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性别差异论文(研究分享 中国社会男女平等吗——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差异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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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利娟

面对人们关于当今社会是否仍存在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分歧, 本研究采取社会建构论的视角, 将人们对性别不平等现状的认识视为一种建构性的知识, 汲取不同流派女权主义认识论主张中相容的部分,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考察人们对中国社会男女平等现状的认知具有怎样的差异, 以及这种不同的认知是如何建构形成的。本研究发现, 对中国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差异与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内部平等状况等因素有关, 同时人们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建构可能出自于公共议题、家庭生活、历史比较等不同的语境。而且, 定量分析中发现的与性别不平等认知差异相关的因素在不同的语境下参与对性别不平等认知的建构, 并发挥着不尽相同的作用。

性别平等; 性别观念; 社会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无论从我国妇女解放的实践经历, 还是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 社会对男女平等的认识并非与日俱进, 相反, 在性别平等观念上的犹疑和反复不时地以多种形式呈现出来。其中, 引起研究者重点关注的现象之一是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回潮,[1]近期的多项研究也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的传统性别观念回潮现象。[2,3,4]这些研究或通过揭示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以批驳林林总总的反女权主义迷思, 或注重于考察具体的性别观念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但都没有直接回应人们对是否有必要继续讨论男女平等议题时最常见的质疑:难道现在男女还不够平等吗?[5]

其实, 提升社会性别意识是在推进性别平等的实践中常见的工作手法和重要的目标, 其要点在于提升人们对性别不平等的认识, 意识到女性在平等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6]并从中平等获益方面面临更多的阻碍。可以说, 认识到男女之间存在不平等是追求性别平等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 一方面由于社会性别体系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特性,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群体的社会性别经验参差不一, 人们对于是否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看法可能并不一致。遗憾的是, 此前关于社会性别意识提升的研究通常将性别不平等作为有待揭示的结构性真相, 将否认性别不平等的观念归为虚假意识, 却未能深入探究在性别不平等问题上的认知差异是如何形成的。

本研究采取社会建构论的视角, 将人们对性别不平等现状的认识视为一种建构性的知识, 汲取不同流派女权主义认识论主张中相容的部分, 考察人们对中国社会男女平等现状的认知具有怎样的差异, 以及这种不同的认知是如何建构而成的。首先, 通过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定量分析, 本研究将考察对于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在人群中存在怎样的差异, 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对中国是否仍存在男女不平等问题的看法。其次, 通过对全国六省市城乡居民定性访谈资料的分析, 本研究试图进一步了解人们对男女平等状况做出判断的依据, 分析多重语境下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建构过程。

二、文献综述

本文采用哈丁 (Harding) 对女权主义认识论的分类, [7]分别从女权主义经验论、女权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权主义的视角梳理已有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 并检视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从而形成一个更具建构性的研究视角。

(一) 女权主义经验论

女权主义经验论是一种新型的经验论, 它一方面拥抱传统经验主义的科学信条, 另一方面致力于揭露在科学实践与制度中充斥着由性别歧视和男性至上所导致的偏见, 指出只有移除这些偏见才能改进科学实践。[8]在女权主义经验论看来, 性别歧视和男性至上主义所产生的偏见可以通过严格地遵循科学研究既有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得到纠正。女权主义经验论取向下的研究者认为可以从“利益” (interests) 和“接触” (exposure) 两条路径来理解不同群体在性别观念上的差异。[9]

以利益为基础的解释路径认为, 当个体能够从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中受益时, 他或她更可能支持性别平等的主张, 也因此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更加敏感。由于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以及配偶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男性都是女性平等参与劳动力市场这一意识形态的受益者, 因此, 个体的社会人口特征如性别、就业状态、家庭结构等都会影响其对性别平等意识形态的支持度。

以接触为基础的解释路径认为, 当人们通过个人经历、教育、社会化等渠道接触到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实际表现以后, 可能改变自己对女性在社会中位置的看法, 发展出更倾向于性别平等的观念。从接触论的角度来看, 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将她们直接暴露于职场的性别歧视之下, 因而将有助于她们认识到性别不平等的存在, 同时也有助于她们打破关于女性工作能力的各种迷思, 并使她们有机会结交非传统的女性, 这些接触都有利于女性发展出支持性别平等的态度。此外, 教育也可能带来性别平等思想的启蒙。母亲的较高教育程度以及母亲参与家庭以外的工作也被认为是社会化过程中较早接触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与个人经历的良好机会, 有助于人们发展出性别平等的意识。

目前关于性别观念的研究多采取经验论的视角, 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将基于利益和基于接触的解释路径结合起来, 重在分析影响性别观念的个人社会人口特征、家庭因素以及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10,11,12]但这一研究模式有一个根本的预设, 即个体经验的同质化, 假设相似的经验即等同于利益上的同一性和接触效果的一致性, 忽视了相似的经验在不同的处境下可能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甚至带来截然相反的后果。

(二) 女权主义立场论

女权主义立场论强调作为边缘群体的女性在认识论上的优势地位。它可追溯至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 [13]认为居于不同社会位置的群体会因立场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认识。此外, 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观影响, [14]强调社会边缘群体如女性、少数族裔、穷人等具备一种认识论的特权, 他们由于在既定权力关系中受到压迫和排斥, 反而能够产生批判性的见解。正如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定位能够使他们清晰地认识到这种关系的剥削性, 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境遇差异也使得她们更有可能去理解和揭示构成父权制的不公平的社会性别关系。[15]

因此, 从女权主义立场论出发, 可以做出以下推论:女性比男性对两性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具有更清晰的认识。大量的经验研究结果也表明, 男性在性别平等意识形态上落后于女性是国际性的普遍现象, [16]在中国也基本如此。[17]但是, 立场论无法很好地解释男性和女性群体内部分别存在的性别意识形态差异, 有将性别本质化之嫌。而且, 边缘地位是否必然带来批判性也需商榷。[18]

(三) 后现代女权主义

后现代女权主义全方位挑战了立场论和经验论。根据后现代的观点, 女性之间因阶级、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 并不存在一个所谓同一的女性群体, 因此, 宣称女性群体因边缘地位而获得批判性的立场论犯了将性别本质化的错误。[19]此外, 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 经验论和立场论的真理宣称都有很大问题。如果承认知识的情境性, 那么从逻辑上就无从判断何种知识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势, [20]也无法达致经验论所追求的“好的”科学 (good science) , 因此也就不存在关于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绝对真理或正确认识。

在后现代女权主义看来, 性别观念上的差异是当代社会价值观多元的一种体现。[21]但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在于, 一方面人们并不必然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具有情境性, 反而往往试图宣称自己的知识具有普遍性, 另一方面它否认了人的自主性和反思性, 即人们摆脱个体情境的束缚而获得一般性知识的能力, 进而否认了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

女性主义经验论、立场论和后现代主义这三种认识论之间充满张力, 彼此之间的批判一直延续至今, 试图在三者之间寻求共存和互通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22]从社会建构论[23]的角度来看, 女权主义认识论的三种理论流派可以被看作是不同的话语形式, 它们都只是多种理解方式中的一种, 互相之间并非是竞争性、吞并性的关系, 也不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而是可以彼此联结的。基于这一立场, 本研究将对性别不平等的认识视为一种建构性的知识, 在考察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差异时, 一方面认可女权主义经验论主导下的定量研究所具有的发现共性和规律的特长, 以及女权主义立场论对性别观念上普遍存在的男女差异所具有的解释力, 但同时也接受后现代女权主义对二者的批评, 汲取后现代思想对知识情境性的强调, 考察相似的经验在不同语境下是否对性别不平等认知的建构具有相同的意涵。

三、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定量分析揭示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进而通过定性分析理解人们如何建构出自己关于中国社会男女地位是否平等的判断。

定量分析的数据来自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分析中对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定量分析的因变量为对中国社会男女平等现状的认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在问卷中询问受访者“您怎么看目前我国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 并给出了“男性更高”、“女性更高”和“男女差不多”三个有效选项。根据受访者对这道题的回答, 选择“男性更高”被编码为1, 即认为中国社会仍存在男女不平等, 而选择“女性更高”和“男女差不多”被编码为0, 即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实现男女平等。自变量则包括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生活状况等四组变量。样本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定量分析样本的基本特征

定性分析的资料来自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期间全国妇联“男女平等价值观研究与相关理论探索”课题组先后在广东、湖北、上海、陕西、黑龙江、北京等六省 (直辖市) 的访谈资料。课题组在每个省 (直辖市) 内选取一个城镇调查点和一个农村调查点, 在每个调查点选取至少四位女性居民和四位男性居民, 通过焦点小组的方式收集资料。除了广东农村的两个焦点小组为男女居民混合之外, 其他焦点小组都是单一性别小组。在每个焦点小组成员的选择上, 尽量做到年龄、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多样性。在焦点小组中, 研究者询问受访者“您觉得现在男女平等吗”, 并请受访者阐述“什么是男女平等”。本文所分析的资料来自于六省 (市) 共计24个焦点小组成员回答该问题的录音逐字整理稿。

四、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对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初步分析的结果显示,大多数人 (65.1%) 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 还有34.9%的人认为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 男性的社会地位高于女性。进而, 本研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的方法, 在模型中引入性别、城乡、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是否在单位社区/村庄具有决策影响力、夫妻家务劳动分工、夫妻支持度、个人事务自主程度以及是否遭受过家庭暴力等变量, 对性别不平等认知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对全体样本的分析, 重点考察性别变量的影响;其次通过对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单独分析, 以期发现影响男性和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看法的因素具有哪些共性和特性。多变量分析的结果 (表2) 显示, 男性和女性之间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而且, 与男性相比, 影响女性对性别不平等认知的因素更为复杂。

(一) 女性对性别不平等具有更强烈的意识

表2 对性别不平等认知差异的多元logistic回归

从全体样本的多变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女性比男性对性别不平等有更明确的认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女性认为中国社会仍然是男性地位更高的可能性为男性的1.33倍。这一结果与以前关于社会性别观念的研究发现相似, 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女权主义立场论关于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理解和揭示不公平的社会性别关系的预期。

(二) 教育有助于提升两性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 但对女性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

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多变量分析结果说明, 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对于女性, 教育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们对性别不平等的敏感度, 从而对男女两性社会地位不平等具有更清晰的认识。对男性来说, 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 他们更倾向于认为社会上仍存在男女不平等, 但是统计检验的结果显示, 只有达到大专 (含) 以上教育程度才可能显著提升男性对性别不平等的认识 (为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1.68倍) 。

女性样本的分析结果则显示, 教育对女性关于性别不平等认知的影响更为明显, 但呈现出非线性的“√”形特征。具体而言, 初中教育程度的女性最有可能认为男女社会地位已经基本平等;其次是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女性与高中、中专或技校教育程度的女性, 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认为仍然存在性别不平等的可能性最高。

可见, 接受大专及大专以上的教育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提升都具有积极作用, 但教育对于女性的影响显得更为复杂, 教育水平从小学上升到初中反而使得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的敏感度有所降低。

(三) 夫妻关系不平等促使女性对性别不平等有更明确的认识, 但对男性却不尽然

反映夫妻关系平等程度的一组变量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别不平等认知都产生显著影响。

总的看来, 生活在不平等的夫妻关系中且处于弱势的女性通常更倾向于认为男女社会地位仍然不平等。但对于男性而言, 夫妻关系状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未表现出相似的规律。对于女性来说, 如果家务劳动以妻子为主、夫妻支持度低、在家庭生活中对个人事务的自主度低以及曾遭受配偶家庭暴力, 则越倾向于认为仍然存在男女不平等。这类夫妻关系可以视为男强女弱的不平等关系, 生活于其中的女性认为存在男女不平等可能是源于其在家庭内部性别结构中的边缘地位。

但边缘地位的逻辑不能完全解释男性内部的性别平等认知差异, 仅适用于夫妻支持度低的男性。在夫妻关系中居于优势地位的男性, 比如妻子在家庭中承担主要家务或者本人在家庭中对个人事务有较高的自主度, 都仍有更大可能认为社会上是男女不平等的, 男性地位高于女性。更悖论的现象是, 曾遭受妻子家暴的男性反而更倾向于认为男性社会地位高于女性。

(四) 收入水平仅对男性的性别不平等认知有显著影响, 年龄和职业仅对女性的性别不平等认知有显著影响

对男性样本的多变量分析结果表明,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男性认为仍存在性别不平等的可能性也上升:收入每增加1%, 这种可能性则上升至原来的1.05倍。但是, 收入水平对女性的性别不平等认知不构成显著影响。

女性内部对性别不平等认知的年龄差异非常明显, 除了39岁及以下年龄段的女性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之外, 随着年龄的上升, 女性认为男女之间仍存在不平等的可能性也显著增加。相比之下, 男性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虽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 但这些差异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此外, 与务农的女性相比, 非农就业的女性认识到男女仍存在不平等的可能性更大。但不同职业状态的男性之间对性别不平等的认识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定量分析的结果发现, 人们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差异与下列因素有关:(1) 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烈的性别不平等认知; (2) 教育程度以及夫妻关系平等程度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别不平等认知都有一定影响, 但影响的方式有所不同; (3) 收入水平与男性的性别不平等认知成正相关, 但对女性没有影响; (4) 年龄增长以及从事非农业劳动与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成正相关, 但男性内部却没有发现因年龄和职业不同而带来的显著差异。上述发现揭示出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差异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与性别、教育程度、家庭内部平等状况、收入、年龄、职业等因素相关。但这些因素究竟如何在人们对性别不平等现状进行判断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呢?本研究进一步通过定性访谈来了解人们对性别不平等的不同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关注不同语境下上述因素在关于性别不平等的知识建构过程中怎样发挥作用。

五、多重语境下对性别不平等认知的建构

在焦点小组访问时, 受访者应邀回答他们对男女平等状况的评价, 并给出判断的标准。从受访者的回答可以看出, 人们对男女是否平等进行判断的过程具有很强的建构性, 通常是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撷取片段, 作为自己评判男女是否平等的依据。当受访者依据所选取的片段, 阐述自己对性别不平等问题的认识时, 他们的讲述中浮现出三种不同的语境:以成为公众话题的现象为主要依据的公共议题语境、以个人家庭生活体验为主要依据的家庭生活语境以及以与过去进行比较为主要依据的历史比较语境。

(一) 公共议题语境下对性别不平等认知的建构

女性领导较少、女大学生就业难等现象是近年来在媒体上可见度较高的性别议题。在各地的焦点小组中, 女性在职业发展方面弱于男性的现状或在职场遭遇的不公平对待往往被作为男女不平等的主要表现, 那些认为仍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男性受访者普遍以此作为依据。他们在说明自己为什么认为男女不平等时提到, “女领导还是比男领导要少” (GZUM5) , “政府部门选拔干部的时候, 有可能10个男的里面选拔3个, 10个女的选拔1个”。有的比如说化学、化工方面, 或者是检验方面, 明确要求男性, 本来女性完全可以胜任的工作, 但是它就完全要求是男性” (XAUM1) , “我感觉不平等就是女性的就业方面, 选择工作的时候好多是只限男性, 不要女性, 这个相对来说有些不平等” (XARM1) 。可见, 成为公众话题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对于男性建构出男女仍然不平等的认识非常关键。

与男性相似, 女性也借助于已成为公共议题的现象作为仍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理由。但与男性相比, 女性受访者对这些公共议题有更多的个人体验和情感共鸣。以职场上的男女不平等为例, 有一位受访者在焦点小组中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说男女平等, 其实不平等。我跟我老公是读建筑的, 毕业找工作的时候都说我是女生, 不肯要我!我毕业前后, 找工作大概找了一年吧, 我老公一找就找得到。原因就是他是男的, 我是女的。” (GZUF8) 这位女性的经历也引起了在场其他女性的共鸣, “所以你说男女不平等, 就是区别在这里, 真的区别在这里。” (GZUF3) “你看像她那么的优秀, 我相信她坐到她老公那个位子可能现在都不止三级四级了, 是因为有这样的社会, 这样的一个束缚, 她就下来退到二线了, 这个说实在也是逼的。” (GZUF1)

(二) 家庭生活语境下对性别不平等认知的建构

家庭生活中较为和谐的夫妻分工往往是男性受访者认为男女已经基本平等的重要依据, 这种和谐有时候是指夫妻双方分担家庭责任, 包括家务劳动:“我们家很平等的, 反正大家都挣得不多, 每个月发工资拿回家放好, 要买东西就从那里拿家务只要有空大家都做, 不分你我。当然最重 (的活) 是我做, 其他都是谁有空谁做。煮饭、洗衣服都是这样, 买菜的话如果大家都休息就一起去买。” (GZUM13) 但更多的时候, 和谐的夫妻分工是指夫妻各司其职, 协调合作。“反正我觉得我妈挺开心的。她在家做好自己的东西, 我爸在外面做好他的东西, 分工明确, 也不是说我多做一点, 你做少一点就在那吵。我觉得大家开心就行, 如果纠结谁多做一点谁少做一点, 这才是问题。我觉得这不是男女不平等的问题, 只是双方协调的问题。” (GZUM9) “我家里面我和我爱人遇到问题的时候, 都是互相提醒, 相互沟通, 你理解我, 我也理解你。有些女人做的事男的不能做, 男的做的事也有女的不能做的, 就是看哪个方面。” (WHRM1) 。有受访者将夫妻之间的分工合作概括为“家里家外, 各尽所能” (WHUM3) 。“有事儿共同商量, 钱商量着花, 夫妻共同组织家庭, 有商有量, 这叫平等。” (BJRM2)

与之相似, 对那些认为男女已经基本平等的女性受访者而言, 男女平等也并不一定是指夫妻在家里干的活要一样多, 而更多强调相互尊重。“在干家务活上体现男女平等, 我认为不是说我干多了我就不平等了, 我干少了我就平等了, 这得互相尊重。并且, 家里的事情得互相商量, 如果根本不跟你说, 就自己决定了, 那好像就有点不平等。什么事儿都商量着来, 尤其家庭那些大事, 生孩子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男女平等体现在这上面。” (HEBUF2) 访谈中, 一部分承担较多照顾家庭和家务劳动责任的女性表示, 丈夫对自己家务劳动价值的承认和尊重是男女平等的表现。

(三) 历史比较语境下对性别不平等认知的建构

不少受访者在回答“你觉得现在男女平等吗”的问题时, 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过去进行比较。有些人通过个人生活中的变化感受到现在男女已经平等了, “现在我家也体现出男女平等。这种平等来源于什么?从经济上!因为互相之间都有收入, 家里有些大事咱们有权利参与了, 比如说家里置办什么大型的电器, 咱们也可以参与, 他们一说老婆你看这个电器买不买了?以前 (自己没有挣钱的时候) 人家问你干什么, 你也没有权利, 人家在外面想买什么拿回来就可以了, 你无条件接受” (HEBRF1) 。与之相似, 有受访者表示, 市场经济为女性提供了“平等的机会” (SHUM1) 。

更多的人通过时代的变迁体验到现在男女已经平等了。“像以前主要都是男主外, 现在很多女性都出来工作了。整体上都算是平衡的。” (GZUM12) “之前男主外、女主内比较普遍, 现在女的和男的可以说是对家庭的贡献是相同的。” (XAUF2) “我觉得男女平等第一个表现就是 (妇女) 在家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为现在村里不像90年代以前, 田地、厨房、猪圈成了她每天的固定生活。现在只要有能力, 男的女的, 都可以出去赚钱。” (XARF1)

农村社区对男孩女孩态度的转变也是部分受访者认为已经基本实现男女平等的依据。“经济或者在很多方面基本上现在都已经平等了。包括我们身边也好, 我们自己家庭也好, 儿子能做的事情 (女儿也能做) , 比如说儿子该读书, 姑娘同样能读书, 儿子能开车, 那么姑娘同样也能买车开。” (WHRM1) “以前我们村里有个风俗习惯, 大年三十姑娘不能在娘家过夜, 现在可以了。再一个, 清明祭祖的时候, 姑娘以前不能上坟, 现在不上还不行。” (WHRF1) “现在农村都有这样一些话, 生个男的是建设银行, 生个女的成了招商银行;生个女孩等于生了个亲人加仆人, 生个男孩是得了一个敌人加一个仇人。从这几句话, 就说现在男女不平等这个问题在社会上逐渐消失了。现在对生男生女方面, 农村观念确实转变很快。” (XARM1) “在咱们农村男女平等可能比例占到90%” (XARF3) 。

对定性访谈的资料分析可以发现, 在对男女是否平等的知识建构过程中, 同时存在着多重语境, 而对性别不平等现状持不同看法的人通过不同的语境来建构自己的观点。认为仍然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男性都是从公共议题语境出发, 以公众话题中出现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为依据, 形成他们关于仍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判断。而持这一观点女性更是通过亲身经历以及与有过此类经历的其他女性的情感共鸣, 与性别不平等的公共议题发生联系, 从而完成她们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建构。而那些认为已经基本实现男女平等的人,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多是立足于家庭生活语境和历史比较语境, 一方面从对和谐夫妻关系的切身体验 (比如夫妻间较为平等的家务分工、配合良好的分工合作、互相协商彼此尊重的氛围) 中建构出男女已经基本平等这一认识, 另一方面以过去曾经存在过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已经发生改变或消失为依据, 做出已经实现男女平等的判断。

六、结论与讨论

当今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状况在不同维度上的表现并不一致, 甚至存在差异极大的情况, 综合性的性别差距指数 (gender gap index) 以及构成该指数的分指标数据[24]是对这一现知象的极佳反映。因此, 人们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存在差异似乎在所难免。但问题是, 对性别不平等的认差异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对性别不平等认知的建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结合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与全国六省 (直辖市) 城乡居民焦点小组访问的定性分析, 本研究发现, 对中国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差异与性别、教育程度、家庭内部平等状况、收入、年龄、职业等因素有关, 同时人们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建构可能出自于公共议题、家庭生活、历史比较等不同的语境。而且, 定量分析中发现的与性别不平等认知差异相关的因素在不同的语境下参与对性别不平等认知的建构, 并发挥着不尽相同的作用。

(1) 在公共议题语境下, 人们聚焦于媒体上可见度较高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建构出男女社会地位仍然不平等的认知。这一语境有效凸显了女性基于性别立场的认识论优势, 她们借由个体在社会性别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切身经历以及与其他女性的情感共鸣, 对进入公共议题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既有身受亦有感同, 从而发展出对社会性别体系更具批判性的认识。公共议题语境同时也有助于男性超越自身性别立场, 看到社会对女性的不公。

由于公共议题的概括性和抽象性, 个体与公共议题语境建立联系的可能性因而非常重要。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 (表现为较高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或职业地位) 的个体可能更有意愿和能力关注公共议题。在男性和女性群体内部,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个体反而比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体更容易认识到性别不平等的存在, 可能也说明了这一点。

(2) 在家庭生活的语境下, 个体对夫妻关系的切身体验在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建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一点在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曾经遭受过丈夫的家庭暴力或是承担主要家务劳动的女性对性别不平等具有更强烈的认知, 而夫妻彼此支持度较高或在家庭中拥有较高的个人事务自主权的女性则更倾向于认为男女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可见, 不平等的夫妻关系将女性置于家庭内部性别结构的边缘地位, 从而强化了女性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这同时也意味着, 良好的夫妻关系则可能削弱女性基于性别立场的认识论优势, 因为她们在家庭中不再处于性别结构的边缘地位, 也缺乏相应的边缘体验。处于相互支持的夫妻关系中的男性, 也从这种和谐平等的家庭生活体验中建构出男女已经基本平等的认识。

但对男性而言, 家庭生活语境下的性别不平等认知建构似乎充满了矛盾:遭受过妻子家暴、由妻子承担更多家务以及在家庭中对个人事务拥有较高自主权的男性, 都更倾向于认为男性的社会地位高于女性。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男性和女性都已经普遍认识到家庭中夫妻分担家务劳动对男女平等的重要意义, [25]因此男性也将主要由妻子承担家务视为男女地位不平等的表现。另一种可能性在于, 男性在家庭生活语境下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建构逻辑不同于女性, 这有待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考察。

由于家庭对多数人而言是日常生活的构成部分, 与家庭生活语境产生联系是顺理成章的。正因为多数人与家庭生活语境有“天然的”紧密联系, 在对性别不平等的知识建构中具有超越家庭生活体验的能力尤为重要。从事非农业劳动对女性的性别不平等认知有显著影响, 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家庭之外的经验对女性体察到性别不平等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

(3) 在历史比较的语境下, 不同代际的女性处境的改变对人们关于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建构发挥了很大作用。本研究发现, 年长女性比年轻女性对性别不平等有更强烈的认知, 这与已有研究关于具体性别观念的代际差异正好相反, 通常是越年长则在性别观念上越保守。[26]这可能有三方面的作用机制。第一, 年长女性所处的世代确实存在着更严重的男女不平等, 她们对此有切身体会;第二,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女性的人生阅历也在增加, 有机会更多地遭遇到因性别而被不公平对待的情况;第三, 通过与年长女性的处境相对比, 年轻女性在周遭环境中已经基本看不到性别不平等的传统表现形式, 因而更倾向于认为已经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男性在性别不平等认知上的代际差异也符合历史比较语境下的建构逻辑, 但可能由于男性的体会不如女性直接, 因此男性内部的代际差异不够显著。

个体主要通过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而与历史比较语境建立联系, 时代的进步成为建构性别不平等认知的重要元素。在历史比较语境下, 参照的对象是传统上存在的对女性的歧视, 但性别不平等的新的表现形式被排除在建构的框架之外。

综上所述, 在对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实现男女平等的问题进行判断时, 人们分别从公共议题、家庭生活、历史比较等不同的语境出发, 并在各自语境下选取最具有说服力的客观事实和主观体验, 最终建构出对性别不平等现状的不同判断:有些人认为中国仍然是男女不平等的社会, 有些人则认为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通过对影响因素与建构过程的分析, 可以看出即使是同一要素, 在不同的语境下也可能对知识的建构产生不同的作用。因此, 在未来的性别观念研究和推进性别平等的实践中, 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揭示不同语境下性别观念的建构过程, 避免将性别本质化以及将经验同质化, 另一方面也需要凸显人的自主性和反思性, 超越单一语境的局限, 注重培育多重语境下了解和表达不同立场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更加灵活有效的实践, 进一步推动社会性别平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