青年项目占28%，说明对互联网比较熟悉的青年学者更加关注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在中国知网使用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可以检索到2007—2019年发表的博硕士学位论文309篇、学术期刊论文2531篇。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始于2007年，2008—2014年是快速增长阶段，2015年至今该领域仍是研究热点。此外，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成果的质量也逐渐提高，表现为已发表的博硕士学位论文、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明显增加。
二、代表性研究观点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并不严格区分舆论、民情和民意等概念，通常都使用“publicopinion”来表述。民意概念出现的年代并不久远。民意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重视。法国思想家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提出了“公众意见”的概念，为近现代舆情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9世纪初期的民意研究为政府的有效管理提供参考。进入互联网时代，民众利用互联网社交平台表达政治诉求和政治意见，成为西方政体环境中民众参政议政的主要方式。美国人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众舆论的定义和传播方式。美国传播学家库姆斯和唐纳德在1972年《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了著名的“议程设置理论”，重新揭示了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为人们认识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近年来，国外学者发现民众普遍地通过网络渠道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公共事务的监督和管理，明确提出“冒险转移”可能造成的思想偏差和可能产生的极端观点。此外，国外学者还充分考虑了政治基础、社会现状、市场规律和文化传统对网络舆论的影响，综合运用工具和数学模型进行舆情引导控制研究，提出了与法律法规、自律意识、过滤技术、审批内容等相关的实践操作措施。
(二)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网络舆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黄钦等采用关键词共现聚类方法，对高校网络舆情从基本内涵、传播特征、监控机制、引导机制、突发事件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归纳［2］。学者们对网络舆情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深入阐述。谭伟提出，“网络舆情是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3］。邹军认为，“网络舆情是通过互联网表达的社会舆论，广义的网络舆论包含所有的社会舆论形式，狭义的网络舆论特指网民在互联网上表达的舆论”［4］。安珊珊指出，“网络舆情是公众以网络为平台，通过网络语言或其他方式的互动，公开表达对自己所关心的话题、某些有争议的公共事务或焦点问题，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意见和言论的总和”［5］。目前，关于高校网络舆情的概念还存在争论。学者们对网络舆情的主体和载体的认定有差异，其中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的载体是校园网络，其主体是高校师生。王健提出，“高校网络舆情是与高校有关工作相联系的网络评论或观点”［6］。吴勇等认为，“高校网络舆情是高校师生员工对构建和谐校园的态度和意见”［7］。章忠平等指出，“高校网络舆情是高校师生通过互联网对校园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校园管理以及其所关注的其他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所表达的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的总和”［8］。学者们分析了高校网络舆情具有的分散性、特殊性、爆发性等传播特征，探讨了舆情通过自媒体平台从下至上、从内至外的传播过程和主要特点。张彦等提出，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特点体现为参与主体的特殊性、舆情内容的复杂化、传递过程的互动性、舆情形成的迅捷性、舆情扩散的难控性、群体极化性［9］。林兴发等认为，高校网络舆情形成与传播的过程包括筛选与认知公共事件、融合意见、形成行为示范效果等三个阶段［10］。牛兵等提出，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可以分为个别网友爆料、网友讨论、形成舆论压力、传统媒体介入、相关部门应对、波澜再起及再次应对、网友注意力转移、网络舆论消退等八个阶段［11］。韩春艳指出，高校网络舆情主要分为偶发型、偶遇机会型和多级传播型等三种传播方式［12］。王凤仙等尝试构建体现当前社会环境的信息传播模式，将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周期分为酝酿、爆发、扩散和衰退等四个阶段［13］。关注监控机制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主张:建立高校新闻发言人制度和网络信息员队伍，公开、透明、全面、真实地传递事件信息，从源头上消除网络舆情;将基于大数据分析、计算机语言处理等技术的信息系统广泛应用于网络舆情监控。夏顺辉提出，应建立网络舆情监控机制，准确把握高校网络舆情的产生、发展、导向等情况，及时将最新情况提交管理部门以便有效地进行危机预警［14］。陈艳红等建议基于信息采集、预处理、中文分词、特征选择、文本分词和聚类分析的舆情热点发现模型，为高校网络舆情监测和识别提供技术支持［15］。李定坤等结合高校网络舆情存在的网络伦理道德建设滞后、监管失控、非理性蔓延等问题，从建立健全舆论引导机制、舆情协调机制、舆情交流机制、管理保障机制、应急处理机制、新闻制度等方面提出高校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应急方法［16］。李婧等讨论了基于网络舆情事件分类的指标体系，对网络舆情的预警防控、信息源判断、快速响应等提出新的思路［17］。在引导机制研究领域，学者们主要探讨的网络舆情的预警、引导、干预和危机处理，包括预警过程中的信息控制，干预引导过程中的权威信息、网络谣言澄清和“意见领袖”作用发挥，危机处理过程中的网络德育和安全教育等。曾润喜等系统地讨论了高校网络舆情快速响应机制，提出了迅速上报、紧急应对、迅速联动、及时反馈的快速响应流程［18］。冯荣等提出，在引导网络舆情时需要明确网络伦理的责任主体，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强化网络主体心理调适［19］。蔡文政等提出包括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应对决策、处置联动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20］。章德林等提出健全预警应急机制、打造自媒体疏导舆论、建立校园舆情引导团队的策略［21］。在突发事件管理研究领域，学者们主要探讨高校突发事件的网络应对和处理方式，通过改变传统思维进行适应自媒体时代的突发事件预警处理和事后管理。尹君指出，突发事件无法预测和控制，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管理机制、开创新型网络舆情对话模式、掌握舆情引导主动权、拓展宣传思想工作途径等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措施［22］。张义庭等构建了基于熵理论的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模型，阐述了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对熵值产生的影响［23］。为了及时察觉、发现和识别潜在的由网络舆情引发的突发事件因素，时钟平等构建了包括舆情根源、关注程度、行为倾向在内的高校网络舆情突发事件预警指标体系［24］。张允峥等结合自媒体时代突发事件的传播特点，从突发事件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效果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并特别提到在突发事件得到解决后应着力做好善后处理工作，防止舆情再次发酵导致的事件升级［25］。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学者们阐述网络平台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趋势带来的理论、内容和手段创新，讨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的在线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和立体化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构建。廖扬平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具备导向功能、凝聚功能、内化功能、覆盖渗透功能、预测预防功能［26］。白?等认为，高校网络舆情是大学生思想变化的“晴雨表”，通过建立应对机制、把握思政教育主旋律、提高监管能力、增强网络道德意识、解决实际困难等措施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7］。刘莹莹建议，通过重视网络舆情建设、丰富网站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加强高校网络教师专业队伍建设、组建网络环保队伍、加大网站监管力度等，构建新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28］。郁文娟讨论了网络舆情对思想政治教育在优化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式、激发教育功能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以及对教育理念、教育环境、教育难度、教育队伍等带来的消极作用［29］。
三、研究趋势
(一)夯实理论基础
目前，高校网络舆情的基本概念缺乏权威性和系统性。网络舆情的客体究竟是互联网还是相对独立的校园网，众说纷纭。学者们侧重于讨论高校网络舆情的内涵，不太关注其外延。高校网络舆情的社会环境未能得到足够关注，导致高校网络舆情的理论基础不够扎实。
(二)拓宽研究视野
高校网络舆情既具有社会网络舆情的普遍特征，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要充分研究高校网络舆情，除了关注高等教育学、新闻传播学、思想政治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学科领域，还必须学习应用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知识，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三)丰富研究方法
大数据技术为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借助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建模和结果可视化分析，可以提升高校网络舆情的研判预警能力和应对化解能力。应积极推动大数据平台建设，与相关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建设技术先进、响应迅速、行动高效的数据分析技术团队，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舆情分析、引导、处置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点。
(四)拓展研究范围
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重点是舆情的事后处理。目前，对舆情事件的监控和舆情发生后的应急响应，对网络舆情的事前干预和事中引导，均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下一阶段，应加强对高校网络舆情的事前干预机制的研究，同时，借助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自媒体，并使用高校师生偏好的话语体系和交流方式，增强对舆情的引导能力。
参考文献:
［1］曾润喜．网络舆情信息资源共享研究［J］．情报杂志，2009(8):187-191．
［2］黄钦，关鹏，裴敏俊，等．国内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J］．高校辅导员学刊，2018(5):76-82．
［3］谭伟．网络舆论概念及特征［J］．湖南社会科学，2003(5):188-190．
［4］邹军．试论网络舆论的概念澄清和研究取向［J］．新闻大学，2008(2):135-139．
［5］安珊珊．网络舆论:从概念到属性的理论溯源［J］．东南传播，2012(6):21-24．
［6］王健．高校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J］．信息网络安全，2009(3):54-57．
［7］吴勇，王玉良．不确定视域下校园网络舆情管理机制的构建［J］．学术论坛，2009(7):186-188．
［8］章忠平，陈炎，曾萍，等．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的策略性研究［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1(6):21-23．
［9］张彦，赵靓．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途径及传播特点分析［J］．消费导刊，2010(2):157．
作者:陈志刚 单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