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时期均田制主要是什么 北魏孝文帝改革中均田制内容是什么

下面是好好范文网小编收集整理的北魏时期均田制主要是什么 北魏孝文帝改革中均田制内容是什么，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孝文帝太和九年也就是公元485年，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以及南北朝史，甚至中国中古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北魏朝廷颁布了《均田令》。《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以下简称《魏书食货志》）：

（太和）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

这个“均田令”出现的背景，是北方自“五胡乱华”起经济的崩溃，或者说基本不存在国家经济。因为国家经济需要一个基础，就是田土大部分属于国家或者自耕农，而不是集中于某些势力集团。但是太和九年之前的北方确实不是这样的，《魏书食货志》：

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

在这里我们看到，“均田令”之前，北魏的自耕农数量极少，其经济实际也是大领主庄园经济，只不过它的大领主不是南朝的士族，而多为“豪强”，也就是地方豪门和“胡”族军事贵族。而“豪强”们对于农民的征敛，是远大于朝廷对于自耕农的税赋的。这样，孝文帝（更多的是冯太后）面对的经济局面就和当年的曹操一样，必须用战乱腾出来的无主耕地，把农民从豪强手里解放出来。但与曹操采用的“抑豪强”行“民屯”不同，孝文帝（冯太后）采用的是更具历史先进性的方法，就是“均田”，让荫附豪强的农民成为自耕农而不是国家佃农。这样，北魏就具有了国家经济，就可以拥有稳定的中央财政收入。孝文帝要进行的政治结构改革才能有实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底气。

但如果直接实行“均田”，恐怕豪强们会立时起而反抗，则有可能天下为之大乱。孝文帝祖孙确是战术高手，他们在“均田”让天下农民“减负”之前，先反其道而行之，给农民们增了一下负。《魏书食货志》：

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

从太和八年开始，北朝的官员们终于领“工资”了，在此之前他们大多过的是“供给制”和自己“抢食”的日子。在没有国家经济的情况下，给这么大一个官僚集团发工资，拿什么发呢？只能增加人民的税赋了，我们看，这一增加可是真不少。但是，这又确实是孝文帝祖孙的一招极有用的“先手”，它让庞大的官僚集团必然地成为中央政府的同盟军。这样，第二年行“均田”时，豪强们就有这个庞大的同盟军来制衡。因此，太和九年开始的“均田”实行得比较平和有效，没给北魏朝廷引起什么乱子。

太和九年的这个“均田令”里，最重要的有以下这么几个内容：

（一）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二）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

（三）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四）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五）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六）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

我们从以上六条“均田令”的核心内容看到：

1、首先是授田的标准。以每一户为授田单位，不但男女主人，而且奴婢，甚至家里自有的耕牛都可以授田。这么“大尺度”的授田标准，无疑说明两点：一是一百多年战乱之后，北方人口锐减，当时朝廷手上的无主耕地极多；二是朝廷急于让每一户农民都拥有尽可能多的土地，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产出，整个国家经济总量就可以迅速增加。

2、政府对于授田户的农业生产内容有极为细致的标准和要求，不按标准生产要受罚。这就说明此时北魏实行了一种“计划经济”，急于按照国家的物资需要统筹农业生产。

3、各户所授之“露田”和“麻田”并不是历史上常说的“永业田”。“露田”是裸露之田，就是不栽树的田，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基本农田。“麻田”是用来种植苎麻，从而生产麻布的田。这些纯用来生产粮食及麻的田，在北魏时法律上还是国有而非私有的，受田者去世就要交回国家。这样，国家手里的基本农田就能随人口自然更替而有盘量，不至于人口孳长之后国家掌握的田地越来越少，从而无以为继。

3、授予各户用来生产丝织物的“桑田”是“永业田”。但一户之中既然存在了“永业田”的继承，那么在此类田的单户授田总量上，就有可能超出标准或低于标准（因为各户的人口数与男丁比例是可变量），则超出和不足的部分允许自由买卖。这一个“永业田”特例，是因为一直到唐朝后期实行“两税法”之前，各朝赋税太半都是“实物征收”。而所征收的实物中，丝织物是重要部分。太和八年开始给官僚发工资，为此所增加的主要实物税赋就是帛，因此在丝帛的生产上，要让农民有利、有产可图，这样才能保证供应量。保证了丝帛的供应量，中央政府才能按时给官员发工资，政府的运行才能稳定、顺畅。

有了太和九年的这个“均田令”，北魏初步建立了国家经济。于是，三年后它建立了真正的财政体系。

《通典·卷第五·食货五》：

魏令：大率十匹中五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事见于《魏书食货志》记载之太和十年）。

《魏书食货志》：

十二年，诏群臣求安民之术。有司上言：“请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丰年籴贮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一，籴之于民……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民足矣。”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

这样，北魏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的法令，即地方征收的“调”按以下比例进行分配：公调39%、调外费20%、百官俸禄30%、保险型经费11%——公调就是中央经费、调外费是地方经费、保险型经费用来保障地方上可能遇到的灾害。

太和九年“均田”，国家经济开始初具规模，至太和十年乃能建立财政体系并于十二年完善、确立。于是，到太和十九年，北魏终于在北方恢复了货币体系。《魏书食货志》：

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

有了经济规模、财政体系、货币体系，一个正常的经济环境在北方呈现出来。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有了实现的需求和能力，北朝的手工业和商业就有了繁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