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危机 演讲 人类的危机：从荒诞到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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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46年3月25日，阿尔贝·加缪抵达了纽约，在McMillin剧院进行了名为《人类的危机》的演讲。这场演讲正如其名，毫不留情地指出人类正面临的危机：施害者的残忍、旁观者的残忍。但加缪不满足于只指出问题，还为之开出药方：反抗。

这场演讲意义非凡。70年后的2016年，为纪念加缪到访七十周年，纽约组织了一系列阅读、表演和讨论活动，为“加缪月”。活动期间，《洛杉矶书评》的历史编辑、《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的作者罗伯特·泽拉塔斯基（Robert Zaretsky）受邀与《纽约客》撰稿人Adam Gopnik举行对话，讨论加缪的人生及其作品在21世纪的位置。今天推送的，即是这场对话的节选。罗伯特·泽拉塔斯基再次阐释了加缪的演讲《人类的危机》，也再次阐释了加缪。

人类的危机：从荒诞到反抗

文 /[美]罗伯特·泽拉塔斯基

译 /李孟林

本文为节选，标题为编辑所加

在名为《人类的危机》演讲中，加缪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艰难的任务。面对挤满剧院的美国年轻人，他想要讲述那些肆虐欧洲的事件的特点和后果，而这些事件几乎没有触动他面前的听众。“我这一代的男男女女，”他如此开头：

“出生于一战爆发前或战时，青少年时期遇到了大萧条，20来岁时希特勒掌权登台。我们还遇上了西班牙内战、慕尼黑事件，以及战败、占领和抵抗接连发生的另一场世界大战，这时我们接受的教育终于完成。”

这样的成长经历，加缪讽刺地总结到，塑造了“有意思的一代人”。面对这些事件的荒谬性，他们那一代人必须找到抵抗和反叛的理由。然而，这些理由在哪儿能找到呢？无论宗教还是政治都不能提供指引，而传统道德则是“骇人的虚伪”。在一个被大屠杀和恐怖主义肆虐的大陆上，在一个遍布虚无主义的世界中，加缪这一代人被抛入了最恐怖的矛盾之中。“我们厌恶战争和暴力，然而我们必须接受这两者。”简短来说，他们遭遇了人类的危机。

为了更具体的说明这一点，加缪举了几个生活在纳粹占领下的事例。在欧洲某处一座盖世太保的大楼里，看门人走进一间公寓时，两个男人因为涉嫌从事抵抗活动而被殴打，并被拷走。当其中一人请求帮助时，她带着骄傲回答：“我从来不管楼里住户的闲事。”还有一个脑袋缠满绷带的人，他是加缪的抵抗运动同志。此人被带到一间党卫军军官的房间，前一天他的耳朵就是在这里被割掉的。那名监督了此项暴行的军官充满同情地问到：“告诉我，你的耳朵怎么样了？”最后，还有一位希腊母亲，她得知抓走自己三个儿子的德国士兵将要枪杀他们。她请求军官放过自己的儿子，这个军官提供了一项妥协：可以放过一个儿子，但是母亲必须挑选放走哪一个。她选了大儿子，因而将另外两个儿子送上了死路。

加缪告诉他的听众，他选取这些故事并非要惊吓他们，而只是为了说明这个世界现在面临的危机。这种危机，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残忍世界的果实：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仅施加残忍，而且这种残忍在行凶者身上除了冷漠以外激不起任何情感，而目击者则接受了残忍。当我们面对一个被杀害或被折磨的人类同胞时，我们的反应却不是恐怖或愤怒；当我们觉得精心向他人施加痛苦，并不比每天排队等候食物供给更令人烦恼时；当我们走到这一步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不会仅仅因为希特勒的灭亡就会变得更好。加缪扫视着大厅，他宣称：“我们所有人都负有责任，我们有义务去寻找这些骇人邪恶的原因，这些邪恶仍然在撕咬着欧洲的灵魂。”

加缪对我们的处境做出了黑暗的诊断，但他提供的处方也几乎同样地黑暗。虽然没有充满希望的理由，但这却不是绝望的理由。他宣称，我们可以解决这场危机，只要有“我们仍然掌握的那些价值——简单说，对我们生活的荒诞性的意识。”这并不是形而上学上的宏大言论，或者那种在法语中听起来比在英语中更好听的说辞。加缪所做的是援引那些塑造了《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的世界的哲学和道德主题。

尽管两本书当时都没有翻译成英文，听众中很多人肯定听说过后一本书的开头那段话。“只有一个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决定生命是否值得过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一切都只是儿童的游戏；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当我们发现在自己处在“一个突然间剥离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然而仍然坚持寻找意义时，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加缪想知道，当我们“对明确的非理性且急切的渴望”遭遇到“世界不可理喻的沉默”时，自杀是否是唯一合理的回应。他质问道，有可能“过一种没有吸引力的生活”吗？

但是听众可能并不知道，加缪自那以后已经超越了早期作品。尽管这些书自1942年出版后大获好评，但是加缪认识到现实事件已经超出了默尔索（《局外人》的主人公）和西西弗斯单打独斗的反抗所具有的意义。已经到了再次衡量荒诞之限度的时候了。他在自己的日记上发问，当一个思想家宣称：“此前我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现在我要重新开始“时，这个世界该对此做何种理解？让他宽慰的是，他认识到这并不重要。

这并不是加缪现在所把握到的全部。他认为荒诞“无法教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不应该将这个诊断视为不幸——我们不应该像默尔索或西西弗斯那样仅仅关注自己——而是应该关注他人。说到底，我们不得不和其他人一起生活在一个摇摇欲坠、动荡不安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悲哀与伟大：它不提供真理，只提供爱的对象，”他在日记里说到。“荒诞是君王，但是爱将我们从它的手里拯救出来。”爱将我们从荒诞中解救出来。

四年之后，当他登上McMillin剧院的舞台时，加缪已经将荒诞留在身后。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反抗。他那时已经完成了《鼠疫》——于随后一年出版——而且已经开始写作《反抗者》。他在讲座中勾画了后来这本书的主题。他讲到，在一个缺乏意义的世界，太多人觉得成功的人就是正确的，而正确与否是靠成功来衡量的。对于那些抵制这种看法的人，对于那些不愿意生活在施虐者和受害人的世界之中的人来说，不论信仰还是哲学都无法提供资源。唯一的辩护资源来自于“反抗这一行动本身。”加缪总结道，我们为之抗争的“并非仅仅为我们所有，而是为全人类所共有的东西。这就是，人类仍然拥有意义。”

但是这种关于意义的主张，在美国又能意味什么呢？加缪说，在这个快乐的国度里，他的听众看不到“或者只能模糊地看到”欧洲所发生的事情。然而他们需要知道有人“曾经在数年里目睹了这些邪恶，仍然在他们的身体里感受到、在他们深爱之人的脸上看到这种邪恶。”但是这些反抗者，加缪随后澄清，形成了一群特别的人。他们不仅拒绝了形而上学的荒诞，也拒绝了政治上的荒诞：国家坚持要给施加于公民身上的毫无道理的痛苦以某种意义。这些反抗者不仅对无言的宇宙说“不”，也向不正义的统治者说“不”。他们并不尝试征服，而仅仅去是直面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和那些否认他们人性的人。

然而，最关键的是，反抗者为自己设置了界限。反抗是一种防御性，而非攻击性的行为。它是平衡，而不是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它要求既要看到自己的人性也要看到他人的人性。正如荒诞绝不意味着绝望，更不意味着虚无主义一样，暴君的行为也绝不意味着另一个人可以以暴虐的方式回击。反抗者拥抱”界限的哲学”，并不否认他的主人也是人类同胞的一员，他仅仅否认对方是自己的主人；他抵制那种对从前的压迫者实行非人化对待的强烈诱惑。总的来说，反抗者“渴求的是相对，并且设定了界限，人类的共同体就在这个界限上建立了起来”。

在他演讲的最后，加缪邀请听众也加入正在高涨的反抗浪潮。“对于正在听我们讲话的美国年轻人来说，”他说道，这一代欧洲反抗者“尊重那赋予你们活力的人性，还有反映在你们脸上的自由和幸福。他们希望你们，以及所有怀着善意的人们：能够忠诚地参与到他们希望在这个世界建立起来的对话中。”如果70年前这些文字在美国留下了一些印记，今天它们还能吗？加缪会对我们今天荒诞的政治气候说些什么呢，如果他真有什么要说的话？当然，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很有把握的是，今天的美国人会像1946年一样让他困惑。

加缪发表过一篇名为《纽约的雨》的短文，是根据美国之行而写的。在文中他坦承，尽管在纽约呆了数周时间，他"仍然对纽约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是处于一群疯子之中，还是处于全世界最理性的人之中；不知道这里的生活是否像所有美国人声称的那样容易，还是说如它有时候看起来那样的空虚；……不知道这有没有任何意义：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马戏团在4个舞台上同时上演10个节目，这样你能同时对所有节目产生兴趣但又一个也看不成。"

加缪对美国人的困惑也变成了我们的困惑，而他70年前所做的观察到今天仍然一样尖锐。我们政治马戏团的40个舞台，其中混杂着疯狂和理性；我们在媒体上轻易地谈论残忍，分析里空无一物：所有这一切都响应着McMillin剧院那一晚的演讲。这种困惑不会很快结束，但是正如加缪对听众所言，我们必须开始衡量我们的言辞。他宣称，我们需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并且认识到这一点：当我们容许自己思考某些思想时，我们会杀害数百万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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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

[美]罗伯特·泽拉塔斯基 著

王兴亮 译 贾晓光 校

三辉图书/漓江出版社

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