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档案怎么做(社区档案：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建构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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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1日，日本雅虎在银座索尼大厦上打出一幅巨型公益广告。这幅广告在距离地面16.7米的地方划出了一道红色的粗线，这是六年前东日本大地震爆发时在岩手县大船渡市观测到的海啸最高峰值，该广告用巨大的文字告诉所有人，如果当年的海啸发生在银座这个地方，那么海浪的高度将会达到什么位置。通过这种方式让人用最具体的方式去想象当时的可怕场景，从而切实地对受灾地区的产生共感。广告末尾处写道：“不要忘记那一天，这是最好的预防”。

雅虎在银座索尼大厦上打出的巨型公益广告。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诚然，记忆从来都是人类预防灾难、寻找进步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当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对日本东北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截止到2018年3月9日，这场大地震导致了15895人死亡、2539人失踪，估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6兆（万亿）日元到25兆日元之间。按照世界银行的推算，这是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经济损失。这场灾难对整个日本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的方方面面都因此而发生了改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如何有效地记住这场灾难并对将来的预防与发展提供帮助。于是，社区档案（Community archive）这种公共性、基础性的记忆手段再次受到了关注。

日本311地震海啸资料图

所谓社区档案，指的就是由居民自己记录自己生活的地区以及相关社区所发生的事情，并将其作为档案加以保存继承的行为。1990年以后，社区档案这种存档形式在世界上受重视的程度开始逐渐提高。

近年来，随着数码档案的发展，记录地区文化并将之继承给下一代的形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例如，英国社区档案和遗产组织（Community Archives and Heritage Group）在英国介绍了差不多600个社区档案实践案例。其检索的方法主要分“场所”和“主题”两大类，第二类中还包含了“商业·产业”、“少数民族”、“历史建筑”等多种主题。而LGBT社区档案以及战争相关的社区档案等也都做了相关的列表便于用户检索使用。相应的，以往那种由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件馆等机构建立起来的存档行为与理论，也再一次得到关注，以NPO等民间机构为主题的市民参与型档案实践也被给予极大的期待。

英国社区档案和遗产组织网站截图

在日本，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2011年5月在仙台媒体中心创建的东日本大地震档案中心“勿忘3月11日中心（绝不忘记！）”（3がつ11にちをわすれないためにセンター（わすれン！））。这个社区档案项目，参加者不单单是专业人士，还有很多普通市民以及许多艺术家。他们在这里收集影像、照片、声音、文本等所有记录媒介，以此记录整个修复和复兴的过程。

“绝不忘记！”网站截图

通过这样的实践，参与者探讨如何要向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传达那些难以言说的痛苦的受灾经历，并获得理解，探讨影像、照片这类记录媒介在让人学会倾听并继承对方记忆这样的问题上具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从记录的手段与记录内容中解读出来的意义、内容能否与重新唤起的新记忆、多重记忆加以并置，如何有效地让阅读者与当事者产生共感等等。

参与社区档案建构的人员，因为对受灾者的访谈、与受灾者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对灾难产生实际的意识。这样形成的档案资料，不仅有来自大众媒体的信息，还有市民自己记录传播的信息，因此这样的存档实践也会获得各种新的向量。最终，这些资料通过“绝不忘记”这个档案中心对外公开传播，让社区档案资料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再利用。

类似这种扎根于地区的社区档案实践，因东日本大地震的爆发而在日本逐渐受到重视，而且相关行为的意义也越发凸现出来，从而形成了日本档案实践领域的新潮流。例如，2017年成立的日本数码档案学会下属的四个部门之中便有社区档案部门。该部门与各个地方的大学、博物馆等机构合作，定期举办相关的研究活动，积极推进社区档案的发展。

事实上社区档案在日本并不是一个新事物。日本从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视档案记录的国家，在各种自然灾难及战争动乱等问题上，往往都有非常详尽的记录。例如，江户时期的“帐藏”，就是一种按照地区对村落的公有文件进行保管的档案式资料，而且全日本各地也都存在各种小型的历史资料馆。

在以前，主要是依靠生活在特定地区的特殊人才来完成地方社区的档案记录和保存的工作，不过近二十多年来，其他类型的社区档案的事例开始逐渐增加，关注职业、种族、伤残等诸多问题的相关档案，便是通过各种有共同身份认同、共同主题、共同兴趣爱好等相关群体来完成的。1995年日本关西地区发生阪神大地震之后，便出现了对阪神大地震相关事件、活动、现象进行记录并将这样的记忆记录在各个区域进行传递传承的组织。

按照日本学者佐藤知久的说法，这样类型的社区档案与传统意义上的档案有所不同，具有以下几种特点：

1.社区直接参与，并归属社区所有的档案；

2.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外在于主流制度的自律性；

3.对成为主流的历史性故事叙事进行挑战。

在佐藤知久看来，日本自近代以来，往往对官方的行政记录比较重视，但是对于社会文化上少数者的记忆以及个人/私人的记忆、记录的保管和传承就相对比较松懈怠慢。然而，自古以来，人类的记忆便是基于自己的身体经验，通过口口相传的故事、民间传说、民歌等方式一代一代地将记忆流传下来。可以说，身体性的草根式的记忆才是可长期持续的记忆，是普遍性的记忆。而现在的社区档案便具有这样的意义，而且对以往那种只重视官方行政记录的存档方式构成批判性意义。可谓是一种人人都能参与、由每个人自主构建、为每一个人服务的记忆装置，而且这样的装置是以某种草根式的方式被建构出来并得以维持。

由于这样的存档方式是每一个社区居民都能参与建构的，因此具有极大的丰富性、灵活性、真实性以及当事性，为社区历史提供足够丰富的现实面向，能够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还原历史现实。没有官方意识形态的干扰、束缚、压迫，没有单一价值标准的限制与引导，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社区档案不再是为权力机构服务的工具、材料，而是一种扎根于社会、基于每一个个体、不断得到补充和丰富的有机式的记忆装置。这样的装置并非为过去服务的、僵化的记忆仓库，而是以改变与继承前提的、为当下、为未来服务的互动装置。

因此，社区档案得到关注与发展之后，便对学术研究、社区规划建设、艺术创作等诸多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与帮助，同时，这些领域的研究、实践以及创作活动又会再一次作用于社区，并形成新的社区档案，从而实现了活性循环、相互作用的积极效果。

这样的存档实践带来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记忆的民主化。2000年左右，有相机功能的手机开始在日本得到普及，摄像机、家庭电脑以及网络环境也逐渐开始完善，个人利用影像媒介进行记录、创作表现、沟通交流的情况不断增加。随着普及度和使用度的提高，影像媒介也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具，进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并且在艺术创作领域里得到了越发广泛地使用。到了YouTube、facebook、推特等社交媒体开始兴起的时候，影像媒介已经成为了一种任何人都能轻松使用、传播的工具。

另一方面，因为信息环境与交通工具的变化，日本的社区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呈现出复杂的流动化状况，大量的人口流动、产业变化、沟通方式的转变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的存档方式不再是最适合的记忆装置。在这种以移动为前提的社会形势以及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生活中，像场所记忆这种极其抽象且无法视觉化的东西是非常难以把握的。

战争期间从日本国内被迁移到国外的那些人在日本战败后又再次回到国内。在被占领期间，许多外国的人员也相应地来到日本生活，让社区人口变得复杂化。随着战后经济的复兴，这些人员的下一代有纷纷离开，到其他地方寻求发展机会。同时因劳动力不足，日本政府从海外大量引进外来劳动力，让许多地区呈现出国际化的一面。

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后，为了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而推行的旅游业有为日本各地带来大量的观光客，而这些观光客与当地居民所拥有的不同视角，相互之间又会发生作用。那么，偶尔路过的人、短期居留的人、长期生活的人、生下来就从来没有离开过的人……建构某个场所记忆的人、方法、对象等，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随着数码通信技术的发展，有着同样兴趣爱好或研究志向的人即便不在同一个地区生活，开展实践活动的时间不相吻合，也能够很好的共享各自的经验、感受、感情以及主张。在这个时代，由于世界移民及全球化的缘故，整个社会日益呈现多元化，政府、大众媒体、社会保障等国有机构是很难完全涵盖每个个体的意识、情感、体验的。

在掌握上述那种复杂的场所记忆上，更分散也更细微的社区档案便成为了更合适的手段之一，尤其是个人影像，非常好地为场所记忆提供有效的实证资料。即便生活在同样的社会之中，每一个人的移动性和视角都是各不相同的，因为影像媒介能够非常有效地在空间、时间轴上记录人们的生活动线以及具体的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

这样民主化的记忆体系为研究者与艺术创作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更多的可能性。这样的记录实践与社区档案的形成，将与记录和表现有关的各种领域全都联系起来，相互交织在一起。譬如，记录的方法与记录媒介等相关问题就与人类学式的田野调查——其中包括运用影像、声音、触觉等多种感知媒介来进行人种学、民族志的研究等——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当代艺术领域，这样的社区档案也提供了非常好的创作背景。对于那些以具体地区调查和社会调查为基础进行创作的艺术家，这无异于提供了极大的创作空间与可能。此外，社区档案对艺术文献管理也有很大的帮助。目前，在日本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艺术家乃至普通市民积极地参与到这样的社区档案实践中去，运用相应的资料与方法，开展调查、研究、创作、设计等各种研究工作与艺术创作。

譬如，庆应义塾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大桥香奈便充分社区档案的便利性与丰富性，运用影像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来从事跨国生活的研究。她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注意到社会中那种在不同国家生活同时又维持着家庭关系的跨国家庭、跨国生活的情况正不断增多。这样的人群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国家社会的理解是以高度移动化的超现代生活为基础的。于是，她便以此为课题开始自己的研究项目。她与五位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人一起共同生活了一年。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活”与“家庭”，她将他们的生活状况记录下来，运用这些影像资料与本人的讲述进行调查，完成了一部由五个独立影像组成的民族志纪录片《移动的“家庭”》。

大桥香奈的民族志纪录片《移动的“家庭”》

东京大学在读博士生松本笃，他所在的非营利组织Remo便是一个积极地为个人记录、表现、传播实践创造良好环境的机构，并发起了一个名为remoscope的工作坊，力求让任何人都能轻松地制作并运用影像。他对“个体”的记录与表现非常感兴趣。当他得知日本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8毫米录像机开始在普通家庭中得到普及，于是从2005年开始便一直在探索普通居民自主完成的影像及文本记录的价值，收集并利用8毫米录像资料与老照片，启动了名为AHA！“Archive for Human Activities/为了人类行为的档案”的文献项目，在日本全国各地开展社区档案的批判性实践。

松本笃创立的非营利组织Remo的网站截图

而设计研究者水野大二郎则在设计领域里充分利用社区档案来探讨都市空间的介入方法。他从设计的视角出发，将一般市民参与的相关实践活动与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为社会提供“包容性设计”。这种包容性设计，目的是为了让包括老年人、残障人士在内的所有人都能从事社会参与活动的一整套设计、方法论与理念。其中备受关注的是以市民共同参与、共同工作为前提的参与型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

参与型设计工作坊

在这样的设计工作中，设计者不仅是提出最终解决方案的那个人，还要起到调节对立关系、诱发思考性讨论的作用，要创建出能够由一般市民来完成设计的整体环境。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份不再是与用户一起设计，而是帮助用户，让他们自己来完成设计。之所以会导致这样的身份转换，就是因为在网络技术、信息传播技术日益发达的情况下，社区档案在参与型设计中得到了更加充分更加有效的利用。

社区档案的参与者们与专家学者、艺术家们能够一起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共同探讨一些共通的问题。这种民主化的社区档案能够成为包括专家学者、艺术家在内的所有人员相互碰撞互相启发的有机场域。在这样的有机场域中，各种资料经过使用者使用之后，又会再次形成新的资料，甚至能够不断拓展，让各种资料在不同领域不同场合中反复得到创造性的使用，让档案资料始终处于改变和继承的状态中，从而创建出更为全局性的历史资料。

在这样的过程中，那种按照先在的筛选标准进行存档的动机或者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动机便会得到弱化和消解，而每个普通用户则都有可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并且能够让这样的历史资料朝着更广泛更深入的方向持续延伸。

现在的数码网络系统，不仅只是在传播信息，而且也在不断地吸收、整编每个人的记忆经验，并使之成为整个数码网络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以民主的方式让每个人都能维持自己独特的记忆与经验，就不能让自己被动地成为信息、记忆、经验的提供者，更不能单纯依靠数码网络系统的信息生产与分派，而应该更加主动地通过数码网络系统，对各种信息以及群体记忆经验加以充分利用，防止记忆经验被单方面地收编、占有。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创建出一种能够保持各种独特性、让群体记忆得到发展和传承的机制。而社区档案这种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建构、能够有效发挥草根记忆的作用、并能形成全局性历史资料的记忆机制，或许是成为一种防止记忆经验被单方面地收编、占有的有效工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