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效果分析和费用效益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用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这三种卫生经济学评价方法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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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答一下！如果题主需要更精确的学习或掌握这一个概念，建议购买《2020版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刘国恩老师的这本书写的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建议刚开始从学习HE/PE的同学学习，国内的教材也可以选择吴久鸿老师/孙丽华/吴晶老师的版本进行具体学习。这边只能非常粗略的讲一下，同行们如果有发现说的不对的也欢迎大家评论区友善指出！谢谢（有请分割线）

本质上，这是对卫生经济学中不同产出结果（outcome）的不同衡量维度。1993年，Kozma提出的ECHO模型就指出了疾病/干预措施对于患者的影响主要分为：Economic，Clinical和Humanistic Outcome。Benefit效益对应的是经济产出，由于疾病或干预措施引起资源消耗（代价）方面的影响；临床产出对应Effectiveness，由于疾病或干预措施引起临床指标方面的影响；人文产出对应Utility，由于疾病或干预措施引起的病人主观感受方面的影响。国内部分的学者老师会认为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就是Cost-utility analysis，包括一部分的国家的相关研究中也不进行区分。这一点上还请答主自己根据所处的情况判断。这三种方法都需要根据干预措施的特点、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评价的目的与要求，选择适当的方法。

CEA，是目前临床上最关注的指标。我们也同样通过增量分析（ICER）的方式对产出的结果进行衡量，在实际的分析和操作中最容易实施。因为在effectiveness上我们可以选用医学上中间指标的改善，比如biomarker（血糖的改善），或者终点的指标（死亡率，残疾率，治愈率，HRQoL）[注意这里有一个流行病学的概念，efficacy和effectiveness是不一致的，一个是在理想使用条件，一个是实际临床运用。Epi中一般用前者，HE中一般用后者]。临床上认为其十分重要，该产出证据也更容易运用于临床指导，但是并不是药物经济学/卫生经济学提倡的首要选择。因为指标的改善不等同于实际生存质量的改善。

CUA，是目前《指南》中建议“优先选择的方法”，一样采用增量分析ICER的方式进行衡量。但是单位上，多采用per QALY（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s质量调整寿命年）来进行测量。对于通用疾病采用增量分析意愿支付阈值，目前提倡的是采用该地区/国家人均GDP的1-3倍per QALY进行指标的衡量。与疗效的不同，Utiity的价值就是处于[0,1]区间的情况。0代表死亡，1代表完全健康。通过干预/治疗后，所得到的utility值X预后预计生存的时间，既可以得到QALY的数值。其测量多依赖于量表工具的使用，如常见的EQ-5D5L，SF-36（转化后使用）等。最推崇该分析方法是因为该产出是实际上真正代表了患者接受干预/治疗后的实际生存质量情况，相比于“指标上”的改善，更具有实际意义

CBA，是直接衡量卫生措施与经济产出的结果。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货币价值（单位：货币）来表示干预的有用结果。一般采用人力资本法（摩擦成本法）/意愿支付法（WTP）。比如你因为得了COVID没有办法去上班，那么你没有办法上班的时间所损失的价值就使用你的工资计算这种感觉。但是实际操作中，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或精确到每个个体的收入差距，因此仍使用该地区的人均GDP作为计算方法。他的产出结果相比于前两个非常简单，只需要和1进行比较。在某些国家或地区作为决策的依据。（例如，HKSAR在进行卫生经济学有关决策时，使用CBA而不是CEA/CUA）

操作简单，方便，应用范围更广，理论基础也不同。是公共卫生领域比较匹配的方法，因为其最适用的条件在于预防性医疗服务（如疫苗）、疾病筛查（cancer scree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