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死的看法(商鞅之死——一个延续千年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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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始皇帝嬴政统一六国，结束了长达500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秦国作为曾经战国七雄中发展最滞后，实力最弱的边陲小国，是如何一步一步完成了一统天下的丰功伟业的呢？贾谊在著名的《过秦论》中讲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过程时，第一句便是“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而从秦始皇往上数六世，就是鼎鼎大名的秦孝公。秦孝公“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可以说秦国统一天下，始于秦孝公。而帮助秦孝公奠定统一天下基础的，就是鼎鼎大名的“商君”——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卫国人，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立有大功被秦孝公封于商地，故后世多称之为商君或商鞅。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用了20年，通过变法使秦国一跃成为当时国富兵强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商鞅改革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取得了河西之地。公元前338年，孝公逝世，秦惠文王继位。同年，商鞅因被公子虔诬陷谋反，战败被杀，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
为何一个为秦国富强鞠躬尽瘁的功臣最后却落得了这样一个车裂的凄惨结局？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对商鞅做出六个字的评价：“天资刻薄少恩”。认为商鞅死于为人刻薄少恩，并列举了几件事，比如最初求见秦孝公时先以帝王之道进言只是浮言空语，并非出自真心；通过国君的宠臣引荐上位，为人不齿；被重用后对太子的老师施用刑罚，靠欺骗魏将公子卬取胜，不听从赵良的规劝等，说明商鞅最终落得天怒人怨，车裂而死归咎于商鞅做人做事的刻薄少恩，自食其果。
但笔者认为，司马迁对于商鞅的评价过于片面。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环境下，司马迁受儒家仁政的思想影响较大，加上其本人曾受宫刑，因此对讲求霸道、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自然是极为厌恶，所以对商鞅持有负面评价也就不难理解。但是我们站在客观的角度，商鞅的死真的只是因为司马迁所说的“为人刻薄少恩”吗？
商鞅的悲惨结局确实与他性格因素有一定关系，但笔者认为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改革变法虽然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但同时也深深地触动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的利益。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也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
我们来看一下商鞅变法的具体法令，通常习惯上说的商鞅变法其实包括两次，分别发生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
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有：
（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轻罪用重刑；（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有：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二）废除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由国君直接管辖。（三）迁都咸阳；（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五）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六）革除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
从商鞅变法的条令上就可以看出这次变法对宗室贵族集团的利益损害有多大。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直接剥夺了旧贵族世世代代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同时商鞅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凡是没有军功的贵族要从宗室贵族的簿籍上除名，相反，有军功的平民则可以按军功大小封爵受赏，成为新贵族。另外商鞅废除分封制，推行国君直接统治的郡县制，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宗室贵族的权力。虽然这种集权符合了秦国国君的利益，但却得罪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损害了一大批宗室贵族的利益。随着变法的深入，商鞅与宗室贵族集团的矛盾越来越深，只是因为商鞅有秦孝公的支持，所以宗室贵族与商鞅的矛盾和仇恨一直被压制。然而，秦孝公一去世，新君秦惠文王继位，这种矛盾和冲突就一触即发。更何况商鞅曾经当着还是太子时候的惠文王的面，对太子师傅用刑，所以惠文王从个人角度来讲，对商鞅也是怀有怨恨的。得罪了宗室贵族，又得不到新君的支持，商鞅的悲剧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另外，站在惠文王的角度讲，秦孝公之死导致压抑了多年的商鞅与宗室贵族的矛盾彻底爆发，其实本质上是商鞅变法强化王权所代表的国君利益与被削弱的宗室贵族利益的矛盾彻底爆发。而作为新继位的国君，为了缓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让步——处死商鞅，显然比得罪宗室贵族更为明智。况且商鞅的变法已推行了接近20年，改革已走上正轨，商鞅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对于惠文王来说，已经没有多大的价值。这时候，无论商鞅是一个刻薄少恩的小人，还是一个善良完美的圣人，都已经影响不了商鞅走向这个注定的结局。
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中国历史的悲剧，商鞅的宿命也是自古以来很多改革家的宿命。就像一个死循环，一个奋发图强的君王，一个胸怀大志的能臣，一群因循守旧的贵族，最后国君倒台或驾崩，能臣贬职或被杀，旧贵族一波又一波的反攻倒算。从最早的楚国吴起变法，吴起被射杀于楚悼王的灵台上；到秦国商鞅变法，商鞅被车裂于咸阳；再到清末的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斩首于菜市口，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也许真的就像谭嗣同最后说的：“在中国，变法都是要死人的！”
无论如何，正是因为有了商鞅，有了商鞅变法，让秦国摆脱了贫弱落后的地位，奠定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基础。也正是因为有了商鞅这类改革家，才不断推进整个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他们或许在性格上有缺陷，但是穷其一生，甚至付出生命来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可以做到呢？商鞅，是一个因变法而死的改革者，也是一个应该被历史尊重和铭记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