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礼学记论文 礼学文献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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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学文献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礼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礼学即《三礼》之学，专指以研究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包括《大戴礼记》兼及综论《三礼》之学。广义的礼学是指研究《三礼》、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兼及各地区礼俗演变之学，包含范围甚广，几乎与今日所言“中国文化”概念相等。我们讲的礼学，是指狭义的礼学，即《三礼》之学。礼学文献是指注释研究《三礼》的文献，即《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礼类收录的文献。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有哪些成绩？存在哪些问题？将来研究的重点方向在哪里？就以上问题，谈一点个人粗浅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一、礼学文献整理研究的成绩
第一，礼学文献影印。1919年，张元济主持影印的《四部丛刊初编》出版，《续编》《三编》分别于1934—1936年出版，收录礼学文献《周礼注》12卷（叶德辉藏翻岳本）、《仪礼注》17卷（叶德辉藏明嘉靖徐氏翻宋本）、《纂图互注礼记》20卷（南宋本）、《仪礼疏》50卷（汪士钟翻宋本）、《礼记要义》33卷（宋刻本）、《礼记正义》残存8卷（日本享延文库藏宋本）等，是古籍影印的代表作，对后来古籍影印影响很大。
198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后，大型影印古籍丛书不断出版，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四库全书底本丛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清经解三编》《清经解四编》《中华再造善本》《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十三经注疏》《师顾堂丛书》，等等。这些丛书中包含了很多礼学文献。中华书局1980年据世界书局本影印的阮刻本《十三经注疏》，几乎是所有从事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
除大型丛书之外，尚有部分重要的礼学文献，单独影印出版。如1979年台湾学海出版社据来青阁本影印的《礼记郑注》20卷（余仁仲本），1984年中国书店据潘宗周覆刻版重印《礼记正义》70卷，1992年中华书局（下简称“中华”）据国图藏抚州本影印的《礼记注》20卷，201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下简称“北大”）《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70卷，相对于大型丛书影印，专书影印质量较好。
第二，礼学文献整理。古籍文献影印，是文献整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属于“粗”加工。有些重要的礼学文献，必须要进行“精”加工，就是在调查文献版本的基础上，确定底本、对校本和参校本，对全书进行标点、分段，撰写校勘记和整理前言，编制附录等；经典文献，尚需要今注今译。我们说的礼学文献整理，就是指对礼学文献的这种“精”加工。
相对于其他经典文献而言，礼学文献的“精”加工脚步要缓慢很多，但近二十年成就斐然。《三礼》经文最早的标点本是陈戍国点校的《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1989年，岳麓书社下简称“岳麓”）。1999年，北大出版阮刻本《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其中有《周礼注疏》（赵伯雄整理、王文锦审定）、《仪礼注疏》（彭林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后又出版繁体字本，这是大陆出版最早的经注疏标点本，对于《十三经注疏》的普及作用甚大。2001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十三经注疏》分段标点本，其中有《周礼注疏》（邱德修点校）、《仪礼注疏》（邱德修点校）、《礼记正义》（田博元点校）。2008—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下简称“上古”）出版《周礼注疏》（彭林整理）、《仪礼注疏》（王辉整理）、《礼记正义》（吕友仁整理）。2016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华礼藏》之《仪礼注疏》（贾海生点校），2019年，出版宋魏了翁《仪礼要义》（王红娟点校）、《礼记正义》（郜同麟点校）。
《儒藏》工程系统整理了一批礼学文献，收入精华编第39—73册，2009年以来陆续出版者有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乔秀岩校点），《仪礼注疏》（彭林校点），宋李如圭《仪礼集释》（杨华、李志刚校点），宋杨复《仪礼图》（马延辉校点），元敖继公《仪礼集说》（曹建墩校点），清程瑶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徐到稳校点），清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张涛校点），清吴廷华《仪礼章句》（徐到稳校点），清胡培翚《仪礼正义》（张文、徐到稳、殷婴宁校点），《礼记正义》（吕友仁校点），元陈澔《礼记集说》（虎维铎校点），卢辩《大戴礼记注》（张显成校点），清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胥洪泉校点），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章红梅校点），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何锡光校点），宋朱熹、黄榦《仪礼经传通解》（王贻樑、徐德明校点），清黄以周《礼书通故》（王文锦、马清源、乔秀岩校点），清凌廷堪《礼经释例》（彭林校点），清曹元弼《礼经学》（周洪校点），宋司马光《书仪》（张焕君校点），宋朱熹《家礼》（王燕均、王光照校点），合计21种。
礼学文献整理本尚有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王文锦点校，中华1983年）、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1987年）、清孙诒让《周礼正义》（汪少华整理，中华2015年）、清胡培翚《仪礼正义》（段熙仲点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1989年）、清朱彬《礼记训纂》（饶钦农点校，中华1996年）、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朱子全书》2—5册，王贻樑校点，上古2002年）、清黄以周《礼书通故》（王文锦点校，中华2007年）、元敖继公《仪礼集说》（孙宝点校，上古2017年）、清凌廷堪《礼经释例》（彭林整理，台湾“中国文哲所”2012年）、宋杨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叶纯芳、桥本秀美整理，台湾“中国文哲所”2011年）、清焦循《礼记补疏》《三礼便蒙》（《焦循全集》第5册，刘建臻整理，广陵书社2016年，广陵书社下简称“广陵”）、清张锡恭《丧服郑氏学》（吴飞校点，上海书店2017年）、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仪征刘申叔遗书》第2册，万仕国点校，广陵2014年）、刘善泽《三礼注汉制疏证》（刘孚永点校，岳麓1997年）、陈戍国《礼记校注》（岳麓2004年）。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丁鼎点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锷编纂《曲礼注疏长编》（广陵2019年），等等。这些点校整理本，既是整理礼学文献的重要成果，也为研究经学、礼学提供了方便。
《三礼》今注今译方面有王宁主编的《评析本白话三礼》（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许嘉璐主编的《文白对照十三经》（广东教育出版社等1995年），其中《周礼》《仪礼》是许嘉璐注译，《礼记》是姚淦铭注译。
黄公渚《周礼》选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是第一本《周礼》选注本。此后，《周礼》注译类著作有林尹《周礼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钱玄等《周礼注译》（岳麓2001年），杨天宇《周礼译注》（上古2004年），吕友仁《周礼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中华2014年），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古2008年），戴吾三《考工记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等。
《仪礼》有杨天宇《仪礼译注》（繁体版,上古1994年；简体版，2004年）、彭林《仪礼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大小戴《礼记》有王梦鸥《大小戴礼记选注》（重庆正中书局1944年），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杨天宇《礼记译注》（繁体版，上古1997年；简体版，2004年），吕友仁、吕咏梅《礼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钱玄等注译《礼记》（岳麓2001年），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2001年），潜苗金《礼记译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鲁同群选注《礼记》（凤凰出版社2011年），高明《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方向东译注《大戴礼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等。《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的今注今译本，在方便读者学习《三礼》的同时，也普及了礼学。
第三，礼学文献研究。礼学文献研究是指从礼学角度对礼学文献的专书研究和从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学方面对礼学文献进行的研究。
早在1923—1934年，叶圣陶依据世界书局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编纂《十三经索引》，用以查检《十三经》经文句子，1934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2—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先后出版洪业编《仪礼引得》《礼记引得》《周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是查检《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注疏》的工具书。这两种索引，为研读《三礼》经注疏文提供了方便，一直到近年才逐渐淡出学者的视野。
新中国成立以来，礼学文献主要收藏在公立图书馆和科研高校单位。对于礼学文献的著录、研究主要见于各馆藏书目录和题跋。1960年，赵万里主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介绍多种宋元版礼学文献，类似的著作有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古1983），《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经部》（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黄永年、贾二强《清代版本图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玉范、沈乃文主编《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书录》（北大1998年）等。另如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1983年）、李盛铎《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大1985年）、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上古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蔷《天禄琳琅知见书录》（北大2017年）、《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也著录了一些礼学文献。1989年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12—1987）出版，1999年《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88—1992）出版，1993《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1900—1992）出版，这三部目录的编纂出版，为学者了解近百年来经学、礼学研究提供了方便。王锷《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2007年增订本）为研读礼学、经学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
随着礼学文献的影印和数字化，礼学文献版本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已经跳出仅限书名、卷册数、行款、题跋、藏书单位等版本特征的著录，学界更加注重文字正误、版本优劣、版本源流、递藏轨迹以及先后印次差异、原本翻刻异同等问题，发表了一批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如乔秀岩《〈礼记〉版本杂识》、叶纯芳与乔秀岩《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文献学读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张丽娟《南宋抚州本经书的刊刻与修补》（《版本目录学研究》第3辑）、廖明飞《〈仪礼〉注疏合刻考》（《文史》2014年1期）、张学谦《“岳本”补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3期）等。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如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大2013年）、程苏东《从六艺到十三经》（北大2018年）、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中华2019年），三书中有关礼学文献的章节，值得关注。王锷《〈礼记〉版本研究》（中华2018年）于《礼记》重要版本亦有讨论。
礼学文献专书研究方面，出版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如侯家驹《〈周礼〉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彭林《〈周礼〉主体思想及其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王关仕《〈仪礼〉服饰考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王梦鸥《礼记校证》（台北艺文出版社1976年）、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2007年）、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三秦出版社2005年）、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中华2008年）、李云光《三礼郑氏学发凡》（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6年）、钱玄《三礼名物通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三礼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沈文倬《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张舜徽《郑学丛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唐文《郑玄辞典》（语文出版社2004年）、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叶国良《礼学研究的诸面向》（台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礼学研究诸面向续集》（台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十三经辞典·周礼卷》（汤斌主编）、《仪礼卷》（胡大浚主编）、《礼记卷》（王明仓、白玉林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一大批硕博士加入研究礼学文献的队伍，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如邓声国《清代〈仪礼〉文献研究》（上古2006年）、潘斌《宋代〈礼记〉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李洛旻《贾公彦〈仪礼疏〉研究》（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瞿林江《钦定礼记义疏研究》（广陵2017年）、徐渊《仪礼丧服服叙变除图释》（中华2017年）等，都是礼学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
金文、石刻、简帛和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中，有一些与礼学文献密切相关的典籍，像汉熹平石经、唐开成石经，武威汉简、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以及敦煌遗书等，研究的代表作有陈梦家《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中华2006年）、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华2008年）、虞万里《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贾海生《周代礼乐文明实证》（中华2010年）、杨华《古礼新研》（商务印书馆2012年）等。这些出土文献备受学术界关注，已经形成单独的学科，如金石学、简帛学、敦煌学等，故仅举大略如上。
二、礼学文献整理研究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30年间的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成就斐然，有目共睹，这是当代学人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是，礼学文献整理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礼学及礼学文献研究方面，因历史的原因长期不受重视，以至于礼学号称“冷门”“绝学”，不仅研究者少，且大量的礼学文献难以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迅速提升，近年来大量礼学文献影印出版。但是，礼学文献与其他古籍一起影印，至今未见有专门的“礼学文献汇编”丛书。浙江大学古籍所策划整理《中华礼藏》，已经出版了一批成果，但进展不快。《儒藏》整理本价格昂贵，阅读不易。
在礼学文献影印方面，目前部分影印礼学文献在保留原书文字信息、不出错误、保证印刷质量、清晰美观等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如《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余仁仲本《礼记注》卷一第一页A面，因去底色处理太过，导致第八行右“字”“音”之间成为空格。查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余仁仲本，空格是“一”字，来青阁影印本同，此乃《释文》文字，原文是“欲，如字，一音喻”。再如，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往往在书中保留一些藏书家批注文字，大多以浮签形式加在书中，时间一长，就会粘错位置。古籍影印中，如果遇到浮签，就应该加以整理，黏贴在相应的位置。《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纂图互注礼记》，其中有22条浮签，没有一处黏贴对位置。所以，古籍影印，不是拿来就印，应该做一些专业处理，然后写一篇题跋或提要，说明影印的版本依据以及有关情况，让读者尽可能了解这些珍本。
在礼学文献整理方面，重要的文献诸如《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周礼正义》《仪礼正义》《礼记集解》《仪礼郑注句读》《礼经释例》等均有了整理本，孙诒让《周礼正义》有王文锦、汪少华两位先生的整理本，相辅相成，后出转精，是目前最好的《周礼正义》整理本。但就已经出版的礼学文献整理本而言，尚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重复整理，无所适从。《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各自最少有三到四种整理本，类似的整理本还在整理出版中，这种现象，既浪费人力物力，又令读者无所适从。不断有人整理这些文献，一说明此书重要，二说明学术界对已经出版的整理本不满意，三说明重新整理仍然有提高的空间。已经出版的整理本，存在底本选择不当、版本源流不明、缺乏校勘、校勘记不当、断句错误、不符合古籍整理规范等问题。
第二，经注单疏，未见整理。《周礼》《仪礼》《礼记》的经注疏合刻本，已经多次整理出版，但没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周礼疏》《仪礼疏》《礼记正义》等经注、单疏的整理本。随着大量宋元善本的公布，《三礼》的经注本、单疏本是礼学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应该对经注本、单疏本（即使是残卷）分开整理，以便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第三，重要文献，无人问津。近年对礼学文献的整理，除《三礼》经注疏合刻本和清代胡培翚、孙希旦、孙诒让等人著作以外，其他诸如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等，都是伴随着《朱子全书》《仪征刘申叔遗书》等整理而完成的。其他它重要典籍如宋卫湜《礼记集说》、清《钦定三礼义疏》、徐乾学《读礼通考》、蔡德晋《礼经本义》、盛世佐《仪礼集编》、金曰追《仪礼经注疏正讹》、杭世骏《续卫氏礼记集说》、戴礼《礼记通释》等，尚无人问津。
礼学文献研究出现上述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不足：
第一，礼学文献版本研究不够。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周礼》《仪礼》《礼记》等礼学基本文献自宋代以来经历了多次刊刻，有经注本、单疏本、注疏合刻本，经注本和注疏合刻本有附释文、不附释文之别，这些版本多次翻刻，元明清时期翻刻的经注本、注疏本与宋本之间是什么关系？孰优孰劣？如果要整理点校，如何确定底本？哪些可以作为对校本和参校本？这些问题，《周礼》《仪礼》仍有一些问题说不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二，缺乏汇校成果。清代乾嘉时期，阮元主持撰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其中有《周礼注疏校勘记》《仪礼注疏校勘记》《礼记注疏校勘记》等，后经卢宣旬摘录，附在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中流传。阮元的校勘成果，至今是我们阅读《三礼》的主要参考文献。另外，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汪文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日本人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中的礼学文献校勘成果，仍然分散各处；就《仪礼注疏》而言，陈凤梧本、应槚本、汪文盛本、闽本、监本、毛本、武英殿本、《四库》本《仪礼注疏》各自有何差异？《仪礼注疏》17卷本系统与张敦仁、阮元合刻《仪礼注疏》50卷之间，文字异同如何？差异何在？等等，这些在已有整理本中未能全部吸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注疏》整理水平。
第三，礼学文献研究不够深入。郑玄《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是完整保留到现在的汉人注本，之前对郑注的研究，多从训诂学角度研究，如《郑学丛著》《郑玄辞典》等，从礼学角度的研究不够。“礼是郑学”，为什么说“礼是郑学”？郑注在礼学文献传承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何郑注取代了王肃注？唐代撰写《五经正义》，贾公彦撰写《周礼疏》《仪礼疏》，为何选择郑玄注本？孔颖达、贾公彦之后，一直到清代，才出现类似的义疏或正义类著作如《仪礼正义》《周礼正义》，这又是为什么？宋元明学者在礼学文献研究和传承过程中做了哪些工作？朱子为什么要编纂《仪礼经传通解》？清人设置三礼馆的目的是什么？如何看待《三礼义疏》？如何认识阮元重刻《十三经注疏》？每个时代出现的礼学文献，与其同时代的政治、文化、学风有何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有些已有研究，如张涛《乾隆三礼馆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对三礼馆有关问题有深入分析。但大多问题，尚需要从某部礼学文献入手，拓宽视野，深入探讨。
至于礼学文献的数字化，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国内公立图书馆收藏的礼学文献，大多没有数字化。即使部分已经数字化者，或难以得见，或使用不便。二是一些重要礼学文献的数字化属于个人行为。礼学文献的热爱者和研究者制作成电子书，上传网络，友朋传递，有“盗版”嫌疑，没有名分。
三、礼学文献整理研究的展望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实力的不断强大，文化建设越来越重要。建立文化自信，不能是一句空话，应该付诸实践，从事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本身就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展望未来，礼学文献整理研究尚有许多工作可做。
第一，编纂《礼学文献集成》。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经学，经学的核心是礼学，礼学的核心是仁，内主诚信，崇尚明德；外在恭敬，推崇谦让。礼学文献是研究礼学的基石，所以，编纂一部《礼学文献集成》，对前人研究礼学的成就进行总结，是传承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工作。
第二，加快礼学文献数字化。尽快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的礼学文献数字化，分期分批扫描上传网络，一则可保护善本古籍，二则可解决读者阅读利用的困难。建设礼学文献专门数据库，将礼学古籍文献、研究专著、学术论文分别建档，编纂查检引用程序，为学术研究服务。
第三，汇校《三礼注疏》。就目前学术研究的状况来看，能够看到的礼学文献版本和研究成果，已经远远超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之时。《三礼注疏》是礼学研究的核心，所以，一定要在阮刻本基础上，充分吸收后来的研究成果，仿照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尚书注疏汇校》的做法，汇校目前能够看到的《三礼》经注疏版本，汇集有关校勘成果，为整理高质量的《三礼注疏》奠定基础。
第四，整理礼学文献。礼学文献虽然已经出版了好多种整理本，但因不明版本源流等原因，仍存在一些缺憾。在汇校《三礼注疏》的基础上，整理出《周礼注》《周礼注疏》《仪礼注》《仪礼注疏》《礼记注》《礼记正义》等经注、注疏以及白文、单疏的整理本，提供给不同读者研究使用。同时，选取整理不理想的礼学文献和没有整理的礼学文献，标点整理，供读者研读。
第五，编纂长编新注。就《三礼》而言，目前可供阅读的注释本，基本是清代以前学者撰写的。自汉至清，历代学者注疏《三礼》的资料，需要进一步清理总结，清理的最好方式是编纂长编，诸如《周礼注疏长编》《仪礼注疏长编》《礼记注疏长编》，在长编的基础上，总结过去，删繁就简，撰写新的注释文本。我们正在编纂《礼记注疏长编》，其中《曲礼注疏长编》已出版，《檀弓注疏长编》正在编辑中。
第六，专书研究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礼学文献中很多的专书缺乏研究，很多礼学专题缺乏探讨。如《仪礼疏》《仪礼经传通解》《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周礼义疏》《仪礼义疏》《仪礼正义》《读礼通考》等，这些专书，都是礼学文献的代表作，需要专门研究。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之邦的特征是什么？礼乐文明体现在哪里？两千多年的古代先贤如何解读礼乐文明？汉代以来历代制定的礼仪制度如何变迁？如何借鉴《三礼》？中华礼乐文明传承的轨迹是怎样的？历代学者如何注解阐释《三礼》？蕴含着什么样的思想？《三礼》对历代政府产生了哪些影响？等等，这些问题，均需要专题讨论。这样的讨论，均离不开礼学文献。
第七，正确看待出土文献与传世礼学文献的关系。出土的简帛文献、金石文献以及敦煌遗书，为研究礼学文献提供了很重要的参照。但是，在利用出土文献研究礼学文献时，不能顾此失彼，妄加评判。我们现在看到的《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等文献，经历两千多年流传，其中包含了历代学者的研究心血，大致定型，并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尤其是战国竹简的出土，说明传世的部分文献，在战国时期有不同传本，这些竹简本文字与传世本有别，但不能有差异，就说传世本是错的，简帛是对的。如果真是那样，为什么所谓“对”的没有流传下来？而将“错”的流传于后世？出土文献真实反映了不同时期文献的面貌，至于谁对谁错、孰好孰坏，需要认真研究。
第八，编著通俗读本，普及礼学知识。中国是礼仪社会，礼无处不在，无时不行。中国人每天在礼仪社会中生活，然而对于很多礼学知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非礼之事，时常发生。因此，应该立足儒家经典，以《三礼》为核心，编著各种生动活泼的通俗读本，诸如《〈礼记〉选读》之类的书籍，图文并茂地宣传礼学知识，让行礼讲礼深入人心。待条件成熟，制定适合时代的礼仪制度。
（原文刊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0年第1期总587期）
微刊主编：子璋
文字编辑：金子杨刘佳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