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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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青春万岁》

1953年，时任北京东四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区委副书记的王蒙，怀着无限的理想、激情和热血，写下了自己的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歌唱新中国，歌唱金色的日子，歌唱永远的万岁青春”。

《青春万岁》没有描写炮火纷飞的战地时光，而是颇为浪漫地将目光投向一群女高中生，塑造了一个个乐观向上、青春洋溢的女性形象。小说聚焦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以北京女七中一群高三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为主线，描写了郑波、杨蔷云等学生党员对一些生活困难、思想落后的学生如苏宁、呼玛丽、李春等的热心帮助，使她们都能融入到学校这一大家庭，最终沐浴着春天的阳光，怀着美好的理想奔向光明的未来。小说通过她们的思考、探索、斗争，不仅探讨了当时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展示了一代青年对人生道路的探索和思考，回应了诸多重大时代问题。

见证共和国青春：写作的历史语境

王蒙出生于1934年，出生3年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童年在战争动乱中度过，甚至和同学一起去阜成门玩，还要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1945年，王蒙11岁，当宣布日本投降时，他目睹了班上的老师、同学异常兴奋，“那时忽然明白了，中国是我的国家”。亲身经历时代巨变，给王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国情怀在他的心中不断滋长，又因讨论政治话题在全市中学生讲演比赛获奖，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1948年，在即将满14岁的时候，王蒙被破例吸收为地下党员，成为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1949年3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王蒙“脱离生产”调到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工作。1949年8月，王蒙参加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班，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年团北京第三区团工委，先后担任中学部和组织部负责人，后来第三区扩大为东四区，任区团委副书记。

可以说，王蒙的童年、少年、青年时光，始终与党、与祖国、与人民同频共振、紧密相连。加之，1949年10月1日，王蒙打着腰鼓去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对我的意义非常大，那是完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和世界。我亲眼看见旧中国和旧社会是怎样分崩离析的，到处是危机，百姓没法生活下去”。

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的灭亡与新中国的成立，处于新旧时代交接的王蒙，心中激荡不已：“我一定可以写一部独一无二的书，写从旧社会进入了新社会，从少年时代进入了青年时代，从以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为主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写从黑暗到光明，从束缚到自由，从卑微到尊严，从童真到青春，写眼睛怎样睁开，写一个偌大的世界怎样打开了门户展现在中国青年的面前，写从欢呼到行动，歌唱新中国，歌唱金色的日子，歌唱永远的万岁青春。”

不过，对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来说，写一部长篇小说，只有一腔热情是不够的。幸而，王蒙不仅有一定的人生经历，也有着丰富阅读的经历，他从小就在中外名著中汲取精神力量，有着较高的文学素养。

初生牛犊不怕虎：个人丰富的文学素养

王蒙，其名来自于《茶花女》，1934年，其父王锦第正在北大读书，同舍室友有何其芳，而当时何其芳钟爱小仲马的《茶花女》，就建议其父用小说男主人公“阿蒙”的名字作为孩子的名字，王蒙就有了这个名字。或许是这样的因缘际会，让王蒙的一生都与文学结缘。

9岁时，王蒙到“民众教育馆”借阅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沉浸在以德报怨的主教对冉阿让灵魂的冲击中；10岁时，他狂热阅读和高声朗诵《大学》《孝经》《唐诗三百首》和《苏辛词》；十一二岁时，王蒙不仅读了巴金的《灭亡》、曹禺的《日出》、茅盾的《腐蚀》和《子夜》、鲁迅的《祝福》和《故乡》，还从地下党员那里借来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新知书店的社会科学丛书如杜民的《论社会主义革命》、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北京市团委时期，他阅读了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列宁在苏联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共青团的任务》，这些书籍大大鼓舞了他的工作热情，让他的工作充满干劲。对这一段阅读经历，王蒙自述道：“鲁迅使我严峻，巴金使我燃烧，托尔斯泰使我赞美，巴尔扎克使我警悚，歌德使我敬佩，契诃夫使我温柔忧郁，法捷耶夫使我敬仰感叹……”

正是在诸多中外文学经典的滋润下，加之他目睹了新旧中国交替、新中国万象更新的盛况，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时期和这段历史时期的少年、青年的心史记录下来，这就是《青春万岁》的创作缘起。

二十六年的等待：出版的波折与坎坷

1954年冬，经过了一整年的艰苦努力，《青春万岁》初稿诞生了。完成初稿后，王蒙想起了父亲的一位同乡、同学，即来自老解放区、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就将初稿送给了他。潘之汀读后十分欣赏，又介绍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即作家萧也牧），随后又交给编辑刘令蒙审稿。然而，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消息。经过漫长的等待后，1955年冬天，王蒙见到了吴小武和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萧殷，两位师长高度评价了小说的艺术感觉和王蒙的创作激情，也指出稿子的问题在于缺乏主线。听罢，王蒙下定决心开始修改此稿。

1956年初，在萧殷的帮助下，由中国作家协会出具公函，为在团市委工作的王蒙请了半年的“创作假”，以便他集中精力修改书稿。这次改稿历时5个月，从1956年4月动笔，到9月定稿，王蒙为小说加上了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诗人邵燕祥则为之补充上了“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一句。

在改稿期间，他又写下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刊发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名字改为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了爆炸性的轰动。与此同时，《青春万岁》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1956年9月30日，《北京日报》以“金色的日子”为题，选登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年底，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老作家刘白羽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评价文学新人的成绩，赞赏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与王蒙的《青春万岁》反映了文学新人的成果；1957年1月11日到2月18日，《文汇报·笔会》副刊连载了小说近三分之一的内容。王蒙的创作一帆风顺，正式走入了文坛，成为了一颗文坛新星。

然而，文学创作与政治生活紧密相连，政治上的风云突变影响了文坛。“反右”运动扩大化后，王蒙被划为“右派”，1958年5月，他被开除党籍，8月下放去京郊劳动，《青春万岁》的出版计划也随之搁浅了。

1961年，政策有所松动，小说的出版再度提上日程，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听书稿情况，中青社请《文艺报》负责人冯牧审读书稿，冯牧认为小说没有问题，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建议可以减少“苏联”内容，于是王蒙开始删改小说中提到苏联歌曲、书籍，如把苏联电影《普通一兵》改为《把一切献给党》，把苏联民歌改为陕北信天游小调，这是王蒙修改的第二稿。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政治风向再度收紧。八届十中全会后，中青社将书稿报至上级团中央，团中央一位书记刘导生认为书中没写出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的结合，邵荃麟同样认为与工农兵结合的问题不可忽视，《青春万岁》出版事宜再一次搁浅。

1963年12月下旬，随着形势越发紧张，王蒙和妻子破釜沉舟，远走新疆，一待就是16年，这期间《青春万岁》的出版进入冰冻。1978年，“文革”结束，使得《青春万岁》的出版再次成为可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韦君宜的帮助下，王蒙对小说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一是删减了与情爱相关的内容，避免“不健康思想”。如弱化了杨蔷云、苏君、张世群之间的关系、删减了杨蔷云的恋爱心绪等内容；二是删除了结尾处毛主席的现身，由原来的毛主席现身天安门，与同学们亲切交谈，改为袁新枝看到一辆深夜疾驰的车认为是毛主席经过。随后，1979年4月，《北京文艺》第四期刊载了全书的第2节到第5节。1979年5月，《青春万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17万册。

从1953年动笔，到1979年正式出版，历经了26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26年的波折与坎坷，经历了26年的三易其稿，《青春万岁》终于正式与读者见面。

余音袅袅荡气回肠：影响一代人的青春岁月

《青春万岁》自1979年出版后，随后被翻译成阿拉伯文、朝鲜文和蒙古文等多种文字，影响深远。

据王蒙本人回忆，在1979年《青春万岁》刚出版时，“一个晚上，有十来个当年的中学生，来找我和我的爱人，我们一起冒着时下时停的小雨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了，我们在一起唱了许多当年的歌曲，朗诵了自己喜爱的诗篇”。

1982年，《青春万岁》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最爱读的十本书之一。其实，不仅是受到中学生的欢迎，不少中年人也在阅读《青春万岁》中找到了自己的回忆、自己的青春：“《青春万岁》唤醒了我珍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回想使我的心情难以平静，使我留恋，也使我向往。人为了前进，总免不了要回忆过去。你的书在我心中引起的回忆，不是彷徨和悔恨，而是奋发和自豪。我相信，这只经过风雨的吹打而倍加鲜艳的花朵，会使我们这一代人壮志满怀、青春焕发；也会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懂得怎样度过他们青春的年华。”

与此同时，电影的改编上映也紧锣密鼓地筹备着。70年代末，编剧张弦着手开始对小说进行改编：“对我来说，《青春万岁》不是一部平常的小说，那里有我无法忘怀的我们的青春时代。”1983年，经过重重努力，由黄蜀芹导演的同名电影《青春万岁》上映，1984年荣获苏联塔什干亚非拉电影节纪念奖，成为了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电影。

如今，《青春万岁》已经发行超百万册。它早已经超出了文学范畴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书名，更是一个口号，是关于青春最嘹亮的声音。

“我们的青春像烈火般的鲜红，燃烧在充满荆棘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的英勇，飞翔在暴风雨的天空。”青春，充满了理想、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献身精神。在见证、参与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的冬天，王蒙写下了《青春万岁》，至此余音袅袅，影响着一代代人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