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深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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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我成尘时,你将见到我的微笑。”短短一句话,字里行间浸透的是爱国将士的拳拳赤子之心,这是《八佰》的片首语。这部战争片摒弃了以往抗日题材浮夸且近于神圣化片面化的叙事,而是无限接近当时的真实历史,以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名义跨越国共之间意识形态的鸿沟,真诚地展现了这个民族在苦难中进行的绝地反击。
1937年八月,日军从海路大举进犯上海,陆续集结二十余万精锐部队计划三个月灭亡中国,国府力图凭借八十余万中央军德械师以及以及地方精英部队阻滞日军的猛烈进攻,然而由于武器装备与军队素质的巨大差距,中国军队依旧以接近十倍于敌的伤亡陷入溃败的境地。
在大军撤退上海除租界以外全面沦陷,为了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八十八师524团临危受命,代理团长谢晋元带领四百余人困守四行仓库,为中国代表在布鲁塞尔会议中斡旋制裁日本争取时间。这是一场没有退路且注定不会胜利的战争,在四百人当中有精锐的德械师士兵,也有败逃的湖北保安队散兵,他们在这里死亡在这里并肩作战。
一条窄窄的苏州河,北岸是充斥着废墟与死亡的华界,而南岸便是灯火通明纸醉金迷的租界,天堂和地狱之间不过几十公尺的距离,可是这几十公尺鉴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则几乎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鸿沟两侧截然不同的态势则更加绝然地显现出这号称八百人的四百壮士此刻即将成为弃子的一腔孤勇。
在古典时代有斯巴达温泉关三百勇士,而在近现代与之能相提并论的除了德克萨斯阿拉莫之战以外就是淞沪会战将近尾声时的四行仓库争夺战,有许多人认为这样必然迎来失败的坚守毫除了白白牺牲人命以外毫无功用可言,可是在毁灭中寻求意义乃至树立意义往往是超越生命本身的崇高以及日后力挽狂澜的火种与希望。
不同于以往主旋律革命题材艺术刻板的二元对立形象,《八佰》更乐于聚焦于诸多有缺陷不完美却在战争中贡献自己力量乃至牺牲的小人物,时的情感的流露更加真实而不流于虚伪的崇高,这对于中国的战争片来讲不可不谓是一大飞跃,导演甚至很大胆地加入了升起当时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镜头,超越了政治上对于正统话语的争夺,而上升到了纯粹的民族与家国层面。
在这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刚刚过去的时间节点,《八佰》让我们得以真切地回味那一段既辛酸又光荣的往事,而这部片子背后的历史又是怎样书写的?它反映了当时战争亲历者们怎样一种纠结且不断变化的心态?在这场在开始便已知晓结局的战争中,人们又是怎样在毁灭中需求意义?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让人百感交集的微观历史,去探寻真正的答案。
真实历史与孤军始末
淞沪会战是这部电影的历史大背景,这场大会战事实上代表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正式展开,战况最终由华北的地区性冲突扩大为。1937年八月十三日,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进攻方向改为由东向西为内迁争取时间,在上海调集重兵主动反击打响了这场大会战。
会战伊始,国府计划把上海驻扎的两千五百余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以及一千五百余人的侨民武装共计四千余人凭借国府中央军的庞大力量赶下大海,期以争取与日本方面谈判停战的机会,然而由于大兵团在地窄人稠河网密布的淞沪地界难以展开有力的共识,再加上日本海军陆战队死战不退争取大量的时间,一场计划中本应速战速决的战争随着中日上方的不断增兵演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反复拉锯的消耗战。
国府共投入八十余万军队,日军也陆续增兵至二十万,在罗店,在宝山,战况空前惨烈,号称“血肉磨坊”,由于近岸在日本海军舰炮射程范围以内,加之当时侵华日军的训练水平单兵素质远远高于中国军队,因此国军无力支撑,不断向西败退。
1937年十一月五日拂晓,日军秘密组织第十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面临日军包围仓皇溃败,远东第一大市上海于十一月十三日正式沦陷。中国军队伤亡三十余万,日军伤亡四万,战况空前惨烈。
在这样一个整体溃败的大背景下,为了向欧美列强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期以争取更多的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援,蒋介石指示孙元良指挥最精锐的德械88师阻击日军的猛烈进攻,而孙元良坚持认为在这种境地之下的抵抗除了徒增伤亡之外几乎毫无疑义,因此选择了背靠租界日本人投鼠忌器并且物资充足工事完备的四行仓库作为国军足后的坚守据点。
八十八师524团一营临危受命,团长谢晋元带领四百余人坚守仓库,这支军队从一开始便注定是一支有去无回的孤军。由于过了苏州河就是租界,再加上四行仓库内有巨大的燃气储存罐,一旦爆炸整个租界也将化为火海,必然触动英美列强在华的传统利益,因此日军没能使用以往战争中疯狂收割国军生命的重武器,战争反倒相对平等。
凭借相对有利条件,这对外诈称八百人的四百壮士在接下来的激烈战斗中坚守了整整四天,然而他们作为国民政府为争取列强同情而展开的表演战后的弃子,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最终决定隔岸观火之后忍痛缴械撤入公共租界,在公共租界中,他们事实上以战俘的屈辱身份被囚禁在数亩大小的范围以内,吊诡的是,国民政府一面对他们大力隔空嘉奖,却并不关心他们的死活。
即使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内,谢晋元依旧带领他属下的将士们坚持出操、训练,自力更生学习生产生活技能,举行歌唱会等鼓舞士气的活动。他们在租界中升起国旗的行为最终还是招致了英国人的不满,他们生怕和日本人产生冲突,因此暴力地用刺刀杀伤手无寸铁的中国护旗士兵。
1941年初,汪伪政府成立,担任上海伪市长的陈公博多次以陆军总司令的高官厚禄诱降谢晋元未果,日伪当局便买通孤军营中的四名叛变士兵,四人于1941年4月24日凌晨照例出早操时将谢杀害,上海各界人士大为震惊,前往吊唁者达三十余万,国民政府与同年五月八日追赠谢晋元为陆军步兵少将。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租界正式沦陷,孤军营的士兵大多数沦为日本人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劳工,仅有少数人成功逃亡至大部队参与后续的抗日,大量的士兵客死他乡,有人甚至被发配到遥远的伊里安岛、婆罗洲等地。这些人最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尽管他们曾经浴血奋战立下赫赫功勋,这是他们生命中的不幸,是时代的不幸,更是国家积贫积弱所造成的的悲剧。
炮火洗礼的华相众生
整部片子里,最让人揪心变化也最大的是主场出现的将士们,他们包括湖北保安队的溃兵以及88师的正式在编士兵。影片的开头,湖北保安队在与日军骑兵侦察队的遭遇战中连枪还未来得及放就被日军的马刀砍成两段。他们本来只是被调来到扫战场的,这些生活于湖北乡间被作为壮丁编入地方保安队的被猝不及防地卷入了这场战争。
对于这群未经训练的农民而言,论杀人的手段,和经过充分训练的日军根本无法同日而语,面对战争,他们更多展现的是本能的惶恐以及本能的求生欲。在端午他们一行人遇到日军之后,训导员那句“你们是湖北人的脸面”便显得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腿脚太慢的人被日军砍杀,腿脚太快的被国军以“临阵脱逃”的名义枪毙。幸存者的眼里充满了惶恐与绝望,这也许正是那个战争突如其来的闯入许多人本该平凡的一生的时代,人们所面临之末世绝望的代表与写照。这也定下了全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感情基调,就是没有尽头的无望与悲痛。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如谢晋元这样近乎完美的悲情英雄,更多的则是没那么完美,甚至有许许多多的瑕疵,却在战火的洗礼下逐渐成长乃至于完成救赎的小人物。影片本身也更多地采取相对原汁原味的平民叙事,抛弃了早先许多抗战剧中泛滥的道德英雄主义,把更真实的氛围与人物情感传达给每一个观众。
军队中的账房先生,从来没有摸过枪,面临战斗的时候总是临阵脱逃,甚至连战友受伤,他在试图救援时被子弹打断手指之后也没敢再迈出一步,为众人所不齿,可是在内心深处他由衷地敬佩自己身边的死士们,而看着电影的我们固然有一腔热血,但是如果真的到了他的位置上,也许并不能比他做得更好;那些湖北溃兵刚加入守卫四行仓库的时候也曾贪生怕死士气低落,可是保卫国旗的斗争当中,他们依然不畏牺牲前赴后继,溃兵中年纪只有十三岁的懵懂少年“小湖北”在目睹两个亲密同乡的死亡之后,毅然决然地在战斗最后加入了掩护大部队撤离的敢死队。
除了作战军人在短短四天之内经历巨大蜕变以外,在租界隔岸观火的人们也经历了道德与心灵上的巨大震颤,并由此发生了同样巨大的改变。
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群像正如鲁迅所描绘的那样,麻木、自私、冷漠、怯懦同时昏睡着难以觉醒,而在四行仓库保卫战发生之前,尽管淞沪会战空前惨烈,租界里的阔老爷阔太太们依旧歌舞升平,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来吵去,尽显那个年代上海小市民所独有的市侩气。
可是在战斗打响之后,市民们纷纷捐款捐物发送慰问品,中俄混血的妓女忍受着旁人“妓女的钱很脏”的恶言恶语默默地捐赠了一条项链,操着洋泾浜的中文告诉人们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来自四川帮会的赌场马仔刺破手指按下手印自告奋勇去送电话线最终壮烈牺牲,甚至连胆小地只敢从楼上伸出望远镜观察战事的大学教授都拿出了枪朝对岸开火,一边开火一边叫骂说这帮畜生(日本人)太欺负人了。
在这部影片当中,所有人都在改变都在成长,所有人也都是主角,他们所展现出的千姿百态是出于最朴素的基本人性,更是出于在战火中被激发出来的国族认同。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平生甚至未有交集,他们操着湖北话四川话上海话甚至生硬的广普,可是在那四天里,他们为彼此加油为彼此流泪,一同面对随时可能到来并随机夺取生命的死神。
今天的人们或许已经厌倦了那些因为宣传手段上故意完美化而造成的虚伪的光辉形象,可是在面对那么多与自己几乎毫无区别的普通人面对战争时产生的蜕变以及他们的众生百态,内心自然是会有所触动的,那些人们足够生动足够朴素,没有满口忠孝节义,唯独心底对于民族精神的那份守望,使人为之动容。
在这部影片里,历史由一组组冷冰冰的数字以及潦潦数语都嫌多的叙述变成了正在燃烧的活着的我们每个人可以参与进去的最真实的历史,面对时代的苦难,每个人都已经做出了自己能力所及之内最好的选择,炮火洗礼下的华相众生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认了精神的力量,对于这些残缺的不完美的人而言,电影真诚的表现反而使他们的形象从此更加深入人心。
毁灭中最深沉的意义
《八佰》是中国战争片中为数不多的敢于坦然承认我们作为正义一方却迎来失败的影片。在早先的主流拍摄套路中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宣传教育功能,总是把战斗意志的坚定必然联系到战争胜利,充满了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因此这部片子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即在毁灭中寻求意义。
也许电影的表现相较于真实史实的还原有艺术化、象征化的夸张成分,不过关于在那种极端环境下当事人们的成长与信仰的构建,那些带有平民集体英雄主义色彩的着笔落墨也还是恰如其分的。对比西方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中超级英雄拯救大局乃至拯救世界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八佰》对于真实的普通人的群像塑造相比之下要真诚得多。
影片在一开始就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疑问,即这场必然失败的战争究竟有怎样的意义?这场战争从战术上是失败的,从争取国际支援的战略角度也是失败的,从开始几乎便可失败的结局。虽然这部片子作为战争片甚至本质上的商业片,无意探讨哈姆雷特式的“存在与毁灭”这样宏大的哲学命题,可是在影片所表现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间段,每一个真实的人都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选择。
四百勇士的选择,谢晋元的选择,乃至租界民众的选择可以说都指向了一个很明确的答案:选择悲壮的毁灭是为了证明存在的终极意义。影片中特派员对谢晋元说过这样一段话:“这里撤出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国救亡图存的种子。”他们固然打输了战争,但是四行仓库乃至淞沪会战的毁灭点醒了曾经隔岸观火昏昏欲睡的国人。
四百人,之于日本方面数十万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无力扭转战局,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为了这场拼死一搏的牺牲品,倒下的是他们的肉体,而树立起来的是使来自不同地域的他们乃至民众拧成一股绳的”自发性宗教狂热“,在这里它是这一场浩大悲剧的终极意义,有此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温泉关三百勇士、收复失地运动乃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之战。
每当面临严酷的生死存亡的抉择,人们总是甘愿以身蹈火,用自身的毁灭换来自身所信奉的价值的永垂不朽。这四百壮士相较于其他为了粮饷而战的军人而言,最可贵的是他们在最后的日子里摒弃了那个年代中国大地上盛行的地方主义与小农意识,代之以对于国族复兴的信仰。
关于信仰,影片中最直接的表现莫过于国旗。在孤立无援的上海,于太阳旗的海洋里竖起一杆”青天白日满地红“,不但不能迎来支援扭转战局,更从主观意识上激怒了敌军,迎来了更加猛烈的进攻。从战争实际角度看似是一个不那么有效用的选择,大量的士兵为了守护国旗承受着日军飞机十二点五毫米机枪的扫射,谢晋元在决定升旗之前也曾预见到这一点,可是国旗作为人们信仰的直接载体,成功将其树立起来其代表的精神力量能够给人们更强烈的鼓舞,升旗以及护旗的过程更是因悲剧色彩而别样壮阔。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到我的微笑。”集体悲壮的毁灭,为的是迎来这个族群的新生,这句话事实上已经很精确地传达了这部影片中存在与毁灭的关系,就好像高山箭竹在养分不足的时候集体开花结子,这一切固然是无奈的人们所不愿看到的,所有的毁灭与牺牲,都是为了精神价值与既成它的后世更好地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