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论书原文(国学大师――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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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者追忆丛书总序 陈平原

“追忆逝水年华”，此乃人之常情。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为此临风洒泪。其实，不必借山川草木起兴，单是往事如烟，就足以让千古文人感慨叹息。“感慨”不足以尽兴，于是又有了许多落在纸上的“追忆”。

对往日风流的追忆，与其说是为了记住历史，不如说是为了展望未来。人们只能记住那些应该记住、或者说希望记住的――包括人和事。作为学者而被追忆，不只是一种历史定位，更意味着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因为，人们总是以当下的生存处境及需求为支点，借助于与历史对话来获得思想资源与工作方向。

选择对话者，其实已经内在地规定了对话的内容、倾向以及情调。选择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作为追忆的对象，或者说邀请其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建设，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基于这些学者自身所独具的魅力；这种魅力，既源于其学术成就，更来自其精神境界――这是较好地体现了古与今、中与西、学术与思想、求是与致用相结合的一代。具体分疏起来，几乎每个人都不可重复：学术思路有异，安身立命之处也不同。只是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中，这些人都曾饱领风骚、独开风气，因而成为时人及后人追忆的对象。并非此前没有同样兼具学者与思想家风范的“大师”，之所以选择康、蔡、章、梁、王等作为追忆的对象，一是因其开创的学术思路及研究范式，对今日中国仍有影响；一是已经有大量追怀文章可供选择，而且其中颇多佳作。两汉隋唐或者宋元明清的大学者，去世后也有绝妙的传记、墓志或祭文出现；但限于体例，此类文章不易体现“真实的人生”。对于被追忆者，不苛求完美无缺，而希望真实可信，这基本上是现代人的思路。这种对“人”、对“文”的新的理解，使得“追忆”不再拘于一格，或庄重，或琐碎；或洒脱，或俏皮；或长篇大论，或三言两语。读单篇文章，感觉或许有点欠缺，因作者并不希望“盖棺论定”，而只是提供一个特定角度的观察。合起来可就大不一样了：正是这些亲切而零碎的描述，得以显示被追忆者生命历程及精神境界的不同侧面。

观察的角度不同，再加上立场有异，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与评价，可能天差地别。不作考证与整合，也不追求“方向感”或“一锤定音”，这种众声喧哗的状态，也许正是“追忆”的魅力所在。有心人不难读出不同追忆间的“缝隙”――可能理解歧异，可能回忆失真，但也不排除存心造伪。对于聪明的读者来说，这些文本间的“缝隙”，无疑是意味无穷的。当然也有“众口一辞”的时候，但距离的远近、角度的俯仰、趣味的高低，仍使得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异彩纷呈。不讲“是非”，不断“真伪”，这种编辑思路，似乎过高估计了读者的接受能力；其实不然。为治思想史、学术史的专家提供背景材料，并非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更希望普通读者能一编在手，悠然会心，领略前辈丰采，往日风流。倘若有由此而对学术研究及文化建设产生兴趣、甚至愿意投身其间的，则编者大喜过望。因此，选文时剔除了许多过分专业化的、需要特别知识准备才能阅读的“准论文”。有专业而不囿于专业，能文章而不只是文章，这便是本丛书选文的基本要求。

至于说史实的“是非”与“真伪”，落实到具体文本，并非总是黑白分明。俗话说，水太清则无鱼。一点破绽也没有、经得起专家考证的“追忆”，不能说没有，但因其处处设防，反而阻碍文气的流动。“准确”者未必“生动”，“生动”的又可能不“准确”。兼有史学价值与文学韵味的“追忆”，其实不太好找。只要不过分离奇荒诞，略带一点想象与夸张，想来读者也是宽宏大量的。为了不至于“离题万里”，这里只选录师友、弟子及亲属的文章。关系的亲近，并不能保证其证词句句属实。只是不同于道听途说的“流言”，关系亲近的人之制造“神话”，本身便是一种值得关注的“事件”。其文，因而也就必选，也可读。

1995年6月16日于京西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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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先生以十九岁丧大父。年十八，始游朱九江先生之门，受学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粤中大儒也。其学根柢于宋明，而以经世致用为主。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书甚富。晚年以为此等著述，无益于后来之中国，故当易箦之际，悉焚其稿，学者惜焉。先生从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

九江卒后，乃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其间尽读中国之书，而其发明最多者为史学。究心历代掌故，一一考其变迁之迹，得失之林；　下及考据、词章之学，当时风靡一世者，虽不屑屑，然以余事及之，亦往往为时流所莫能及。又九江之理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先生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其结果也，大有得于佛为一大事出世之旨。以为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所取无所著，而犹现身于世界者，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普度，无有已时。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大小平等，故与其侧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浩然出出世而入人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

----------------------------------------------------------后记：

后 记

康有为大约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名气最大且最有争议的人物了。第一个为其作传的弟子梁启超恭维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南海康先生传》第一章）而康氏未去世前，却已有“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联语盛传一时，既嵌入“有为”之名，又运用歇后语的方式，取《礼记・中庸》及《论语・宪问》中句，而分别隐去“妖孽”与“贼”，毒骂康有为是“国家将亡必有”的不祥之物，是“老而不死”的害人精。此种截然相反、各趋极端的评价集中于康氏一身，无疑与其性格及经历的传奇色彩大有干系。

平心而论，康有为一生应是功大于过，故“妖孽”之说不免意气用事。而生当内忧外患夹击、王朝摇摇欲坠的清末，国家将亡的时势倒确能酿造出震动一世的奇人。其号“长素”，虽自解为“思人无方，行必素位，生平最受用素位之义，故以长素自号”（陆乃翔等《南海先生传》上编第十三章），但世人偏偏只信“长于素王”的谣传，谓其有以“素王”孔子自居之意。而康氏的言行，确也有利于助成此说。因少年时代即“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二章），这一出自弟子之笔的郑重记述，已显示康有为志向远大，所期许之事业亦不在孔子下。康氏自撰年谱，于十九岁之年亦明道：“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因此，“康圣人”的绰号轰传人口，其中虽不无取笑的意味，在康氏本人，则未尝不私心窃喜。

“圣人”之行事自然非同寻常。康有为在求学时期的狂傲不逊，尚可以才高识精的常人之情推理之；而其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的悟道方法，便显得怪异而不可理喻，难怪“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似乎已离疯人不远。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同有“疯子”之称的章太炎，不被理解几乎是所有“造时势之英雄”的“先时人物”（梁启超语）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正是在这种几近疯狂的玄想方式中，康氏才发见了成为其日后终身信奉不变的思想体系。这些精神的漫游，又都与“圣人”的思绪相沟通。在礼山草堂的初次“绝学捐书”、“静坐养心”，令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次年人西樵山，居白云洞，“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经过此番涤心荡腑，再加以西学的接引，自觉尽采中外之精华的康有为，于是豁然贯通，“自生物之源，人群之合，诸天之界，众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长短之度，有定无定之理，形魂现示之变，安身立命，六通四辟，浩然有得”，因而了悟大同世界终必可至，现下则时时刻刻以救世为己任（见《康南海自编年谱》）。

若论救世，康有为可谓躬逢其时。胡思敬称康获闻德占胶州湾后，“拊掌喜曰：‘外祸亟，吾策行矣。’”（《戊戌履霜录・康有为构乱始末》）对国难幸灾乐祸，固然是政敌一方的拟揣、诬指之辞，不足信。而康之出名，确以外患日深为契机，倒也不必讳言。但康氏又并非只是风云际会、趁时而起，作为“先时人物”，他还有见微知著、首开风气的胆识。其1888年第一次上书清廷，虽貌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以关外祖陵崩塌为由，吁请光绪皇帝下诏及时变法，而其实不过是数年来潜心研习所得，一旦而发之。以一名未曾中举的诸生而欲直接奏陈皇帝，又为朝野厌恶的西学鼓吹、张目，其不得达本在意料中，但康氏之为大勇者的品格亦得以显露。“冒死上书”并不是康有为事后的过分渲染，即使是庸人、守旧者口中的“危言耸听”，也还需要胆力方可说出。所谓“甲午款夷后，朝政多苟且。上下皆知其弊，以本朝文禁严，屡兴大狱，无敢轻掉笔墨讥时政者”（同上）――出自胡思敬笔端的记述已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幸好光绪不是昏君，嗣后见康有为第五书中“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也”诸语，心中明白，故不加罪，反大感动，许以“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向用始末》）。于是，康氏施展其平生所学的政治机遇终竟来临。

“百日维新”实乃康有为一生最风光的时期。拟奏折，上条陈，备顾问，康有为忙得不亦乐乎；黜旧党，用新人，颁政令，光绪皇帝的砝码也明显移向康氏一边。此时，光绪的命运已与新政融为一体。到头来，为报答“英主”的知遇之恩，也为挽救即将被扼杀的变法事业，康有为又谋划借袁世凯的新军“兵谏逼宫”，迫慈禧完全放弃控制朝政的权力。这虽是一着险棋，却不失为绝处求生的唯一方策。既是宫中密谋，知情者自是越少越好。事后，由于各种因素的牵扰，或夸大其辞，或有意隐瞒，来自政变一方的可能是诬陷，出于流亡一方的可能有别情，使得这一流产的“前政变”成为聚讼纷纭的公案。书中所收张伯桢的《南海康先生传》，以及梁启超的《康有为向用始末》、胡思敬的《康有为构乱始末》、王照的《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基于各人立场之不同――张、梁为康氏弟子，梁、胡二文则从题目上即构成对立，王氏属于维新派中的与康不合者――诸文不仅自多种角度记录了“戊戌新政”的全过程，而且对密诏及兵谏作了不尽一致的陈述。揣摩其间的缝隙，探究历史是如何被叙述的，也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既然有“素王”之称的孔圣人曾以大司寇行摄相事，康有为之企望作王者师、登宰相位，也应该算是亦步亦趋、心迹相同。只是，孔子尽管可封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等诸多头衔，而历代皇帝所承认的“大成至圣先师”名号，毕竟最为人知晓。无独有偶，康有为虽然因倡导变法、力行维新的政治施为而名垂青史，其弟子们却异口同声地礼赞其为大教育家。自梁启超首发“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南海康先生传》第五章）之论，继而“通力合作”撰写《南海先生传》上编的康门众弟子也沿袭此说，而谓之“先生之为何人物不可定，若其教育之成效已昭昭矣”（第十章）。万木草堂当然不是中国最早一所新式学堂，也比不上宋明讲学家的门人成百上千，然而，其间人才辈出，极一时之盛，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过早去世的陈千秋、曹泰不必说，长期追随康有为的门生中，梁启超可算是最知名者，余外如徐勤、麦孟华、欧榘甲、韩文举、罗普、潘博、陈焕章等，也均为近代社会的活跃人物。虽不能完全排除因缘时会的成分，“名师高徒”总有其久经验证的道理。

康有为自行创立的草堂学风，诚属新旧杂糅。论授课内容，则“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三章）。最受欢迎且康氏本人最感兴趣的是讲“学术源流”，至今流传下来的几种讲义记录，均出自此课。论说中国古代学术演变时，即援引西方事例，而突出公羊学说，变法思想自然贯穿其中。设置“乐舞”一课，亦合古代礼乐与西方体操为一体，虽取自新式学堂，却又有传统根据。立“学长”，有学生自治之意；建“书藏”，为公共图书馆之雏形；备札记簿，师生间可自由讨论。凡此，均有益于培植学生的才干，开阔治学的思路。“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同上第五章），故而向后虽流离海外，弟子们均患难与共，从之益坚。康氏的讲学风格也令人着迷，从学者于此多有回忆：

康师每次讲授，必先标讲题于堂上。届时击鼓三通（编者按：因经书有“入学鼓箧”等说法，故以击鼓集众为行古之道。），学生齐集，分东西鹄立成行。康师至，左右点首，乃升座。学生依次分坐，中为师席，两旁设长桌东西向。……康师讲学不设书本，讲席上惟茶壶茶杯，余无别物。但讲至及半，馆僮必进小食，点心、粉面不等。盖康师娓娓不倦，辄历二三小时，耗气不少，故须食料以补充之。……上堂讲授，历时甚久，而八字着脚，到底仍不懈也。

（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草堂学风》）先生每日辄谈一学，高坐堂上，不设书本，而援古证今，诵引传说，原始要终，会通中外，比例而折衷之。讲或半日，滔滔数万言，强记雄辩，如狮子吼，如黄河流，如大禹之导水。闻者挢舌，见者折心，受者即以耳学，已推倒今古矣。

（《南海先生传》上编第十章）

而善用重锤之法，“大棒大喝”，“或不能受，一见便引退；其能受者，则终身奉之”（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五章），也是康氏多得杰出弟子的原因。

此等风采，直至康有为晚年亦不稍改。逝世前一年，康氏又在上海办天游学院，全始全终地印证了弟子们许以“大教育家”的预言。讲学仍是“始则训勉，继则泛谭，由甲起乙，由乙起丙，以至国际形势，国内变化，几至无所不言。康氏时年六十有九，气壮如少年；每发一问，则滔滔不休”。甚至“志大言大，好高骛远”也一成不变，“晚年讲学，常有盛气”，“处处欲为第一人，若谓其学某似某，则非其所喜”。其著作之整理、出版，万木草堂弟子张伯桢固然出力甚多；而身后遗稿汇刊、年谱续写，则天游学院门人蒋贵麟、任启圣实在功不可没。假如考虑到康有为晚年已为落伍人物，弟子之忠心却数十年不变，其人非有强大的人格魅力，恐不易办到。早期弟子已以“从古教主”之气象比拟之，故康氏门徒有取号超回、轶赐即胜过孔门诸贤的传说；晚年的康有为更是“从心所欲”，直接道破其教主心思，天游学院虽只二十余学生，在康氏口中则好有一比：“耶苏有门徒十二人，尚有一匪徒在内。今其教遍于天下，岂在多乎。”（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而东圣西圣又是此心同、此理同，康氏所追步者其实还是已被尊为孔教教主的孔子。

好为人师的康有为，并不满足于万木与天游的坐帐收徒，而更喜欢随处发现人才，充当保护者。由于康氏具有艺术家气质，善书法，喜收藏，对其时崭露头角的年轻画家刘海粟、徐悲鸿，便能慧眼识拔，主动收纳为弟子。与刘海粟的遇合最见康氏性格：在“天马会”的联合画展上，康有为因特别欣赏刘作，即“于人丛中遍讯海粟。会海粟至，便呼海翁，极口称其画之雄桀，引为忘年交，握手纵谈若不足”。不仅邀至家中，出其古今中外绘画藏品使刘氏尽情观赏，并且当面提出“非收你做学生不可”的要求。当刘氏问起“我跟您学什么呢”的时候，康有为也毫不谦让，表示要讲书法，而且果真尽心传授，“教同子弟”。迨模特事件引起军阀孙传芳干涉，康氏担心刘海粟的安全，竟不顾年迈，一日三次赶去美专，劝刘离开（刘庸熙《志存天阁》及刘海粟《忆康有为先生》）。如此输心相待，自能博得弟子辈的终身敬仰。即使政见不同，既有私谊，康氏也便全心爱护。刘海粟的直言敬佩康之政敌孙中山，李可良的坦承其为国民党青岛党部的执行委员（李可良《我印象中之康有为》），虽令康氏失望，政治保护的责任却仍一力担当。与晚年短暂的重温讲学旧梦而得善果相比，1917年的重作冯妇、参与张勋复辟，却在康有为最后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康氏并非老悖，作错了事的原因多半还在性情。当年与之分道扬镳、加入讨逆军且对其师颇加斥责的梁启超，毕竟最了解康有为，祭文中回首往事，才说得出如下体贴亲切之词：

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而行吾敬，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抑亦人纪之所攸托命，任少年之喜谤，今盖棺而论定。（《公祭康南海先生文》）

端赖梁氏一枝生花妙笔，康有为的“附逆”才不只是其情可恕，更显示出人格的伟岸。谓之“顽固不化”也好，谓之“独立不迁”也好，其定力确令人佩服。治学则标榜“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从政则为始终如一的君主立宪派，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康氏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比起唯利是图、毫无操守的政客，康有为的不变自有其可爱处，难怪政敌一方对此也不乏美言。后人虽称道孔子是“圣之时者”，而孔丘本人心心念念却只在“吾从周”。“从周”可以复古为变革，也可因好古而守旧，因此，康氏的举止仍可谓圣人作派。

而即使只与康有为略有接触的人，对其“好游”之性也必印象深刻。孔、孟的周游列国，“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行踪尚限于九州之内。百日维新失败，被迫流亡海外，倒使得康氏的游历远广于其一心取法的先圣先贤。晚年常用的一方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一作“六”）十万里。”文字中便充盈着自豪之情。即便留居国内，康氏也不喜株守一地。早年的讲学桂林，一半是为广泛传播思想、培植维新人才，一半是爱此地“山水极佳”（《康南海自编年谱》）。归国后，虽仍有强烈的导师意识，可惜当年的如痴如醉、从者如云已是盛况不再，传道成分尽管大为减少，康氏的游兴却一如既往。人集的《康有为在西安）、《康有为在金州》，以及未人集的《康有为在桂林》、《康有为在偃师》，标题已明白展现康氏的足迹所历，南北东西遍布四方。只因乐于走动，故而“狡兔三窟”。除安家上海，有愚园路住宅一所外，康有为又在杭州筑“一天园”、青岛筑“天游园”两座别墅。其中“一天园”选址于西湖边，风景绝佳；青岛则为避暑胜地，崂山风光亦值得留连。康氏最后之逝世青岛，而非寿终正寝于上海家中，也多少有点象征意味。何况，择墓青岛象耳山，本为事先的安排，康氏的青岛之死，竟是有意为其漫游生涯画上完满的句号。

“好游”的性格根据是“好奇”。以康有为之不甘平凡，说话总要语惊四座，做事力求惊人之举，其出游沿路自然少不了轶闻故事。早年在桂林，于雷电交加之际游兴大发，登望江亭，“观赏雨景，即指示声浪、光浪、电浪之原理”，又率弟子游山，“沿途各摘花在手”（廖中翼《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正是作意好奇的佳话。而晚年哄传一时的“圣人盗经”，便既有新旧文化斗争的背景，也不能排除个性之累的因素。康氏之初心应该还是出于艺术鉴赏家保护文物的念头，而其刚愎、夸张的做法引起陕西人的反感，则酿成一场不小的风波。如今查考当年这场公案，即使对康有为全无好感的知情人，如本集中收入的马凌甫、刘安国诸文，均证明南宋刊刻的《大藏经》其实并未带走，康氏“盗经”之说乃是经过夸大的误传。而其后人回忆康有为尝有开博物院的设想，大约占有的欲望之中，也还存着一些可嘉许的动机。

最后，关于康有为的去世，也颇得孔子“知天命”的精义。身边弟子述其七十寿诞后，即“亲自检理其平生最爱之书籍，及自著稿件等，彻三昼夜不稍息。又周览庭园，于一草一木，皆加意抚摩，有依依之意。语家人曰：‘吾其与上海永别矣，’”至青岛，“越数日草赐寿谢恩折，写未数行，辄痛哭，写竟告家人曰：‘吾事毕矣！吾事毕矣！汝等可珍重此稿。’并印二千份分送同人及故旧。”（麦仲华函）不数日，即去世，而上距其祝寿之日不足一月。能够预知大限，使得康有为之死非同寻常，而充满了神圣意味。

如何评价康有为，康氏生前既未有了断，死后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其他不论，只此争说功罪，已足够确立其历史显要地位。而评说的困难，也未尝不与康氏本身的诸多矛盾相关联。最称知己的弟子们已有如下经典性的叙述：

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西器，而礼俗、器物、语言、仪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南海先生传》上编第十三章）

其矛盾性又因身处“过渡时代”及康氏本人的强毅性格而格外突显。评论者站在不同的立场，自然会产生相异的理解，本不足为奇。

回忆方面的情况同样如此，主观的好恶使得同一事件的追述可以畸轻畸重，出现多种变形。出于保存史料的目的，本书对与康有为关系亲近或疏远、交好或敌对者的文章，均酌加收录，以利比较、研究，而基本以有过接触为选文的原则。即使只有一面之缘，印象或更纯粹；又因其特殊的角度，如周君适为陈曾寿之婿，阿苏为一十一岁的小孩，观感、文字也自可取。而集合各种人物眼中的康有为影像，当更能接近真人。其外孙女婿李云光，再传弟子李满康虽未尝亲接康氏本人，但所述事实均出自与康关系密切者之口，颇为难得。个别得之传闻的轶事集锦，如吴康、谢兴尧、曾克Z文，因文笔有趣，作者亦与康氏间接有关，为乡里后进或其熟人相识，也便一并录入。

所选之文分为五辑：第一辑乃由康有为诸弟子撰写的三篇长传组成。梁启超之作1901年完成，年代最早，且影响最大，故列为首篇。万木草堂众弟子两年后合著的传记，明白说明系对梁作有所不满，“颇以为简略，于是各尊所闻，各述所知”（《跋》），以补前篇之不足。张伯桢所写传最晚出，已在康去世五年后，而因有取材《康南海自编年谱》（截止于1898年）之便，于戊戌变法以前事叙述特详。第二辑编人传记、墓碑文、祭文、回忆、笔记等综述性文字；第三辑专收有关康氏早年讲学活动的记述；第四辑之文以戊戌变法为主体，兼及其前后的政治活动；第五辑则为对康有为晚年讲学、出游与日常生活的忆述。囿于所见不广，大陆以外资料搜集困难，珍贵文献容有漏收，遗憾之处，只得留待日后弥补。若干长文（如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胡思敬《康有为构乱始末》等）原一气排下，故代为分段，所有文章均一律采用新式标点，又以〈〉表示拟改之字，表示拟增之字，〔〕表示原文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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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虹

1995年11月16日于京西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