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性论主要围绕什么谈论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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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一直是中国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几乎每一个哲学流派都会涉及到人性问题的探讨。总的来说，这些探讨基本可以分为四类：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有善也有恶、人性无善也无恶。

人性善

关于人性本善的观点，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孟子由“恻隐之心”推出“人性本善”了。但是孟子的人性论内容除了恻隐之心外，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性中确实有一些“恶”的存在，对此，孟子认为，人性之中的恶是因为人们抛弃了本性引起的。

虽然孟子的性善说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孟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纯粹持有人性善观点的哲学家却非常少，大部分人是调和孟子和荀子的观点，认为人性既有善也有恶。也正因为如此，诞生了很多人性二元论的观点。

孟子之后纯粹持有性善论观点的人是宋代的周敦颐，就是那个写了《爱莲说》的哥们。周敦颐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诚”。这个东西是圣人之本，是纯善的，仁义礼智信，一切德行都由它派生而来。而这个东西就是人的本性。

但是周敦颐的这个观点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宋明理学最有影响力的那一帮人，基本都倒向了人性二元论，并且把这种理论进一步精致化。

但是作为朱熹的四传弟子，元代的吴澄，以及明代的罗钦顺都不同意二元论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同一阴阳之气以成形，同一阴阳之理以为性”，根本没有必要把人性分为两个方面，因为这两个方面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东西，人性都是秉一气之理以成型的。而从根本上讲，仁义礼智都是人性的内容，因而人性是善的。

再往后，清代的戴震提出了人性具有的三个内容：欲、情、知。欲要求声色臭味，情发泄喜怒哀乐，知辨别美丑是非。但是因为人的知觉高于动物，知礼义，辨是非，所以人性可以说是善的。

近代的康有为，原本是反对性善论的，但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为了推行他的“仁爱”哲学，又认为人性本善，他说：“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性皆善”。虽然因为西方科学的传入，康有为的思想体系中多出了很多新的概念，但是本质上还是千年来儒家的那一套理论。

人性恶

持有人性恶观点的哲学流派，除了法家和儒家的荀子之外，并没有很多。在人性论问题上，荀子先定义了何为善何为恶。他认为，所谓善，就是一切行为符合道德规范，服从礼义制度；而恶，就是行为不正，犯上作乱，破坏社会统治秩序。

从这个角度上出发，荀子认为，人性本善是说不通的。因为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符合封建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相反，人性之中充满了好利、嫉妒、喜声色，如果不加以克制，不用社会礼义规范来约束他，就会影响到社会安定。

他批判孟子没有把本性和人为区分开。人的本性是恶的，所谓善的表现，其实是人为的结果，是后天礼义规范、法律制度对人的约束。

人性有善也有恶

这种观点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论的主流。也正因为这个观点具有广大的市场，持有这个观点的哲学家非常之多，所以这个观点又内部分化出了许多的小派别。其中的主要派别有两类，一是三分法，把人性分为三种，纯善，纯恶和两者之间的中间态；另一类是二分法，把人性分为两种，以此来解释人性善和恶的两种表现。

比较有趣的是，三分法基本只在汉唐流行，二元论则在宋明流行。

我们先来介绍三分法，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汉代的董仲舒。他的“性三品”是在他为论证汉代统治合理性提出的“三统三正”学说上发展而来的。他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分别是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其中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是天生善和天生恶的，而中民之性则无所谓善恶，需要圣人教化。统治者就扮演着这个教化的角色，“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董仲舒之后，王充和韩愈也基本是持同样的分类观点。王充是个唯物主义者，用气一元论来解释自然。人性由气而来，人性中的善恶贤愚不同，是受到的元气厚薄不同引起的。

而韩愈则创新性地引入了“情”这个概念。他不仅认为性有三品，情也有三品。上品的性是具备仁义礼智信五种品格的；中品性则具备五种品格中的几种，具备的程度也不同；而下品的性则五种品格都不具备。情是人的七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上品情符合中庸，中品情有的发作过分，有的发作过少，而下品情则都是发作过度或不足的。三品性和三品情是互相配合的。除了中品之外，上品和下品的性是不可改变的。

继承韩愈“情”的观点，李翱认为“性善情恶”，人性本善，人性中恶的部分都是“情”引起的。而王安石则认为人性无善恶，善和恶其实都是“情”造成的。

除了性三品的观点之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观点应该是人性二元论。

宋明人性二元论的提出者应该是程颐程颢兄弟。他们把人性分为“天命之谓性”和“生之谓性”，前者是先天的，至善的，是“理”在人心中的体现。而后者是“气”生成的，因为“气”有清浊之分，所以“生之谓性”也就有了善恶之别。

和二程一脉相承的朱熹，同样认为“理”是世界的本源。在人性问题上他和二程的看法基本一样，只不过换了个名词，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除此之外，朱熹的理论更为庞大和精致，从“心”的体用关系进一步说明了人性问题，他认为“性”和“情”都统于“心”，是“心”的体和用。

二程、朱熹以及后来的许衡等人，这些理学家在人性上的共识就是源于“理”的人性是至善的，而源于“气”的人性则有善有恶。所有的恶都源于由“气”而生的性。在理学理论体系中，理是形而上的存在，而气是形而下的存在。所以他们得出以上结论也就十分自然了。

在理学人性二元论大行其道的时候，张载的唯物人性二元论就显得独树一帜。他认为人性来自太虚和阴阳二气的结合。太虚的本性生成了“天地之性”，是善源；而每个人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又有了“气质之性”，是恶源。从气的本性推到人的本性，这是张载人性论的特点，也是区别于理学家观点的地方。他认为人人都有“天地之性”，只要善于反省，就可以认识到自己善的本性。他不赞同理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认为人欲也是人本性的一部分，只要加以限制不过分就好。

人性无善也无恶

持有这个观点的学派其实不多。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告子。他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本无善恶可言，全看后天如何引导。就像我们不能把柳条变成的篮子和柳条等同起来一样，我们也不能把人性善和人性本质之间等同起来。因为人性善的表现是后天引导的结果，先天的人性是无善无恶的。

持有这种观点的思想家，基本都同意人性的善和恶是靠后天学习的。这里的学习不仅仅指家长学校的教育，还包括环境的塑造等。如汉代的杨雄就认为“学则正，否则邪”。认为性无善恶，善恶由情起的王安石也说：“诸子之所言，皆吾所谓情也，习也，非性也。”近代的龚自珍也认为“善非固有，恶非固有”“善恶皆后起”

在持有无善无恶观点的这个群体中，最具有创新精神的要数明代的王夫之。王夫之可以算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他用气一元论和日新之化解释世界，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而且事物时时处于运动之中。

也正是这样的世界观，在人性问题上，王夫之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观点。即人的感觉和思维都是变化日新的。他最后得出结论“性屡移而异”“性也者，岂一受成型，不受损益也哉”

后记

虽然中国哲学史上对人性的问题探讨了几千年，看似得出了许许多多的结论和看法，但事实上，各个哲学家之间都是在自说自话。他们几乎都默认了符合封建道德体系的就是善，不符合的就是恶。在这个基础上去探讨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但是封建道德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善和恶的定义是变化的。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没有人提出一个能让人达成共识的善和恶的标准，也没有人更深入地去讨论什么是人性。因为有的思想家把人欲归为人性的一部分，有的则不这么认为。因此，在善恶没有同一标准，什么是人性的问题也没有被深刻追问的前提下，所有思想家关于人性论的讨论都存在着被全盘推翻的风险。

而就算这两个问题人们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在等待着人们。通常来说，人们制定善恶的标准是为了指导人们弃恶从善，但是，人们为什么要弃恶从善呢？

——所有问题追根溯源都是形而上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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