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国际化趋势(中国教育国际化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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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图虫创意

中国当代教育正在进入一个百家争鸣且系统迭代的特殊时期，虽然私立学校占比从数量上看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相应的比例，但以民办双语学校为主力的国际化学校在过去的近２0年里蓬勃发展，有效地补充、影响着体制内教育。同时，也因为政策、经济、人才、管理、家长等种种因素，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存在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在投资、运营国际化学校的过程中，如何正确理解国际教育的核心因素，回归教育的本质，有选择、有批判地借鉴其他国家办学和治校的经验，是推动中国教育多元化发展、改良中国教育生态成败的关键。

中国当代教育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常规公办、民办学校之外，“国际学校”这个曾经特指那些为外国侨民提供其母国母语教育的学校，其定义和边际在当代中国被延展了，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领域，满足着公众多样化和选择性的需求。

一　国际学校的定义和分类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产及富裕家庭对于应试教育现状的不满、对多样化教育的需求增加，出国留学持续升温，对优质Ｋ１２教育的追求日益强烈。同时，随着政策对于民办教育支持力度的加大，跨界资本的不断涌入也助推了国际化学校的兴办和收购热潮，国际学校的数量快速增长，集团化办学逐渐成为民办国际化学校的一个重要发展模式。

新学说发布的《２0１８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数据显示：２0１８年中国大陆地区国际学校总数量为８２１所；其中新增认证国际学校８７所，增幅高达１１??８５%，创近年新高（见图１）。国际学校总量中，外籍占１５%，公立国际班占３３%，民办国际学校比例为５２%，首次超过公立国际班，成为国际学校的主力军。

从统计数据看，大陆地区国际学校仍然集中聚集在北京、上海和广东，但江苏、浙江和山东地区国际学校发展势头迅猛。四川、辽宁、湖北、福建等地的国际学校数量持续增加。二、三线城市将成为接下来几年国际学校迅速发展的主“战场”。

截至２0１８年１0月，新增７0所开始招生和运营的国际化学校，分布于全国１６个省份，除一线城市及经济较发达地区外，国际学校发展开始向二、三线城市渗透，且西南地区增量尤为显着。相较于上海１0所、广东９所，北京仅有４所新增学校，这与土地资源和学校牌照的获得难度有直接关系。四川更是以１0所国际学校的增量与上海及江苏比肩，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支柱。

从事“教育国际化”的学校可以大致分成四类：外籍子女学校、公立学校国际部、民办双语学校、其他各种带着国际元素的创新学校（见图２）。此外，民间办学的私塾书院、线上学校、双师教学，甚至在家上学等不同形式，也为家长提供了多种选择。

（一）外籍子女学校--给外国人上的外国学校

这一类学校在中国的发展有近４0年历史，最初就是某国驻华使馆和企业员工子弟学校，让这些外国孩子接受不跟本国教育体制脱轨的教育。这些学校学费普遍比较昂贵，按规定只能招收非中国籍的孩子。不过由于在国外获得外国身份的海归越来越多，所以，现在这些外籍子女学校里黑眼睛、黑头发的孩子的比例逐年上升，甚至成为学生的主体。

从本质上讲，这些学校是坐落在中国的外国学校，从办学目标、教学大纲、课程内容和教学语言、教师素养，到教学和测评的实施方法，并不会因为学生的肤色而改变。选择这类学校的家庭从一开始就要为孩子的母语非常有可能变成英语做好思想准备。

这一类学校绝大多数是名副其实的非营利机构，学校即使是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张罗一起筹资建的，但财产上不属于个人。它们通常采用理事会管理制度，而不是董事长或创始人的一言堂，并非一个子承父业的家族企业，或一家希望上市谋利的商业公司。希望这种办学风尚能在中国的教育圈里渐成气候。

（二）公立学校的国际部

一些有实力、有资源的公立学校在高中开设的国际部，大多是一种“校中校”。来此就读的是明确将来不参加高考、选择海外留学的学生。对学生来说，这其实是一个竞争对手减少但竞争难度增加很多的战场。美国人要花四年学的东西（美国的高中大多是四年），这些中国孩子要用三年去学完，还要参加ＳＡＴ、ＡＣＴ、ＩＥＬＴＳ、ＴＯＦＥＬ的考试，并直接面对海内外所有英语为母语的学生的竞争。

北京的公立高中初设国际班，大约始于２00３年。其快速发展的转折点是２0１0年，此前，全国范围内的公立学校仅有１0所有国际部。２0１0年７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中小学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同年，美国留学签证政策开始放宽，国际学校的发展逐渐驶入快车道。以北京为例，到2014年北京市教委宣布不再审批新的公立学校国际部为止，北京市共有21所公立学校创办了国际部。截至2016年10月，全国范围内的公办学校国际部为218所。

北京目前共有21所公立学校设有国际部。其中，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师大附中、北京四中、育才中学和五十五中等６所学校的国际部只招收外籍学生。这６所学校中，有３所另有招收中国学生的国际班，因为不能使用“国际部”的称呼，所以名字各异，如人大附中国际课程中心、北京四中国际校区、北师大附中中美国际课程班。这３所学校有“国际班”，加上其他１８个学校有国际部，共有２１所学校是招中国籍学生的。

这类学校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因为生源质量较好，比较容易出成绩---进排名靠前的学校的可能性较大。这种办学方式引发的争议包括：公立学校是否可以利用国家资源在校园里做差异化教育并收取高额学费；学校的财务是否明晰公开；招生时是否有过度承诺，导致家长对学生所去国外学校排名不满意等等。在攀比心、功利心过重的校园里，老师们会倾向于使用短期效果最明显的题海战术，并没有改变应试教育的本质，只是把高考变成了“洋”高考。对孩子来说，他们仍然学得苦不堪言，但也只学了一堆考完就忘的命题性知识和应试技巧，并没有感受到西方课程体系里“自主探究、深度思考”的优势和乐趣。

（三）民办双语学校

我们约定俗成地把那些主要由中国民间资本创办，主要服务于中国孩子的学校归类成双语学校。越来越多的双语学校设计成十二甚至十五年一贯制的学校，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们提前进入一个全新的价值和课程体系，从小就在西方的教学模式下学习。绝大部分家庭有送孩子出国的打算，但也有些家长只是不希望孩子留在应试压力太大的体制内学校受那无谓之苦。

这些“双语学校”是所有学校里发展速度最快的。但随着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昂贵，教育政策越来越审慎，精通中西方教育的人才越来越供不应求，开办实体学校的门槛和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回报却越来越少。这时候创办人的初心就显得尤其重要，是真心办学，还是逐利而来？这在过程和结果上都会体现出本质上的差别。

就像蝙蝠嗜血不是蝙蝠的错一样，资本有逐利的天性，股东对回报的期待和压力，很有可能绑架办校的初心和校长的决策。投资人和校长之间在办学质量、发展规模、返本速度、回报比率等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非常关键。教育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暴利和速利的行业，建一所学校与养育孩子一样，不但需要真爱和不惜代价的决心和努力，还需要长期的、持续的投入。

在教育市场上，一所有良心、高品质、高效运作且具有良好口碑的学校，家长一定会欣然买单。它在８-１0年内收回成本，并维持１５%-２５%的年利润并不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教育转型，借助民间的资本和智慧是一条必经之路，但必须深刻理解资本和教育之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关系。

（四）面向未来的创新学校

除了上述三类有资质、已经获得各类国际课程机构或质量保障机构认证的学校之外，在各地还散落着一群很特别的“学校”或教育机构。

它们未必有上规模的外教队伍，未必购买了某一套明码标价的国际课程，未必有一个高大上的洋名，甚至看上去很乡土、很简陋、很中式，但是它们摸准了整个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脉搏，用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用最大的诚意和努力呵护着孩子们善良、纯净、丰盈的童心和天真。

它们大多规模不大，可能由一位或者几位家长，甚至学生发起。有些家长辞去了原来体面的工作而投身教育。老师们并不一定拥有教师资格证，但他们本身受过可能比很多师范生更纯粹且没有被格式化的教育。他们是积极行动的终身学习者，他们抱着对未来、对孩子的敬畏之心，博览中外的教育书籍，自学成才，批判思考，东西融合，洋为中用。

这类学校绝大多数因为规模、场地、性质、师资、课程等没有达到国家的要求，没能拿到教委的认可、注册成正规学校，只能以培训机构或“私塾”的名义在夹缝中求生存。但它们所做的事情，对孩子的尊重程度、对学习的认知和理解、对教师的栽培和滋养，超过了很多正式挂牌、用牺牲孩子童年的代价换来满墙荣誉的名校。如果政策能给这些不接受资本绑架、不以营利为目的、坚持以人为本的特殊学校多一点支持和鼓励，哪怕只是包容和允许，说不定它们能为探索中西结合的课程体系以及面向未来的学校教育模式提供一个可复制的范本，从而逐步改良中国的教育生态。

二、常见国际课程简介

各大国际学校的课程，主要是英国的A-Level，美国的AP，欧洲的IB和加拿大、澳洲课程“列强割据”的局面。它们各自占有的市场份额为：A-Level约４0%，AP约２６%，IB约１４%，加、澳等其他国际课程约２0%①。这几种课程各有利弊，做平行比较并不容易，笔者只能就自己从业的经验略作介绍。

（一）英国高中课程（GeneralCertificateofEducationAdvancedLevel，简称A-Level）

A-Level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国外的课程体系，它源自英国的国家课程，是英国全民课程体系，是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也是英国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课程。

迄今为止，全球共有５000多个机构开设了A-Level课程，每年有数百万学生参加由剑桥大学的国际考试院组织的国内外考试。除去英国本土，其他国家的ＧＣＳＥ课程被统称为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ＣＳＥ（国际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在中国，学生一般在初中时选修该课程，不过很多学校会拔苗助长地把本该两年学完的ＩＧＣＳＥ课程压缩到一年内上完。

大多数中国的国际学校都是从中学开始开设Ａ?ｌｅｖｅｌ课程。学生在高二的时候，根据自身爱好选择四门，高三时还可以退掉一门成绩不好的课，因为申请大学时只需要提交三门成绩。其实，Ａ?ｌｅｖｅｌ科目选择范围很广，如果细分的话可多达７0门课。但每个学校开设的科目通常在１0门左右，急功近利的学校可能只开那几门中国学生略有优势的数理化学科。

总的来说，Ａ?ｌｅｖｅｌ从体系上说目前来看是完整的，也是比较容易入手的课程。与ＩＢ课程相比，学生不用学那么多，而且允许学生偏科。Ａ?ｌｅｖｅｌ虽然是英国课程，但也受到全世界各个大学的广泛认可。英国教育资源向来供大于求的事实和政府推动的教育产业化和海外输出也从一定程度保障了课程和师资的充足和稳定性。

（二）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Placement，简称AP课程）

ＡＰ进入中国时间不长，但是渗透的速度非常惊人，这跟它源自美国有很大关系，毕竟美国还是广大家庭首选的留学国家。截至２0１８年９月，中国已经有２６９所学校使用ＡＰ课程，但很多家长普遍有两个认识误区：去英国就得修Ａ?ｌｅｖｅｌ，去美国就得学ＡＰ。申请美国的大学其实并不一定需要ＡＰ成绩，ＳＡＴ和ＡＣＴ才是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ＡＰ，ＡＰ说到底是个锦上添花的东西。

美国大学在录取的时候，不仅看孩子的综合实力，也希望看到孩子的个性化特长，ＡＰ成绩可以帮助大学遴选到适合它们的人才。ＡＰ是一个配套了考试的课程体系，但在中国开设ＡＰ课程基本没有什么门槛，一旦有了逐利而来的培训机构介入，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应试教育的窠臼。老师会不会教ＡＰ课程不重要，只要能提分就行，而没有真正实现ＡＰ以兴趣驱动的因材施教。ＡＰ成绩很快就沦落成加在学生身上一道新的“枷锁”。

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开始质疑中国学生的ＡＰ成绩，甚至开始拒绝过高ＡＰ成绩学生。因为他们存在疑问：“这些母语非英语的中学生竟然能把美国大学的课程考出这么好的成绩，而且在那么多科目上都考得这么好，那他们错过了什么？”“当中国的‘考试机器’在闷头刷分的时候，美国高中生都在做什么？有得必有失，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三）国际预科证书课程（InternationalBaccalaureateDiplomaProgramme，简称IB课程）

ＩＢ课程最近几年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起源于欧洲，最初是为了满足那些海外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需求应运而产生的。由于市场运作成功迎合了家长急功近利的心理，中国越来越多的双语学校也开始采用它，截至２0１８年，全国已经有１４２所学校开设了ＩＢ课程。

课程包括３个子体系：小学阶段开设的ＰＹＰ，初中阶段开设的ＭＹＰ，高中阶段开设的ＤＰ。３个子体系的课程理念是统一的，相互贯通又相互独立。

相对而言，ＩＢ确实有它的过人之处，它打破了以知识为纲的课程设置，始终强调不是要教给孩子哪些知识，而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尤其在小学ＰＹＰ阶段，很多学校采用ＣＩＰＰ教材，也就是剑桥国际考试小学课程项目，包括数学、英语、科学等学科，主要以探究为主，英文授课。它以十项“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Ｐｒｏｆｉｌｅ（学习者特征）”贯穿始终。让孩子们成为学习的中心，让好奇心来推动学习的进展。通过六个跨学科的主题单元在不同年龄段探讨同一个问题，同时也通过艺术课程来教会他们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思考。

ＣＡＳ（创造、行动和服务课程）暗合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主张，让学生对课题和成果有拥有感，对他们的学习动机提升帮助很大。孩子们在调查研究、收集信息、整合知识、宣传策划、演讲表达、沟通妥协、执行及反馈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同时还教会了孩子感恩和责任，以及如何做一个对世界有贡献的人。

在所有国际课程里，ＩＢ是唯一不代表某一个国家，而是结合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特色的课程精华的课程，标准化的课程也决定了它可以全球转学的优势。ＩＢ每年都会更新，不断自我完善、自我修正，在全世界１５0多个国家、３000多所成员学校里面被广泛使用。

ＩＢ在寓教于乐的ＰＹＰ学前和小学阶段素质教育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到了高中阶段还是得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能拿到ＤＰ证书。对于母语非英语的学生来说，语言方面的挑战很大。但正因为ＩＢ的课程难度高，ＤＰ文凭的含金量也高，得到越来越多的大学认可。ＩＢ固然让人向往，但并不适合所有学校。那些在师资、生源、校外资源、家长参与等方面都没有过人之处的学校，需要慎重考虑。

（四）国际小学课程（InternationalPrimaryCurriculum，简称IPC课程）

ＩＰＣ也是一个源自英国的小学课程，从１９８５年就开始研发，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和迭代已日臻完善，现在全球有１00多个国家、２000所学校在使用。ＩＰＣ和ＩＢ一样，是以人为本的课程典范，跨学科、主题式的单元设计特色很明显。通过很多一线教师和课程编写专家的共同努力和每年更新，打造出了１３0多个主题单元供老师们选择。

跟哪科不好补哪科的应试教育比起来，ＩＢ和ＩＰＣ都不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西药。它们更像把身体当成一个整体去调理的中药，而ＩＢ和ＩＰＣ之间就是草药和成药的区别。ＩＢ只是一个课程框架，需要老师自己填东西进去，对老师的课程研发能力要求比较高。他们需要像老中医一样，知道怎么辨识好的草药、如何搭配、按什么比例。

而ＩＰＣ则更像由专业的课程编写专家已经配好的中成药，会比较容易操作，尤其对那些刚开始从教课本的老师转型成主题式教学的老师来说，更容易上手。另外，因为ＩＰＣ没有像ＩＢ那么严格的认证、授权，也没那么贵，所以有很多没有下定决心加盟ＩＢ的学校会选用ＩＰＣ来热身。

三、国际学校的发展变化和未来趋势

随着国际学校的快速发展和暴露出问题，国家对各类国际教育学校的管理正在建立新的规范，对申办新学校资质的审查和要求趋严。

（一）外籍子女学校

政策收紧主要体现为严格限制招收中国公民子女。上海等地方政府要求在校名里明确标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八个字。在申办成立后，出现以下情况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学校和开办人限期整顿或者停办：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学校的；招收境内中国公民子女的；办学资源（包括资金、生源和师资）严重不足，无法正常运行的；从事工商业活动及其他营利活动的；从事违反中国法律、法规活动的。

国际学校的办学风险也逐渐呈现。近几年来，来华务工人员的总人数虽持续增长，但能全额负担员工子女在国际学校高额学费的跨国公司的数量和意愿在下降，从而导致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出现负增长。２0１８年９月，归属新加坡ＩＳＳ国际教育集团、北京最早成立的国际学校之一的ＢＩＳＳ国际学校，由于拖欠教师工资而关停，预示着一个“此消彼长”“三十年河西”的趋势。

（二）公办学校国际部

公办学校国际部因为其费用相对较低以及隶属于公立学校系统、相对安全可靠，更受家长青睐。但在当前的政策调整中，公办学校国际部受影响最大。

２0１３年，教育部出台《高中阶段国际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草案，明确对高中阶段的“国际部”和“国际班”，从招生、收费等多方面予以规范。此后，各地纷纷收紧公立学校国际部的发展政策。这既涉及教育公平的考量，也由于许多公办学校并不具备独自运营国际部的能力，甚至在开设时没有一个真正懂国际教育、国际课程的人。这些学校采取了与社会机构合作办学的模式，即公立学校提供校舍、教学设备和中方师资，社会机构负责招生、课程引进和外教招聘等，办学基本由社会机构主导。一些社会机构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难免会盲目扩大招生规模、随意提高收费水平，使公立学校国际部发展失序。

尽管政府要求国际部与公办学校脱钩、产权明晰，独立办学；但这一改革举步维艰，大多数仍维系“校中校”的格局。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严格控制招生及资产管理、限制学校自主支配经费等措施控制其发展。可以预见，公办学校国际部的办学模式正在走向式微。

（三）民办国际学校政策

民办国际学校面临的政策变化，主要是按照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区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学校，实行分类登记、分类收费。这一轮修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义务教育、学前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防止其被资本绑架、过度商业化发展。新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举办营利性学校，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按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标准进行监管，需获得办学许可证。

在具体办学过程中，除了劳资纠纷引起的学校倒闭之外，生源短缺和缺乏办学资质也是学校倒闭的关键原因。由全球最大的私人教育集团ＧＥＭＳ创办的杰美司国际学校，其幼儿园、小学和高中早在２0１３年就开学招生，后因实际运营中在校人数低至几十人，与规划中千人规模差异巨大，仅开办一年就正式关闭。２0１８年９月，甘肃陇大国际学校因连续两年没有参加年检被摘牌注销。

《民办教育促进法》在某种程度上“吓跑”了一些纯粹逐利的资本，也为之前因政策不明朗而不敢进入的社会力量开了绿灯。之前主要以公立学校、教育集团、上市公司以及地产集团为主体的办学局面将会被打破，将来会有更多别的行业以局部或全部转型的方式参与进来。

基于国家政策对社会力量办学的支持和对公立学校国际部的限制、外籍子女学校的持续萎缩、民间多元化资本涌入等种种原因，民办国际化学校将会持续增长。基于学校运营及家长需求考虑，十二年一贯制学制成为新增校建校首选。很多有一定历史和规模的学校会采用轻资产模式迅速扩张。

面对市场竞争、政策规范、家长监督及自身成长的需求，国际学校将会更加趋于优质化发展，逐渐实现“优币淘汰劣币”。无论是在师资、教学、课程，还是在软硬件设施方面，以人为本的教学质量和效果会超越洋品牌、高昂学费、豪华校舍、巨大面积等的追求，成为衡量学校教育最核心的标准。但由于仍然供不应求以及办学成本持续飚升，估计学费也会有所增长。

在教学方面，随着出国访学的机会越来越多，人们将逐渐走出“盲目崇洋”的时期，国际学校学习外国经验的方向也越来越多元，除了英、美、加、澳、新这些老牌的留学和教育输出国家，大家也开始关注芬兰、丹麦、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小众和别具一格的办学经验。

（四）国际学校办学的新挑战

国际学校的办学，正在从外国校长和国外课程一统天下，逐渐过渡到文化、课程、管理本土化的趋势。一些知名的国际学校也开始表现出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尊重和对中国学生群体（肤色而不是护照的颜色）需求的关注。北京的鼎石、深圳的荟同、天津的惠灵顿、上海和杭州的惠立都是很好的例子。同时，也出现了回归中国教育哲思和课程体系的探索，开始更理性地、有选择地借鉴和学习，推动中国的教育形态多元化发展。大家意识到东方智慧的价值，只要学习和教授得法，一样可以成就学生的成长。

随着“唯标化考试成绩论英雄”和“唯学校排名论英雄”“唯学历高低论英雄”等旧的评价标准逐渐被时代淘汰，核心素养成为越来越多学校关注的重点，围绕核心素养开展的课程设计和师资培训也会成为决定学校能否在这场“教育系统迭代”中幸存的关键。

回到初心，在中小学开展国际教育，推进教育国际化，不仅是为了满足部分高收入家庭的选择性需求，还具有为教育改革探路、促进学校教育进化的积极价值。公办学校举办国际部的初衷之一，就是作为高中课程改革的“试验田”，参与到国际课程的教学中，深刻理解国际教育的内涵，从而创新适合中国的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

目前国家在支持国际教育发展的同时，对课程、教材等环节也提出相应的规范和要求，如规定一至九年级必须执行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大纲。９月，教育部教材局印发《关于开展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对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开展全面检查，对以校本课程教材、境外课程教材替代国家课程教材，或使用未经审定的教材等违规违法行为，要坚决予以纠正和清理。它既体现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国家导向，也对国际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通过中国文化的植入和引导，培养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的人才。

中国教育的改革开放，一个重要方面是教材开发和使用的多样化，出现“一纲多本”的格局。对于中国这样发展差距大、文化多样性丰富的多民族国家，教材多样化的改革方向是应当坚持的，这也涉及学校的办学自主性。在教育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教材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探索和改革的主题，需要调适中央和地方、国内和国际、汉族和少数民族等不同的教育需求，使之真正适合教育创新的需要、适合教育开放的需要、适合学生成长的需要。

国际学校面临的许多困境和挑战，需要办学者和管理者智慧应对。例如：对教材的高度控制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学校的多元化发展和创造力；土地资源的稀缺导致建校成本激增并且校园越来越偏远；把师生放到远离城市信息、资源中心的豪华校园不利于社会化学习；优质外教和校长的供不应求造成行业鱼龙混杂和平均水平下降；教育费用的水涨船高导致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及社会阶层的固化；不断升级的教育商业化和“鄙视链”加重家长互相攀比的消费者心理；课后班的补习文化甚至渗入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能力素养；焦虑的情绪和“上帝”心理导致家长绑架了学校的治校主权；高收费学校的客服心态助长了家长的颐指气使和对学生的过度保护；学校为迎合家长急功近利的要求违背了最根本的教育规律；学校因怕家长责难，因噎废食地实行免责式管理、减少户外活动；“唯名校论英雄”的价值观扭曲了“因材施教”的培养目标；“贪多嚼不烂”的ＡＰ竞争文化进一步缩短了学生的睡眠时间；好高骛远的“ＩＢ热”让很多人低估了非母语环境学习的挑战；学术和语言的双重挑战以及海外升学的压力加重了学生的负担；等等。

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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