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学文章分析 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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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语义分析与释义

语言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词汇学与辞书学的联系最为紧密。词汇学研究的许多课题，都是在语文辞书编纂的实践中提出的，并能在辞书编纂的实践中发挥作用。

一、词义与义项

1981年，符淮青《词义和构成词的语素义的关系》（《辞书研究》第1期）揭示了词义与语素义关系的类型。1982年，胡明扬、谢自立等的《词典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书提出“原则上应当在意义联系最薄弱的地方划分义项”，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以“打”字为例，《现代汉语词典》立了24个实词义项，《新华字典》只列3个实词义项，其中“表示各种动作”的义项下列出16个变义作为子义项。刘半农称它为“意义含混的‘混蛋字’”，胡明扬把“打”的动词义分析为四大类98义，符淮青归为29义，俞敏析为七大类32义（陈望道：《关于刘半农先生的所谓混蛋字》，《太白》1935年第1卷第9期；符淮青：《“打”义分析》，见《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胡明扬：《说“打”》，见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俞敏：《“打”雅》，《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1期等）。曹先擢《“打”字的语义分析——为庆贺〈辞书研究〉百期作》（《辞书研究》1996年第6期）一文重点考察了“打＋×”和“×＋打”两种复合词类型，把“打”的实词语义概括为本义、变义、泛指义／使动义／发生义3个方面，是语义分析的经典之作。陶原柯《词位与释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在全面比照《现代汉语词典》与《牛津简明英语词典》的基础上归纳出释义关系类型，探索了汉语词位的衍生方式。近年来，随着语法学、词汇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语义与语法、词的意义与功能很难截然分开。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和《词的结构功能与语文辞书释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研究了词义与释义、词（语素）义与结构义、功能对词义的影响与词的功能义等内容。谭景春《关于由名词转变成的形容词的释义问题》（《辞书研究》2001年第1期）、《名名偏正结构的语义关系及其在词典释义中的作用》（《中国语文》2010年第4期）等论文综合语义和语法因素讨论词典释义问题。

二、语义场理论与义素分析法

随着更多语言学理论的提出，语义场理论与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理论的结合问题也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语义场理论分析词汇的方法是义素分析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义素分析法被应用到汉语词义的分析和描写中来。1982年，刘叔新《论同义词词典的编纂原则》（《辞书研究》1982年第1期）一文把义素进行细致分类，并运用于当时他正在主持编写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中。1986年和1992年，贾彦德在《语义学导论》和《汉语语义学》（均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结合汉语实际，介绍了义素分析法。符淮青运用义素分析法分析汉语词义，写了多篇论文。1996年，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语文出版社）一书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词汇场、语义场研究的概况，并以汉语为例探讨了词群的各种类型。2001年，张志毅《词汇语义学》（商务印书馆）多角度分析汉语词义之间的关系，在义位微观结构中，列出公式：义位＝义值＋义域，义值＝基义＋陪义，基义又分出5层义素。张斌为该书作序时指出该书“是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园地中新的硕果”。

1999年，蒋绍愚《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中国语文》第5期）一文提出“两次分类”观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概念场和概念要素分析法的概念，通过“投”的词义和“打击”义动词的研究（蒋绍愚：《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打击义动词的词义分析》，《中国语文》2007年第5期）在实践上为我们提供了利用概念场研究语义的范例。

三、亲属词颜色词的语义分析

亲属词研究是语义成分分析法的重要应用领域。石安石的《亲属词的语义成分分析》（《语言学论丛》第9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一文采用语义成分分析法分别分析了英语、汉语和黎语的亲属词系统，通过图示简单明了地说明了词义的区别性特征。刘丹青《亲属关系名词的综合研究》（《语文研究》1983年第4期）一文用语义和语法、交际功能结合，语言内部结构和社会特点结合的方法，对亲属关系名词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分析。贾彦德《现代汉语常用亲属词的语义特点》（《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1期）一文利用现代语义学手段，通过与印欧语系几种有代表性的现代语言比较，找出现代汉语常用亲属词的语义特点。

1969年，美国的伯林和凯通过对近百种语言的颜色词的比较研究，提出任何语言的基本颜色词都不出11个词的范围，为语言普遍主义提供了有力论据，而当时的一些学者正在以颜色词和亲属词为证据强调语言相对主义。刘丹青《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数量及序列》（《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一文从词性、语义、派生义项、词形等不同角度逐一分析了确立基本颜色词的方法，认为现代汉语基本颜色词为白、黑、红、黄、绿、蓝、灰、紫8种，验证了伯林和凯关于基本颜色的经典理论。李红印《汉语色彩范畴的表达方式》（《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6期）通过大量例句从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分析了汉语色彩范畴的表达方式和规则，认为汉民族的色彩认知图式经历了“辨色”“指色”“描色”3种色彩认知过程。颜色词的研究专著有叶军《现代汉语色彩词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李红印《现代汉语颜色词语义分析》（商务印书馆2007年）等。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心理学研究者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利用实验数据探讨汉语亲属词和颜色词在人们认知结构中的分类情况，如：张积家等《语言和颜色文化对蒙、汉大学生颜色认知的影响》，王丹等《英语亲属词的概念表征——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双重作用》（以上均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谢书书等《颜色类别知觉效应的机制：语言的作用》（《心理科学进展》2019年第6期）。

四、释义元语言

释义元语言是一种语言中对其他的词汇成分进行解词释义时所使用的用词用语系统。“元语言”最早由哲学界提出，后来成为很多人文科学所接受的一个底层理论的概念术语。2002年，李葆嘉《汉语元语言系统研究的理论建构及其应用价值》（《南京师大学报》第4期）提出元语言系统研究是“语言基因图谱分析工程”，在完成了这一工程后建立语义结构网络，才有可能实现“自然语言能力模拟工程”。2005年，苏新春《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和安华林《现代汉语释义基元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同年出版，它们以《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的释义语言为研究对象，提取现代汉语释义元语言词汇集，展示了现代汉语释义元语言面貌。2009年，安华林等《汉语释义元语言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林出版社）侧重研究汉语语文辞书的编写实践，为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提供了直接参考。

与内向型语文词典相比，外向型学习词典更有必要研究释义元语言，把释义用词限定在学习者能理解的范围之内。如何把元语言理论很好地运用于汉语辞书编纂目前仍在探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