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脏腑论 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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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腑学说历代论述

我们之所以提出“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这一论点，是因为经过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后，认识到中西医学在脏腑理论上有着相同的解剖学基础，且在生理功能和病理表征的叙述上也没有本质区别。

相比之下，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虽然也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不具有脏腑学说的特质，而阴阳五行学说主要还是一种说理工具，唯有脏腑学说方能够称之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

首先，脏腑学说确有解剖学基础。古代医学家对五脏六腑及奇恒之腑在形态学上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对人体进行解剖观察而获得的，如《灵枢·经水篇》所说，“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肠胃篇》有关消化道长度的数据，和近代解剖学的测量结果基本一致。《难经》载：“肾有两枚”，“肝独有两叶”，“胆在肝之短叶间，重三两三铢，盛精汁三合”等。再如，宋代的《欧希范五脏图》，杨介的《存真图》，以及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中所载脏腑图形，都是通过尸体解剖绘制而成的。明代李梴在其所著《医学入门》中提出心有“神明之心”和“血肉之心”的不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第三十四卷·辛夷》中则明确指出“脑为元神之府”。这些观察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比较粗浅，但却为脏腑学说的形成提供了解剖学基础。

其次，历代医家对脏腑生理功能及其病理表征的阐述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我国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提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明确指出人体以五脏六腑为核心，以“心”为主导，脏腑发挥各自的生理功能，且相互联系，使人体内部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讲养生不离脏腑，讲病证虚、实、寒、热不离脏腑，讲经络、针灸也不离脏腑。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创立六经辨证，在《金匮要略》中创立脏腑辨证，亦植根于脏腑。唐·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及王焘著《外台秘要》中，除叙述脏腑的生理、病理外，还对疾病的脉象、证候及治疗方药作了系统整理，诚为脏腑学说应用的宝贵资源。隋·巢元方所撰《诸病源候论》以五脏为纲，分述各种虚劳证，他认为，脏腑虚损与脾、肾、心、小肠经关系密切。宋金元时期，李东垣创立“脾胃论”，朱丹溪创“阳有余而阴不足论”，使脾、肾两脏的生理、病理得到了显著发展。金代张元素所著《医学起源》以脏腑寒、热、虚、实之变论述脏腑病机，对脏腑辨证的充实与发展有很大影响。明·张介宾、赵献可等对肾与命门的关系进行研究，薛立斋、李中梓等重视脾、肾在人体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论点。清·唐容川在其所著《血证论·脏腑病机》中说：“业医不知脏腑，则病源莫辨，用药无方”，可谓一语破的。

最后，中药学研究与应用向来以脏腑和脏腑证为基础。在中医药临床应用研究中，形成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及归经理论，通过组方遣药，彰显其功能与疗效。中药的四气五味可视为现代成分药理学和药代动力学的雏形，升降浮沉、功能主治和归经理论，则可视为药效动力学的雏形。《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中药分类始于该书。后世中药著作，成果最丰、影响最大者，莫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该书共52卷，计1892种中药，其中第三、四两卷专门叙述五脏六腑的百病主治药，所列病证约计110余种。《中华本草》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药学研究集大成者，该书将8980种中药的功效分为18大类，其根据还是药物对于脏腑所患病证的功能与疗效。可见，研究中药药理，离不开脏腑及脏腑证的传变与转化。

关于中药与脏腑的关系，夏良心在《重刻本草纲目》序言中如是说：“本草者，固医家之耰锄弓矢也，洪纤动植，最为烦杂，散于山泽而根于脏腑。名不核则误取，性不明则误施，经不别则误人，误者在几微之间，而人之死生寿夭系焉，可不慎乎。”此诚警世恒言也。

总之，从脏腑学说的历代论述可以看出：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与临床研究的奠基石；中西医在脏腑理论上具有相同的解剖学基础；中西医在脏腑生理功能与病理表征的叙述上虽有量的差异，但无质的区别；中药功能主治的论述离不开脏腑及脏腑证的传变与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