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读「论语」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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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孔子说：“巧言辞则坏德行，小不忍则乱大谋。”

“巧言”，指混淆是非善恶的花言巧语。

“乱”，指败坏、破坏。如《礼记·礼运》中的“坏法乱纪”。

“德”，德行。

“小不忍则乱大谋”，大意是小事不忍则大事不成。成语，不译。“小、大”是指价值判断；“忍”是指忍受；“谋”指谋办、筹办。

“巧言令色”、“巧言偏辞”、“巧言如簧”、“巧言利口”……。与“巧言”相关之词往往语含贬义，孔子更是直言“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是因为，“巧言”的用心是不合义的。但出言者为了使其言看似“合义”，便运用语言技巧，对其“不合义”的本质加以掩盖、伪装，是为“巧言”。“德”由于行“义”，“义”由于明是非、辩善恶。而“巧言”则混淆了是非善恶的标准，使人丧失了对是非善恶的正确判断。是故子曰“巧言乱德”。

“小不忍则乱大谋”显然是主张舍小就大的价值取向，这就先要进行“大”与“小”的价值判断。在儒家看来，“大”与“小”的分别，本质上就是“义”与“非义”以及“大义”与“小义”的分别。可见，对于“大”与“小”的价值判断，其根本仍在于“明义”。不仅要明是非、辩善恶，还要能辨别是非善恶的大小、真伪。

《了凡四训·积善之方》云：“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深辨。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又根心者真，袭迹者假；又无为而为者真，有为而为者假；皆当自考”；“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现行虽善，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可见，若不能真正“明义”，虽欲“舍小就大”，亦不可得。而要“明义”，就需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明义”之后，方可“笃行之”。

“笃行之”在本章的体现，就是“忍”小就大。所谓“忍”，就是能忍受当下的情感和欲望。《朱子语类·卷四五》云：“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杨伯峻先生的叔父、近人杨树达在其《论语疏证》中，则将“不忍”分为三义，曰：“不忍忿”；“慈仁不忍，不能以义割恩”；“吝财不忍弃”。抛开“义与非义”不明及“大义小义”不辨的因素，凡此种种“不忍”，皆属不能忍受当下的“情感”和“欲望”。

记不清是哪本书里的故事，说是有一股悍匪，长期啸聚山林。其匪首极擅言辞，屡屡煽动民变。正是“巧言乱德”的楷模，“蛊惑人心”的典范。匪势因而日盛。官方迫于无奈，便倡议双方和谈。匪首素有“大志”，深知“和谈”乃是扩大影响、叼买人心的良机。虽然匪众担心“和谈”是“鸿门宴”，但匪首以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思忖再三之后，匪首力排众议，决意忍心犯险，以成他日“大谋”。

和谈毫无意外地陷入僵局。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方面着意和谈，另一方面却着意作秀；一方面坚持要收编非法武装，另一方面却坚拒实质性收编。此时官方有人建议：若和谈失败，就将匪首依法逮捕，公开审判，明正典刑。官方主事内心其实亦有此意。因为该匪首屡屡抛妻弃子，一贯刻薄寡恩，为人素无信义。此次若不能一举解除其非法武装，他日必成大患。但如此一来，主事者便要担负“背信”的恶名，不免要遭“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唾骂。犹豫再三之后，主事者终于还是不忍“污损羽毛”而将匪首放虎归山。全身而退的匪首果然声名大振。不久即“大谋”得遂，成为一代“东方不败”，由此拉开了天下“浩劫”的序幕。

和谈的官方主事知有“信义”，却不知“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之理；知有“善恶”，却不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之理。不知“现行虽善，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只因不忍背负“一时一身”之“恶名”，遂致失陷“天下久远”之“大义”，使文明遭劫，使百姓罹难，此亦“小不忍则乱大谋”之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