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衣triumph【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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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演员热依扎因为在机场穿吊带而遭遇了大量的网络暴力，一时之间掀起了关于女性是否拥有穿衣自由的大讨论。其实这本不应是一个问题，只要在尊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女性当然可以自由穿衣，自由地做自己。

《内衣觉醒记》这本书是日本著名内衣设计者鸭居羊子的自传，在这本书中，作者记录了她从24岁到48岁期间如何拓展内衣设计的边界，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女性意识的探索和觉醒。

鸭居羊子的经历颇为传奇，她在29岁时走出舒适区，辞去新闻记者的工作，走上了独立设计内衣的道路。她大胆挑战当时社会的内衣设计规则，“推翻一切无趣、保守与传统对女性的桎梏，通过设计彩色、性感而张扬的内衣、写作《内衣文化论》等，不断为女性的‘身体自由’发声。”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鸭居羊子的独立与自足，看到了一个现代女性的榜样。不得不承认的是，现代社会尽管已经经历了数轮的女性解放，但依然给女性施加了很多有形或无形的规则，不仅体现在穿衣上，还包括工作、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这让我想起了傅真在其小说《斑马》中的一句话：“不婚不育保平安”，和“女性不要穿着暴露”以及“女性不要独身走夜路”，本质上是同一套逻辑——都是受害者的自保指南，而不是对加害者乃至这套压迫系统本身的抗争。你不能用主动放弃权利的方式来争取权利，她（艾伦）说，我们要争取的是超越选择的自由，而不是假装“自由”的个人选择。老娘就是可以穿着吊带裙走在凌晨两点的大街上，而不是自欺欺人地说什么“我有待在家里的自由”。

更加严重的是，这种社会规训已经潜意识地植入到了不少女性心中，她们会自觉地根据周围的评价矫正自己的行为，《斑马》对此也有深刻的讲述：“我们心里都有这个小人，我们实在太擅长反思——一边反思针对女性的身材羞辱，一边反思自己饮食健康没有自控力；一边反思被神圣化的母职，一边反思自己为什么不像其他母亲一样尽职尽责毫无怨言；一边反思自己不孕不育的原因，一边还要反思生育本能是否违背理性……就像我现在正在做的：自我反思女性太善于自我反思这件事。”

的确，尽管女性的地位已经大大提升和改善，但在家庭和职场上依然经历着许多“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尤其是在父权制的结构性体制下，女性面临着多种角色的自我冲突。正如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所说，所谓强者的特权，就是可以无须对弱者展开想象力。由于权力关系不平衡，弱者会直接受到压迫，因此不得不思考。弱者必须考虑强者，对强者展开想象力，但强者不需要对弱者展开想象力。

而女性作为其中的弱者，在整个社会的性别等级制度运作中一直处于被凝视（gaze）的状态，这种凝视——“谁在看谁”——渗透了权力运作色彩：看的权力、欲望的权力、塑造和禁止的权力。女性作为 “第二性”，是男性/欲望凝视的客体与物欲的对象，经受着鲁迅先生所言的“无物之阵”的困局，“分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无奈沦为了有形或无形的受害者。

1917年，语言学家刘半农发明了“她”这个字，伴随着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运动和发蒙启蔽的五四运动，“她”的发明不仅是汉字的创造与扩充，还重新“发明”了女性的历史地位和男女平等的现代价值。而在2000年美国方言学会举办的“世纪之字”评选活动中，“她”战胜了“自由”“正义”“科学”等热门，荣获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内衣觉醒记》通过讲述内衣设计的故事，本质上是关于女性身体自由的觉醒，也是在重新发现“她”，解决“她”所面临的“无名的问题”。

埃伦娜·吉亚尼尼·贝洛蒂的《站在女孩一边》中有这么一段振聋发聩的论述，“过去，女人必须是一个乖孩子，必须压抑不被现行模式接受的一切。但是，在一些女人身上，被压抑的强大能量仍然要爆发，这时不受控制，所以会遭受惩罚。与之相反，其他女人则痛苦忍受，不向外发泄，而是反过来指向了自己。但不管怎样，这是一种无穷无尽的痛苦。”而我想说，女性不必要做一个“乖女孩”，她可以只做自己，因为“她”不仅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人，而人“有权自我成就，而且值得被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