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寻根文学的看法 兼容传统与现代：对寻根文学的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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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文学的背景

“寻根”的定义本身就吊诡，它既是后来研究文学史的一个概念，也是当时文学现场的一个自我命名。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等1980年代的著名文学潮流不同，寻根文学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命名意味，也就是说，它是被参与者自己命名为“寻根”的，而不是像其他流派那样被研究者下了一个定义、贴了一个标签，这在1980年代文学场域里十分罕见。

具体来说，“寻根”发轫于1984年12月杭州会议。在杭州会议前前后后，一些作家、学者分别从自身的创作与思考角度谈及了相关问题。韩少功后来曾追忆道：“这个会是《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参加会议的作家有阿城、李陀、陈建功、郑万隆、陈村、李杭育等，批评家有黄子平、季红真、吴亮、程培德、蔡翔、李庆西等。主要的话题就是对伤痕文学的反省。”韩少功的这段表述是很个人化的，却也是在场式的评价，他提到的几个作家、学者的名字，也都是寻根文学风潮中的“健将”，在他们的讨论中，“寻根”的话题从纯文学内部逐渐走向公众视野，进而对1980年代的思想界状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今看来，最典型的几部寻根小说，比如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莫言《红高粱》、阿城《棋王》等，都有着明显的反思传统文化的形象。这种价值指向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但在1980年代中期，却有着石破天惊的意义。这就要从寻根文学产生的背景说起。

寻根文学的背景很复杂，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文学潮流发生的场域跟以前很不一样了。我们解读文学作品和现象，需要把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上观察，才能得到更全面的认识。寻根文学发轫之时，中国的文化场域正处于西方现代思潮全面冲击的时期，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也让西方社会从18世纪、19世纪的经典文艺思潮到20世纪的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大量涌入中国，这让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向度更加明显，也在西方思潮对我们的各种“影响的焦虑”里变得更加复杂。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式的思潮，既有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又要关照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价值指向，而不是一味地肯定或否定西方现代性思潮，在这些思维的影响下，才有了“寻根”的各种作品和现象。

经典的寻根文本

“寻根”的内部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的状态，而是充满了内部的驳杂与矛盾声音。有些作品侧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些则认为传统文化的美学趣味可以抵挡西方思潮的冲击，反而要重回古典。一个典型的文本就是阿城《棋王》及其引起的争议。我们今天回望《棋王》，大多会从其精彩的叙事、丰富的内涵上加以品读，但从文学史脉络上看，《棋王》则是一部极其重要的文本结构转向的作品。

从题材上看，《棋王》的故事背景跟知青文学一样，喧闹的环境与密集的人流的大背景始终贯穿了整个文本。但问题的关键是，《棋王》的文学风格堪称“闹中取静”，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是“隐去”的状态，读者几乎看不到作者的批判意味，这跟之前“伤痕式”表达中的愤懑、批判意味完全不同，也看不到其他知青文学中常见的“青春无悔式”的内涵，而是用非常日常生活化的叙事来完成文本，用下象棋这样的日常现象叙事来解构革命宏大叙事。正如文艺理论家鲁枢元所说的“向内转”一样，当文本叙事到了《棋王》这个样子，创作者已经从文学“外部场域”退回了文本内部，而这恰恰是文学走向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与此同时，因为作家阿城自身的古典文化修养，《棋王》还有些许古代文人小说的趣味，让它在技法现代感强烈的同时还保留了传统文化的旨趣，这就极其难得了。

另一个经典的寻根文本《爸爸爸》则是不同的表达方式。作家韩少功在文本中塑造了一个叫“丙崽”，这个有着人性劣根性与“未老先衰”气质的形象被一些人称为“当代阿Q”，《爸爸爸》将对传统的批判与反思集中在这样一个形象上，虽然有失偏颇，却也老辣深刻。《爸爸爸》对传统的批判姿态则与《棋王》很不同，但它们都被纳入“寻根”的话语体系里，并呈现出不同的范式，这也显示了“寻根”内部的多向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寻根文学的意义更在于它所处的话语场域的变化，并提供了不同的文本呈现方式。

正如学者贺桂梅在《“新启蒙”知识档案》里所说，“1970~1980年代加入全球化使中国必然在一种三元结构中确立其主体认同的位置：即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内部，在现在/过去、传统/现代的维度上确立其作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其确立的是启蒙主义话语；另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外部，在东方/西方的地缘文化差异维度上确立其民族性，其所确立的乃是民族主义话语。”这两个维度的话语范式，不仅在寻根文学中有体现，也影响着后来的大量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

“启蒙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都属于现代性的范畴，只是侧重方面与呈现方式不同。前者偏重西方现代性的向度，后者则转向传统文化的向度。“寻根”恰好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点上，既指向过去，又指向未来。与此同时，“寻根”提出的现代性方案，具备上述二者的兼容性，它既不属于西方现代性的思路，也不完全等同于古老传统的路径。

正如阿城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谈到的，寻根最重要的是“改变你的知识结构”，寻根文本内部的复杂性，正在于它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相结合，并给出了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时的一种特殊的解决方案。加拿大学者泰勒（Charles Taylor）曾在《个体的来源》中提出了“有文化内涵的现代性”，也就是一种“可替代的现代性”，他主张“用具有本民族文化内蕴的现代性模式来反抗由西方主导的一元化的现代性”，而寻根文学就包括大量通过展现乡土文化与传统文化来获得叙事的主体意识的内容，这点恐怕并不是偶然。

“寻根”的理念始终存在

从文学史维度上看，寻根文学成为1980年代最盛大的文学现象之一，从根本上是因为它切中了当时中国文化主潮的关键命题：在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冲击，我们的文化如何回应？如何模仿或者自保？是全盘西化还是回归传统？这些问题得到了知识界的回应，反映在文学场域里就是“寻根”的热潮。

我们如今回望寻根文学，就要看到它在“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这样的结构中的特殊存在。寻根文学里既有韩少功、莫言式的批判传统的姿态，也有王安忆、李杭育式的认同传统的姿态，更多的则是贾平凹式的暧昧态度，一方面试图用“寻根”来抵抗浮躁与喧嚣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又看到了乡土叙事存在的问题，以及乡土中国亟待巨变的现实问题。

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潮流早已消失在文学史长河里，但“寻根”的理念始终存在。新世纪以来，文学场域里的传统文化叙事越来越多，反思西方现代性的知识界思考也越来越多，这既与文学背后的政治、经济实力的提升有关，也与文学现象流变的内部规律有关。

因此，我们今天重新反思“寻根”，就需要在历史现场的语境里思考，同时，以历史的视角来分析其特质。“寻根”魅力在于它真正让写作者与读者意识到西方不是唯一的“他者的存在”，回归传统哪怕是以批判反思的姿态面对传统，都有很大的价值。与此同时，一些附在“寻根”之上的喧嚣争论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让寻根文学回到其本来具备的文学史定位上去，而不是给它太多额外的“假设”与“想象”，这才是进入历史、理解文本的关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