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衰落的原因的论文 晋商消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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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晋商曾雄踞中国商业五百年，位居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票号是晋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笔，为清末时期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清王朝覆灭之后，伴随着晋商的一蹶不振，票号也逐渐走向衰败。对于晋商票号衰败的原因，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外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内因则有其思想守旧，封建观念深入骨髓，票号的制度落后以及经营上存在缺陷等。一种观点认为，晋商票号的衰败是因为其在金融结构不断变迁的环境下墨守成规，没有及时进行改革，从而被银行等新的组织取代，最终走上消亡的道路。但是在面对近代金融机构的冲击时，晋商票号并非没有进行过改革的尝试，那么为什么晋商票号的改革的结果不像同时期的钱庄一样发展为近代银行而最终走向衰败呢，本文尝试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其进行探究。

二、晋商票号发展概述

2.1晋商票号的辉煌与衰落

票号的主要业务是办理异地款项汇兑，第一家票号诞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发展到同治元年（1862年），仅上海一地就有山西票号22家，对上海的钱庄放款达300多万两，到1906年，晋商票号已经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建立分号，总号所在地则有：平遥、祁县、太谷、太原、上海、昆明和杭州六处，其在国内的具体的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晋商票号分布

除此之外，为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晋商票号还在日本的神户、大阪、横滨和东京以及朝鲜的仁川等地开设有分号。到清朝后期，由于清政府财政恶化，且不断地发生的农民起义等事件对道路的阻塞，晋商票号逐渐成为清王朝的财政支柱，主要是充当为清政府捐纳筹饷的办事机构，还承担了汇兑公款、缴纳税收以及对列强赔款的业务，其为部分省关汇款和垫付的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1865-1893年山西票号为部分省关汇款和垫汇情况

省关 汇款总金额 其中垫汇金额 占比

广东省 9396706 4245561 45.18%

粤海关 6607553 4539947 68.71%

福建省 8552202 3521645 41.18%

闽海关 1033963 295000 28.53%

浙海关 125781 50000 39.75%

淮安关 45000 14000 31.11%

浙江省 2197591 230000 10.47%

当时的《申报》对此评论到：“无论交库，交内务府、督抚委员起解，皆改现银为款票，到京之后，实银上兑或嫌不便，或银未备足，亦只以汇票交纳，几令商人掌库藏之盈亏矣。”

然而，曾经如此辉煌的晋商票号却在清末民初时面对近代金融机构的竞争和冲击时无法做出及时的应对，其改组银行的计划纷纷落空，相继倒闭。1863年之前，晋商票号几乎独占中国金融市场；1864-1893年，逐渐形成了票号、钱庄和外国银行三足鼎立之势，票号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地位受到了巨大的挑战；1894年之后，上海的钱庄逐渐发展为中国本土的民资银行，此时票号只能凭借其对清政府汇兑业务的垄断勉强维持，逐渐失去了与银行竞争的实力。辛亥革命之后，晋商票号加速衰落，只有少数几家票号坚持到了20世纪30年代。1911年票号实存26家，1928年为10家，1921年只剩下5家。

2.2清末晋商票号的改革尝试

清末时，晋商曾有多次机会参与国有银行的筹建，但最终却因其保守的思想与国有银行擦肩而过，错失了转型的大好机会，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晋商票号与国有银行筹建

时间 1897年 1903年 1904年 1908年

发起者 清政府 袁世凯 鹿钟霖 户部银行

发起缘由 合办中国第一家银行 组建天津官银号 筹建户部银行 户部银行改组，财力不足

晋商票号的选择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清末民初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各省市级的商业银行的兴起及壮大开始逐渐取代票号的经营业务和经济地位，当时的票号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联合组建近代银行，但是，改革受到了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因此其改组为现代银行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部分山西票号的年轻经理曾数次尝试联合组建近代银行，但都以计划流产告终。1908年，蔚丰厚票号北京经理李宏龄倡议由山西各大票号联合出资，成立晋省汇业银行，以应对当时各大银行的竞争，这次改革几乎成功，但最终却被总号大掌柜毛鸿翙否决。

三、不完全的产权保护制度是导致晋商思想趋于保守的主要原因

产权制度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和社会关系的规定或行为准则。产权需要政府界定并对其进行保护，缺乏有效保护的产权形态虚设。产权的一大主要功能在于能够减少不确定性。社会环境的复杂和多变会使得人们的选择充满不确定性，但是人们希望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

封建王朝的政府并不对商人的产权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晋商不得不以结托政府的方式，“花钱买保护”，通过为封建政府提供服务来换取政府对自身产权的保护，而当私有产权受到侵害时，其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有关从产权视角探讨晋商为什么衰落的研究认为利润是企业家创新的报酬并引导着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在晚清时期，晋商企业家创新的消失是由于其创新利润受到了侵害以及失去了必要的资本支持。晋商的利润一直受到各方势力的巧取豪夺，既有封建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也有列强的霸占和匪盗的掠夺，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而一种资产的流动性越大，越有可能被攫取，为了降低资产被攫取的可能性，晋商无奈的选择土地等变现性较差的资产形式，这也是大部分中国传统商人的选择，这样一来，晋商进行创新的动力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当商人需要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本用于保护自己的财产，而不是进行创新时，其思想必然转向保守。

早期的晋商票号的产权尚能得到较为有效的保护，因此其有一定的创新动力，但是到了清末，封建政府的攫取变本加厉，加上列强的入侵劫掠，太平天国战争等战乱频发，晋商票号受到的损失尤其惨重，使得晋商对其私有产权的保护倾向越来越强烈，经济上由于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不再进行经营制度上的创新和再投资，转向房产、土地等较为稳定的资产，这也体现了晋商资本的自然经济属性，思想上也变得越来越固步自封。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观念也有产权制度缺失、产权得不到保障的原因。因此，晋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晚清政府面对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加大了对包括商人在内的各阶级的掠夺，一方面导致晋商经营利润受损，另一方面导致晋商失去了应对经营波动的必要资本。

产权理论也可以解释晋商票号改组银行计划的失败。由于没有健全成熟的法治体系保护下的现代资本市场和资本社会化下衍生出来的有限责任制度，晋商商号在投资组织形式上采用的模式是无限合伙，即商号背后的投资者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因此，在明清时期，因为经营失利而导致的晋商倾家荡产的例子比比皆是[7]。这也大大提高了晋商进行创新和改革的风险，到了晚清时期，产权保护更加崩坏，因此晋商思想也逐渐趋于保守，也失去了进行创新的动力。当20世纪初外国银行涌入中国，中国本土的银行业也开始高速发展，对晋商票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时，一些票号的年轻经理强烈要求改革，但是遭到了保守掌柜的压制。

四、晋商票号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

利益集团能够有效地对个体进行资源性整合。利益集团是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能够对公共政策和制度变迁形成重要的影响。不同的集团有不同的目标，制度变迁的路径一般取决于相关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一方面，制度变迁反映了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集团的利益诉求，反过来，强势利益集团对改革造成的干扰更大；另一方面，当社会中利益集团多元化时，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会对制度的变迁造成影响。

票号在诞生之后，晋商在经理人的股权激励上展开创新：首先是股俸制，每个票号无论独资或合资，都要将资本按一定单位额划分为股本，以此做为分红的依据，被称为“银股”，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货币制度下，大宗货币主要使用的是银两；其次是顶身股，每个票号都要根据掌柜、管事和伙计的才能及表现，确定其在企业中拥有的股份份额，以此参与年终的分红，在利益分配上，顶身股与银股在分红和权利上并无不同，但是顶身股不得转让。

晋商票号在股权激励上的创新推动了其发展，但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社会中原有的利益平衡被打破时，集团成员将采取集体行动捍卫共同利益。清末，面对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的冲击，晋商票号如果采取改革进行应对，必然会产生风险，风险不仅来自金融业本身的风险，还有前述的产权制度的缺失导致的风险。此外，改革将对晋商票号内部的保守利益集团造成损失，因此受到了保守的利益集团的抵制，这也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晋商票号的经营者（包括中高层，他们占据顶身股的绝大多数）最多才可顶1分，而银股持有者大多在1分以上，拥有银股者人数上远少于拥有顶身股的人，因此，每个银股拥有者的红利远远多于持有顶身股者。一般有顶身股资格的是人品和工作绩效较好且薪资较高的老伙计，占全部伙计的大约三分之一。

在晋商票号的制度下，无论是独资或合资经营的企业组织形式，为票号承担无限责任的是持有银股的资方，持有顶身股的经理人实质上只拥有分红的权利，而不需要承担责任。由于晋商票号实行的是无限责任制，其以信用为经营原则，如果时局动荡，公款私款必须全额退还，其抵抗风险的能力远远不如商业银行。

年轻的经理人因为并不需要承担票号经营失败的责任而倾向于改革，而持有银股的资方却要对经营失败承担无限责任，对风险极大的改革持抵制的态度。在制度变迁的决策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关注的重点、影响力大小和作用机制也不同。这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各自的目标并不相同，持有顶身股的年轻经理人希望改革扩大利润、与银行和钱庄展开竞争，而持有银股的资方希望保持稳健降低风险，维持垄断清王朝财政的利润即可。

山西票号实行的是一种扁平式的组织结构，总号大都设立在平遥、祁县和太谷，总号根据各地的实际发展状况下设分支结构，总号具有决策权、财政权和任免权，“资本既储总号，获利也归总号计算，以总号为中心，各地分号不过是辅助机关而已。”因此，总号对于分号的改革诉求具有直接否决权，而总号必须维护自己和资方的利益，在晋商票号既有的制度下，希望改革的利益集团拥有的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力远弱于保守的利益集团，即使部分分号尝试改革，也会受到总号的绝对压制。

当不同的利益集团存在不同的目标时，制度变迁的路径一般取决于相关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在无限责任制下，资方要对面临的风险承担全部的责任，因此资方必然选择保守，而资方又拥有决定权，因此有关票号改组银行的制度变迁的难以成功，同时因为票号的制度，保守势力结成的利益集团在博弈中始终占据着优势地位。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一种新的制度之所以能够代替旧的制度，不仅在制度所带来的利益上要有优势，而且在实施成本上也要有优势[1]。晋商票号改组银行能够帮助票号提升竞争力，但在当时，晋商票号至少还垄断了清政府的大部分汇兑业务,还有可观的利润，而改组银行不仅需要大量的资本，还存在巨大的风险，占据优势的保守利益集团没有迫切进行改革的诉求，因此改革难以成功。

五、路径依赖陷阱

为什么历史会选择那些经济绩效较差的经济制度并使其长期存在？这是传统理论不曾考虑也无法解释的，对此，经济系统陷入路径依赖是一种很重要的解释。路径依赖导致的问题可能会使一个经济体深陷于无效率的制度均衡中，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欧洲有过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里都无法摆脱贫困落后，时至今日，很多非洲国家依然深陷无效率的制度困境中。

晋商票号在刚刚成立的时候，无疑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可是到了后期，其已经明显落后于近代银行，如果依据经济理性主义的假定，经济制度或经济组织的创建者通过比较、计算和权衡后，才会选择最优的经济制度，那么，晋商应该对其票号的改革持积极态度才对，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研究认为，晋商在明清时期位列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对推动中国当时的经济和传统金融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晋商却在20世纪初很快衰落，其传奇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明显的路径依赖的特征。本文认为可以从两点对其进行分析，一是晋商与政府的关系，二是票号在制度变迁中具体的路径依赖问题。

5.1晋商依附于封建王朝

晋商的崛起过程与封建王朝政府息息相关，晋商的第一桶金都来自于为明朝运送军粮获得销售食盐的专卖权，早在明朝正统三年(1438年)，明王朝为了解决军队战马缺乏的问题，允许山西和陕西等北部边疆省份从事盐马贸易，即以食盐换取边地的马匹。到了清朝时，晋商获得了在中俄边界城市恰克图从事茶叶贸易的垄断权，随后，其垄断中俄茶叶贸易长达150年，总盈利高达数亿两白银。晚清时期，山西票号逐渐发展成为了清王朝的财政支柱，其不仅承汇各省关公款(部分省关情况如表5所示)，还为清政府汇兑对列强的赔款，庞大的赔款汇解、垫借汇兑，全部由票号承担，由驻在上海的票号集中支付给外国在华银行，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繁荣。

表3 1894-1911年票号承汇部分省关公款情况

山东省 197000两 江西省 5586509两

湖南省 4583686两 福建省 1223200两

广东省 17633782两 湖北省 8114672两

四川省 28618194两 山西省 3217926两

江苏省 2184156两 安徽省 8724364两

浙江省 16545569两 江海关 1557777两

粤海关 12358814两 江汉关 97000两

闽海关 7164076两 浙海关 1228311两

晋商的崛起与发展史使得其对封建王朝政府天然的更加亲近，双方联系密切，到了清末，票号更是将其业务重心转向政府金融，全力为清廷效力，更加紧密地将自己与清政府绑在一起。由此，票号在凭借其对清廷金融业务的垄断地位获得畸形繁荣的同时，也将改革进取的大门慢慢封闭。

5.2票号的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非常容易陷入路径依赖，首先，初始制度的建设需要的投入很大，制度变迁的成本会很高；其次，随着一种制度构建深入人心，制度体系内部的人们在专业化分工的框架内不断自我学习和完善，从而形成了更好的制度运用和使用能力；再次，原有的制度不断地完善将降低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降低会鼓励更大范围的交易；最后，当某一制度长期存在时，人们会对其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晋商票号的发展符合陷入路径依赖的特征：

1.晋商建立遍布全国的票号系统的投入成本非常巨大，以分号的建立为例，票号要在某地建立分号，首先需要在此地进行调查研究，仔细分析市场的动向，每一个分号的建立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为了满足清政府的财政需求，晋商票号在拉萨、雅安等藏区设置了分号；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在平壤、京都等地也设置了分号，建立和维护这些分号的成本都很大，如果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和变迁，对如此众多的分号进行向近代化银行的改组需要的投入非常大。

2.晋商票号的各种制度已经非常的成熟，与其有关的各种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都已经比较完善，其主要的制度如表4所示：

表4 晋商票号的主要制度

票号的制度 金融制度 信用制度 企业管理制度

具体制度 1.每家票号都有其自己的天平砝码，做为统一的记账单位；2.票据贴现业务；3.汇兑业务；4.各种代办业务；5.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 票号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发展出的在财富转移中代替金属货币的用途不同的纸质票据 1.股俸制2.两权分离制3.总分支机构

票号的制度 稽核制度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保密制度

具体制度 中国早期的复式记账 1.学徒制2.人事考核 严格的密押制度

票号体系内的人们，比如总掌柜、经理和伙计，不仅完全适应了票号的各种制度，而且在票号的制度下不断地自我学习和完善，从而形成了更好的制度运用和使用能力，甚至能够修补原有制度的存在的缺陷。比如，在票号内部的人事任免上，以防止财东干预人事，大掌柜享有绝对权威，按规定，职员出差归来必须先回报掌柜，不准私先回家等等，这些制度都是在晋商票号经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票号在给员工丰厚待遇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严格的考察和约束，建立了一系列的人事考察和监督制度，以保证员工全心全意为票号服务。

3.晋商票号诞生之初便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其运作模式已经普遍为客户所接受。比如清代时的货币金属银铜并用，由于各地平码不一且银色上存在差异，跨地区贸易的交易成本很高，票号通过统一平码的方式，解决了银色和平码之间的差异问题；再比如票号创造了各种信用工具，使得在当时的社会下，不必携带大量的白银进行交易，尤其是异地交易和汇兑，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降低又会引致更大的交易范围，这也是票号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

4.晋商票号长期与清政府保持合作的关系，在当时中国实行银本位制度的情况下，晋商与政府的合作有数百年的历史，其对于自己的业务有稳定的预期，这也是晋商票号改革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这种对于能够垄断清政府财政的适应性预期，使得晋商对改革持排斥的态度。

六、结论

晋商票号的衰败并不是偶然事件，其改组为近代银行的计划因受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而失败。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从产权、利益集团和路径依赖三个方面探究了晋商票号改革失败的原因。由于产权保护制度的缺失，晋商与传统的中国商人一样，必须耗费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资本在产权保护上，因此倾向于土地等稳定的资产，而不是再投资，虽然其开创了票号这一中国金融史上辉煌的一幕，但是思想和行为终究走向保守，这与封建王朝没有明确完整的产权保护制度息息相关；票号建立后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关于改革产生了冲突，实力更加强大的保守势力在博弈中始终占据上风，改革计划始终难以实施；晋商的崛起和票号的建立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制度变迁最终陷入了路径依赖的陷阱，这也是改革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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