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税收理论(绿色税收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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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税收与环境税收具有基本相同的内涵，是一种旨在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推进绿色生产与消费的生态税收规范体系。绿色税收之所以诞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因为那时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恶化，已经危及到了人类福祉总量的可持续增进。但“绿色税收”一词成为热点，却是1998年之后的事。

绿色税收成为人类调节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人与环境）之间利害关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只有在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已经明显危机到人类基本生存与发展，才可能被真正重视和认识，肩负起保护环境、消减污染、遏制自然资源枯竭的重任。

“绿色税收”开征的根据

关于“绿色税收”开征的理论根据，主要有三种，即负外部效应理论、公共资本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负外部效应理论代表者庇古看来，开征“绿色税收”，是因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具有“负外部性”。早在1932年他就指出，通过开征“绿色税收”，让企业将其逐利行为造成的外部性成本加入到生产成本中去，从而警示企业考虑污染对社会的危害，最终达到保护环境、遏制污染的目的。

公共资本理论主张者认为，自然资源和环境，都属于公共产品，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具有“不可分割性”。而且，因其主体产权难以界定，容易导致追求者的非理性争夺，从而加剧资源滥用与环境恶化。因此，建议由一个外在的产权主体来对此担责。这个主体，即是政府。如此，当一个企业借用这些公共资源和产品创造财富时，不论是无害的借用，还是有害的借用，都应征收一定的资源借用费。其中，对公共资源“有害的借用”行为所征收的费用，即“绿色税收”。认为唯有此，才可能减少“搭便车”的现象，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可持续发展理论主张者则认为，环境和自然资源既是有限的，也是有价值的。因此，环境的利用，自然资源的开发，都必须顾及给他人带来的损害成本，以及给后代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即必须考虑代际资源公正问题。

“绿色税收”在国外的实践

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资料，“绿色税收”收入在各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并不大。在其19个发达国家成员国中，绿色税收收入所占份额大约2%左右。其中丹麦最大，超过4%，占据首位。随后是希腊、荷兰、挪威和葡萄牙。墨西哥、美国是这些国家中比例最低的，大约1%左右。

从目前国外所开征的“绿色税收”种类看，主要有五类：一是废气税。比如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美国已在上世纪70年代开征。二是水污染税。德国已从1981年开征此税。三是固体废物税。比如一次性餐具税、饮料容器税、旧轮胎税、润滑油税等。四是噪音税。比如美国就对使用洛杉矶等机场的每位旅客和每吨货物征收1美元的治理噪音税。而且税款专用，用于支付机场周围居民区的隔离费用。日本、荷兰的机场也按飞机着陆的次数，对航空公司征收噪音税。五是生态税，比如森林砍伐税。

从已经开征了绿色税收的国家看，绿色税收主要有以下特点。

从税种结构组合看，多以能源税为主，其他税种为辅。比如，荷兰创建的绿色税收种类有十几种之多，诸如燃料税、水污染税、土壤保障税、石油产品税等等。而且，根据污染物的不同，已经先后开征了废弃税、水污染税、噪音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等。

从税收征收对象看，已从对收入征税，逐渐转向对环境有害行为征税。比如丹麦、瑞典等国，已通过税制整体结构的调整，实现了主要对有害环境的行为征税，从以工资为对象征税，转到了向对环境有副作用的消费与生产行为征税。

从税收征收手段看，已从单一的税收或规费征收，转向税收与规费征收手段并举。即在使用税收手段调节人与环境之间紧张关系的同时，也应重视规费手段的运用，注意通过产品收费、使用者收费，以及排污交易等手段配合。同时也注意通过税收优惠、差别税率等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向生态环保方向靠拢。

从税收调节的过程看，已从重结果，逐步转向了结果与过程并举，从事后调节，转向了事前与事后共管。

注意从污染型税收单一手段，逐渐转向污染型与税收导向型税收融合手段的转变。旨在全面精准治理环境污染问题，通过对同类型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惩罚，进而将事前警告与过程激励密切结合起来，实现借助税收手段，遏制环境恶化、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即通过税收的价格效应，调控生产与消费行为，消减污染型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消费购买力，鼓励环保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就税收是一种调节人与环境之间利害关系的手段而言，绿色税收既是一种经济手段，又是一种法律手段，具有其他调控手段所不具备的优势。

必须强调的是，国外发达国家的绿色税收的立法与开征，拥有比较广泛的民意基础，可以汇聚大多数国民的绿色税收意志，因此，其绿色税收法律的遵从度比较高。而且，由于绿色税收权力已经装进了制度的“笼子”，可以有效防止税权的大面积滥用，基本做到绿色税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及“用之于民之所需”。

“绿色税收”面临的困境

就绿色税收实践而言，面临的困境很多。首先是不同国家因为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不同，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不同，对绿色税收开征的重要性与必须性的认识存在差距。特别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考量，在开征绿色税收的实践中，完全可能影响一些国家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比如，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很可能把经济发展作为解决当下一切紧迫问题的重中之重，从而把解决贫穷问题放在优先地位，强调效率第一，忽视社会公正，诸如环境公正、代际公正等。但对一些发达国家而言，则把环境生态的保护、消减污染、资源的可持续开发等问题放在优先地位，更多强调环保、可持续发展等人类共同遭遇的大问题。或许正因如此，南非环境部长马蒂努斯・范・施高维克指出，“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采取行动，我们才能阻止气候危机的恶化”。

其次，绿色税收的全面环保责任与担当，也面临不同民族国家政体背景差异的影响。毋庸讳言，在发达国家，由于全民环保意识的普遍强烈，会通过相对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与涉税意志汇总机制和平台，督促政府开征的绿色税收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能“用之于民之所需”。因此，其绿色税收法律遵从度就大，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绿色税收对保护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正向功能。

但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环保意识的淡薄，以及民间环保意见汇总机制的落后，民众的环保意识就很难迅速形成公共意志，形成绿色税收法律，并被大多数社会成员遵从，从而发挥保护环境，促使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积极功能。

最后，由于具体社会治理制度与机制的差异性，比如道德规范、法律制度，以及税制等原因，也会对绿色税收机制的建立与发展形成阻滞和障碍。而且，一个社会的环保舆论与教育机制完备与否，以及大多数国民的环保认知水平高低，也是影响绿色税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