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代实务案例 国际贸易实务－争议的预防和处理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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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方认定案例

某国公司以CIF鹿特丹出口食品1000箱，即期信用证付款，货物装运后，凭已装船清洁提单和已投保一切险及战争险的保险单，向银行收妥货款，货到目的港后经进口人复验发现下列情况：（1）该批货物共有10个批号，抽查20箱，发现其中2个批号涉及200箱内含沙门氏细菌超过进口国的标准；（2）收货人是实收998箱，短少2箱。（3）有15箱货物外表情况良好，但箱内货物共短少60公斤。试分析以上情况，进口人应分别向谁索赔，并说明理由。

案例分析：

第（1）种情况应向卖方索赔，因原装货物有内在缺陷。第（2）种情况应向承运人索赔，因承运人签发的是清洁提单，在目的港应如数交足。第（3）种情况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属保险公司责任范围以内，但如进口人能举证原装数量不足，也可以向卖方索赔。

检验证书案例

我国某公司与新加坡一家公司以CIF新加坡的条件出口一批土产品，订约时，我国公司已知道该批货物要转销美国。该货物到新加坡后，立即转运美国。其后新加坡的买主凭美国商检机构签发的在美国检验的证明书，向我提出索赔。问，我国公司应如何对待美国的检验证书?为什么？

案例分析：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38条第3项规定，“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改运或买方须再发运货物，没有合理机会加以检验，而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这种改运或再发运的可能性，检验可推迟到货物到达新目的地后进行。

根据上述规定，新加坡商人提交的美国检验证书应该是有效的。

不可抗力事件案例

某国A外贸公司向国外B公司进口普通豆饼2万公吨，8月份交货。在4月份，B商豆饼收购地发生洪灾，收购计划落空。B致电我A公司要求按不可抗力事件处理，免除其交货责任。问：这一要求是否合理？为什么？

案例分析：

不合理。此案例可以用不可抗力事件的认定原理来分析。本合同可适用《公约》按《公约》对不可抗力事件的认定条件，B商事件不属于不可抗力，因合同标的是普通豆饼，属种类货，（可以完全替代）又未规定产地，完全可以替代，另洪水发生离交货时间还有4个月，B商有充足的时间从其他地区备货，故该事件并非不可克服，B商要求免除交货责任不合理，A可不予理睬。若B商到期不履约，则A方可向其索赔。

4. 索赔有效期案例

1998年11月，我某公司与香港一公司签订了一个进口香烟生产线合同。设备是二手货，共18条生产线，由A国某公司出售，价值100多万美元。合同规定，出售商保证设备在拆卸之前均在正常运转，否则更换或退货。设备运抵目的地后发现，这些设备在拆运前早已停止使用，在目的地装配后也因设备损坏、缺件根本无法马上投产使用。但是，由于合同规定如要索赔需商检部门在“货到现场后14天内”出证，而实际上货物运抵工厂并进行装配就已经超过14天，无法在这个期限内向外索赔。这样，工厂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加工维修。经过半年多时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也只开出了4套生产线。请对该案例进行分析。

案例分析：

该案例的要害问题是合同签订者把引进设备仅仅看作是订合同、交货、收货几个简单环节，完全忽略了检验、索赔这两个重要环节。特别是索赔有效期问题，合同质量条款订得再好，索赔有效期订得不合理，质量条款就成为一句空话。大量事实说明，外商在索赔有效期上提出不合理意见，往往表明其质量上存在问题，需要设法掩盖。如果你只满足于合同中形容质量得漂亮词藻，不注意索赔条款，就很可能发生此类事故。

5. 不可抗力事件案例

1985年2月l 3日，中国某公司A和香港某公司B签订了醋酸纤维素板的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是中方A公司利用港方B公司和另外两家香港的金融机构共同提供的设备为港方B进行来料加工，每生产1吨板材的加工费为1600美元，港方B负责提供给中方A的来料即醋酸纤维素板的数量为：1985年不少于80吨，1986年不少于150吨，1987年不少于200吨，以后每年不少于200吨。中方A以来科加工费偿还设备的货款的本息。但在实际履行中，港方B仅在1985年12月30日提供来料34吨，1986年9月4日来料17吨，1987年2月l 6日来料1．1吨，合计来料52．1吨。1987年10月，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再次规定了港方B提供来料的义务和数量。结果该补充协议仍末履行，致使中方引进的设备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只偿还了设备贷款的本息的一小部分。中方提请仲裁，要求港方B赔偿包括设备贷款在内的经济损失。港方B答辩称：B公司未能履行合同的全部义务，是因为国际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原料价格上涨，数量短缺，无法买到原科所致。最后生产该原料的工厂停产，B更是无法买到。这是不可抗力事故，港方不应承担责任。试分析本案中，港方应不应该承担责任?

案例分析：

港方应该承担责任。因为；

(1)根据买卖合同的有关法律和惯例，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不能履行合同的全部和部分义务时，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并出具有关的证明文件。本案中港方并未及时通知对方并出具有关证明。

(2)不可抗力事件必须是该事件的发生和后果是当事人不可避免的、不能克服的。本案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并末规定具体一家或几家工厂提供原料，所以，一家工厂停产不能提供规定的原料，并不能证明其他工厂也无法生产和提供同类的原料。对此，港方所述的理由不充分，不足以证明该事件的发生和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和不能克服的。

(3)不可抗力事件还必须是事前无法预见的。而本案中，双方在签订补充协议前、港方已经没有完全履行合同。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港方理应预见在执行补充协议时将存在在签订补充协议前曾出现过甚至还继续存在的履行不能的风险。

由上述分析可知：港方以一家工厂停产买不到规定的原料为不可抗力要求免责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本案具有补偿贸易和来料加工的性质，没有港方的来料，中方就没有加工费可以补偿进口设备的价款，就势必影响合同的全面履行，港方应负违约责任并承担赔偿中方的经济损失。

检验权案例

我出口公司A向新加坡公司B以CIF新加坡条件出口一批土特产品，B公司又将该批货物转卖给马来西亚公司C。货到新加坡后，B公司发现货物的质量有问题，但B公司仍将原货转销至马来西亚。其后，B公司在合同规定的索赔期限内凭马来西亚商检机构签发的检验证书，向A公司提出退货要求。

请问：A公司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案例分析：

A公司应拒绝退货要求。

马来西亚商检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无效。新加坡B公司已经转卖给马来西亚C公司，意味着对货物的部分接受，部分接受视同整体接受，B公司已经丧失了对货物的检验权。

检验证书案例

进口方委托银行开出的信用证上规定：卖方须提交“商品净重检验证书”。进口商在收到货物后，发现除质量不符外，卖方仅提供重量单。买方立即委托开证行向议付行提出拒付，但货款已经押出。事后，议付行向开证行催付货款，并解释卖方所附的重量单即为净重检验证书。问： （1）重量单与净重检验证书一样吗？（2）开证行能否拒付货款给议付行？

案例分析：

（1）商品净重检验证书是由商检机构签发的关于货物重量的公证文件，而重量单为发货人所出具的货物重量说明文件，二者是不同的。

（2）信用证中要求卖方提供商品净重检验证书，而议付行误以为重量单即商品净重检验证书，则议付行必须为此过失承担责任。按《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开证行有权对议付行拒付，而议付行可向出口商追索押汇款项。

检验索赔条款案例

我某公司与香港一公司签订了一个进口香烟生产线合同。设备是二手货，共18条生产线，由A国某公司出售，价值100多万美元。合同规定，出售商保证设备在拆卸之前均在正常运转，否则更换或退货。 设备运抵目的地后发现，这些设备在拆运前早已停止使用，在目的地装配后也因设备损坏、缺件根本无法马上投产使用。但是，由于合同规定如要索赔需商检部门在“货到现场后14天内”出证，而实际上货物运抵工厂并进行装配就已经超过14天，无法在这个期限内向外索赔。这样，工厂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加工维修。经过半年多时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也只开出了4套生产线。

请对该案例进行分析。

案例分析：

该案例的要害问题是合同签订者把引进设备仅仅看作是订合同、交货、收货几个简单环节，完全忽略了检验、索赔这两个重要环节。特别是索赔有效期问题，合同质量条款订得再好，索赔有效期订得不合理，质量条款就成为一句空话。大量事实说明，外商在索赔有效期上提出不合理意见，往往表明其质量上存在问题，需要设法掩盖。如果你只满足于合同中形容质量得漂亮词藻，不注意索赔条款，就很可能发生此类事故。

货物品质瑕疵案例

日本A公司出售一批电视机给香港B公司，B又把这批电视机转口给泰国C公司。在日本货物到达香港时，B已发现货物质量有问题但B将这批货物转船直接运往泰国。泰国公司收到货物后，经检验，发现货物有严重的缺陷，要求退货。于是B转向A提出索赔，但遭日方A公司的拒绝。

问日方有无权利拒绝？为什么？

案例分析：

不一定。B在接受货物时已发现货物有瑕疵，应于约定的检验期限内或法律规定的期间内通知A公司，如已过了通知时效，视为承认货物无瑕疵。但是B向C故意隐瞒了瑕疵，C有权要求向B退货。

检验标准案例

合同中的检验条款规定：“以装运地检验报告为准”。但货到目的地后，买方发现货物与合同规定不符，经当地商品检验机构出具检验证书后，买方可否向卖方索赔？为什么？

案例分析：

“以装运地检验报告为准”表明：卖方对交货后货物所发生的变化不承担责任，实际上排除了买方的复验权。除非买方能证明，他所收到的与合同规定不符的货物是由于卖方的违约或货物的固有瑕疵所造成的。

责任方认定案例

某进出口公司以CIF鹿特丹条件出口食品1000箱，并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一切险。货到目的港后，经进口人复验发现下列情况：（1）该批货物共10个批号，抽查20箱，发现其中1个批号，即100箱内出现玷污现象；（2）收货人实收998项，短少2箱，（3）有15箱货物外表良好，但箱内货物共短少60千克。根据以上情况，进口人应当分别向谁索赔？

案例分析：

属于一般附加险，包含在一切险范围，应向保险公司索赔；（2）属于短量险，应向保险公司索赔；（3）由于外表良好，应为出口商所装食品量不足，是交货以前发生的，向出口商索赔。

12. 责任原因确定案例

我某外贸公司与加拿大进口商签订一份茶叶出口合同，并要求采用合适的包装运输，成交术语为CIF渥太华，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一切险。生产厂家在最后一道工序将茶叶的湿度降低到了合同规定值，并用硬纸筒盒作为容器装入双层纸箱，在装入集装箱后，货物于2003年5月到渥太华。检验结果表明：全部茶叶变质、湿霉，总共损失价值达10万美元。但是当时货物出口地温度与湿度适中，进口地温度与湿度也适中，运输途中并无异常发生，完全为正常运输。试问以上货物的损失该由谁来赔偿，为什么？

案例分析：

尽管属于一切险赔偿范围，但是应当找到主要责任原因。由于运输过程正常，因此船方无责任；另一方面由于茶叶包装并不能满足其一般运输防潮要求，因此货物问题应当是由于包装不能满足基本运输要求所引起的，这是在运输交货前发生的，所以责任应当是在生产厂家，货物损失应当由出口厂家赔偿。

13. 分批装运纠纷案例

有份CIF合同，出售矿砂5000公吨，合同装运条款规定：“CIF Hamburg，1989年2月份：由一船或数船装运。”买方于2月15日装运了3100公吨，余数又在3月1日装上另一艘轮船。当卖方凭单据向买方要求付款时，买方以第二批货物延期装运为由，拒绝接受全部单据，并拒付全部贷款，卖方提出异议，认为买方无权拒收全部货物。

案例分析：

根据合同“由一船或数船装运”的规定，可以认定该合同是允许分批装运的。卖方在履行合同时，分两批装运，第一批货物的装货时间是符合合同规定的，只是第二批货物违反了合同规定的期限。因此，买方不应对符合合同的第一批货物拒收或索赔权力。至于第二批货物，虽然违反了合同，但是，装运时间仅仅超过期限一天，一般不能视为根本性违反合同，因此，买方拒收第二批货物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最多只能要求赔偿

不可抗力法律后果案例

某进口商向巴西木材出口商订购一批木材，合同规定“如受到政府干预，合同应当延长，以至取消”。签约后适逢巴西热带雨林破坏加速，巴西政府对木材出口进行限制，致使巴西出口商在合同规定期内难以履行合同，并以不可抗力为由要求我方延迟合同执行或者解除合同，我方不同意对方要求，并提出索赔。

请分析我方的索赔要求是否合理。

案例分析：

按照国际惯例，政府颁布禁令属于不可抗力，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巴西出口商依据合同规定向我方提出延迟或者取消合同的要求，有据可依，我方的索赔要求不合理。

15. 不可抗力判定案

广州伞厂与意大利客户签订了雨伞出口合同。买方开来的信用证规定，8月份装运交货，不料7月初，该伞厂仓库失火，成品、半成品全部烧毁，以致无法交货。请问：卖方可否援引不可抗力条款要求免交货物？

案例分析：

首先应认定该伞厂的火灾是否属于不可抗力事故（无法预见、无法预防、无法避免、无法控制）。如实为不可抗力，应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出具相关证明文件，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可免除责任。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案例

中国某公司A和香港某公司B签订了醋酸纤维素板的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是中方A公司利用港方B公司和另外两家香港的金融机构共同提供的设备为港方B进行来料加工，每生产1吨板材的加工费为1600美元，港方B负责提供给中方A的来料即醋酸纤维素板的数量为：200吨。中方A以来科加工费偿还设备的货款的本息。但在实际履行中，港方B仅提供58吨，致使中方引进的设备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只偿还了设备贷款的本息的一小部分。中方提请仲裁，要求港方B赔偿包括设备贷款在内的经济损失。港方B答辩称：B公司未能履行合同的全部义务，是因为国际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原料价格上涨，数量短缺，无法买到原科所致。最后生产该原料的工厂停产，B更是无法买到。这是不可抗力事故，港方不应承担责任。试分析本案中，港方应不应该承担责任？

案例分析：

港方应该承担责任。因为；

（1）根据买卖合同的有关法律和惯例，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不能履行合同的全部和部分义务时，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并出具有关的证明文件。本案中港方并未及时通知对方并出具有关证明。

（2）不可抗力事件必须是该事件的发生和后果是当事人不可避免的、不能克服的。本案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并末规定具体一家或几家工厂提供原料，所以，一家工厂停产不能提供规定的原料，并不能证明其他工厂也无法生产和提供同类的原料。对此，港方所述的理由不充分，不足以证明该事件的发生和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和不能克服的。

（3）不可抗力事件还必须是事前无法预见的。而本案中，双方在签订补充协议前、港方已经没有完全履行合同。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港方理应预见在执行补充协议时将存在在签订补充协议前曾出现过甚至还继续存在的履行不能的风险。

由上述分析可知：港方以一家工厂停产买不到规定的原料为不可抗力要求免责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本案具有补偿贸易和来料加工的性质，没有港方的来料，中方就没有加工费可以补偿进口设备的价款，就势必影响合同的全面履行，港方应负违约责任并承担赔偿中方的经济损失。

法院管辖权案例

中国某进出口公司向美国某开发公司订购9000吨钢材，后因美国某开发公司元力履行合同，美方提出由瑞士某公司（下称瑞士公司）供货。这期间瑞士公司曾经几次来电谎称“货已在装船港待运"，“3月31日"，“所供钢材可能由我们意大利生产厂或西班牙生产厂交货"，诱使中方与其签订合同，双方约定的购销钢材数量为9180吨，价229.5万美元。

中方即时向瑞士公司汇付了全部货款，但是中方迟迟未收到订购的钢材。为此中方曾多次向瑞士公司方交涉，但瑞士公司方面或者拒不答复，或者以种种借口托辞搪塞。经中方一再催促之后瑞士公司才于9月5日回电称“中国港口拥挤，船舶将改变航线"，“最迟抵达日期预计为10月20日"。但届时中方仍未收到钢材，再次去电交涉，瑞方竟然全盘推卸自己的责任。

事后查明，瑞士公司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既无钢厂，也无钢材；瑞方所提供的意大利卡里奥托钢厂的钢材质量检验证书重量证书及装箱单均系伪造。瑞方提交的提单上的装运船“阿基罗拉"号根本未在提单载明的装运港意大利接斯佩扎停泊过，从而证明瑞士公司既未将钢材托运装船，所提交的提单也是伪造的意图欺诈中方货款。其所称“中国港口拥挤，船舶将改变航线"也是虚构的。

中方向中国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指出瑞士公司侵权，要求其赔偿中方经济损失共计550万美元。起诉的同时申请财产保全。法院接到原告起诉及财产保全申请后，首先审查后准许中方的保全申请，裁定冻结了瑞士公司在某银行的托收货款440余万美元。被告在答辩的同时提出反诉，要求中方赔偿其货款被冻结而造成的利息损失及律师费用。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后作出判决：瑞士公司应偿还中国公司的钢材货款2290250美元，并赔偿中方各项损失2846418.60美元；同时驳回被告的反诉。被告不服，向某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根据中国已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中国法院对此案无管辖权；同时认为中方在不同法院对瑞方提出重复诉讼不当：一审法院裁定冻结与本案无关的货款不当：认定其有欺诈行为元事实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规定，禁止把间接损失作为赔偿，一审判决损害赔偿数额过高，且无事实根据，请求撤销原判决。

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后确认：瑞士公司使用欺诈手段诱使中方与其签订合同，之后又在货物未装船的情况下，伪造单据，骗取中方巨额货款，不仅构成了破坏合同，而且还构成了侵权。中方有权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而不受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作为侵权行为地法院，具有管辖权。中方并未在其它法院提出过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不存在重复诉讼问题。原审法院采取的保全措施，符合法律规定。由于本案是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受害人因被欺诈而蒙受的其他重大损失，亦应当赔偿，一审法院确定的赔偿数并无不当。据此，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了瑞士公司的上诉。

问：本案中国法院有无管辖权？侵权行为地如何确定？

案例分析：

本案中法院享有管辖权。原因在于中方与瑞士公司之间购销钢材的合同是瑞士公司使用欺诈手段而订立的，该合同自始无效，因此其中包含的仲裁条款也随之无效。其次中方有证据证实瑞士公司在根本无钢材的情况下，谎称“货已在装船港待运"，"“所供钢材可能由我们的意大利生产厂或西班牙生产厂交货"，诱使中方与其签订合同，并伪造了提单等单据，骗取了中方巨额货款，给中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显然，瑞士公司的行为已构成了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之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法院或被告住所地法院。因此，中文选择侵权行为地法院提起诉讼，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而瑞士公司在上诉中所称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根据中国已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中国法院对此案无管辖权"，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本案中，中方在查明了瑞士公司是有意欺诈的情况下，向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以侵权为理由判决被告瑞士公司向中方赔偿损失是正确的，该法院对此案事有管辖权。

对于如何确定侵权行为地，根据我国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也就是说，当事人可以选择侵权行为实施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选择向侵权结果发生地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中，瑞士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并无钢材，因此，在其签约时就有欺诈的故意，其订立合同的目的就是骗取中方的巨额货款。因此，本案合同的签订地中国某市就是侵权行为实施地。

此外，尽管伪造全套单据的行为发生在国外，但是该套单据的接受地是中国某市，即侵权行为的结果地也是中国某市。中国某市既是侵权行为实施地，也是侵权结果发生地，中国某市法院作为侵权行为地法院受理此案，不存在管辖上的问题，其管辖权是无可非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