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考古学读书笔记(读书札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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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终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

——福柯

01 作者/书目介绍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法兰西学院教授，影响世界的重要人物。福柯一生追求自由，思想桀骜不驯，反对将自己束缚在某个框架中，因而被称为“边缘学者”、“学术浪人”。赵一凡在评价福柯时，以徐霞客作比，称前者是“都市野蛮人”，后者是“山林烟霞客”。福柯研究领域众多，涉及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知识社会学、医学等，且研究方法独特，打破了传统的路径和逻辑，因此，想在他身上贴标签并不容易。他拒绝别人对其定位，声称自己既非马克思派，亦非结构派，而是像一颗棋子一样，被各领域搬来搬去。但观其一生，福柯主要关注的命题有三个：真理、权力和伦理。

《知识考古学》是福柯在1969 年出版的著作。书中介绍的考古学方法是对自己之前所作的《疯癫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三本书的方法论总结。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采用了小心谨慎，步步回头的方法来写这本书的。”因此，本书的脉络与他先前的著作不可分割。他的书晦涩难懂，以批判为主，且处处体现着与同时代文明的离异。

福柯思想的形成离不开索绪尔的感召和尼采的诱惑。赵一凡曾说：“福柯这一代人的宏大抱负,就是要借语言结构之法,重新揭示、彻底拆解这一西方文明赖以统治的隐秘系统——无论它是黑格尔的精神、拉康的象征界,还是老海（海德格尔）的科技阱架、西马的霸权意萨司。”福柯自己也承认：“尼采是一种启示。我以巨大的热情研读他,并同我的生活实行了决裂。”也是受尼采《论道德的谱系》的影响，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出版前后便开始从考古学转向了谱系学。因此，纵观福柯的话语理论，经历了两重转化：一重是考古学对思想史的替代，另一重是谱系学对考古学的补充。

02 话语何以形成？

“话语”是福柯研究中的关键。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在福柯看来，话语是“表述真理的言语行为”，但这个真理表述的过程并不平静，而是充满着权力的争夺。话语成为了权力场，其中不乏阴谋和斗争。“话语不是现实和语言之间的一个接触或者面对的狭窄表层，词汇和体验的混合体；在分析话语本身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词与事物从表面看来如此紧密的结合松懈了，并且话语实践所特有的规则整体显露了出来。” 比如对疯癫的研究，福柯发现，不同时期疯癫的话语并不相同。最初，愚人船将疯癫群体带到大海和岛上，后来到了古典时期，出于理性秩序的需要，疯癫被组织进另一套话语中，人们对待疯癫群体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到现在，疯癫者被关进专门的精神病院，切切实实成为了正常人之外的“他者”。福柯针对疯癫这一现象在不同时期被言说的方式，考察了其内涵的转变和人们关于其认知的变化。在此过程中，疯癫的话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当然也不是连续的，而是充满着建构和断裂。这即是福柯考察对象的方式，用纵向切割的考古方法，而非横向地将其纳入大历史脉络中，不是把话语当作符号总体来研究，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

在考察话语的形成时，福柯将重点放在了“陈述”一词上。福柯指出：陈述不是一个单位，而是一种功能。陈述是话语的原子，因此要理解话语，须先理解陈述。他将陈述的功能分为四个特点：“其一，一个符号序列只要同‘它物’有某种特殊的关联，它就可以成为陈述。这种特殊的关联只涉及它本身，不涉及它的起因，也不涉及它的成分。”这是从陈述对象的层面来探讨的，这里的它物可以与原物高度接近或相似，但却并不是同一物。他举了打字机键盘的例子来说明：键盘上的字母不是陈述，但如果某人将键盘上的字母抄写下来就是陈述；打字机上的键盘不是陈述，但是列在书上的键盘就是陈述。其二，“陈述通过它与主体保持的某种确定的关系，使自己区别于任意一种语言成分的序列”。这是从陈述主体层面来解释的，也即是说，同样的一句话，A说出来和B说出来就不一定是相同的陈述，因为陈述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时应该警惕，陈述的主体与表述的作者并不是合一的。其三，“它在没有联结范围存在的情况下不能发挥作用”，这是从陈述的共存范围来解释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陈述都离不开其他陈述作为前提，只有在陈述共存的基础上，命题间的逻辑关系才能在可描述的层次上展现出来，正如对话双方需要同在一个语境中一样，陈述也离不开共在的范围。最后，陈述能够形成，必须具有物质性。福柯在此处提到的“物质性”指的是陈述中的符号要有可感知的载体来呈现，比如文字要出现在小说中、广告中等，语言必须由发声体发出，画面也要有依托的媒介。可以说，物质性是陈述得以形成的前提。

理解了陈述的功能特点后，话语的定义也呼之欲出。福柯也终于在此处提出：话语是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可见，话语首先是一套符号序列，其次这些符号序列属于陈述，并且，话语并非单独的一个陈述，而是系统性的的陈述整体。语言学中的话语原指一个语言序列，比如交谈、对话等，但到了福柯这里，话语从语言学脱离了出来，成为了“各个知识领域的话语”。他的考古学，本质是对话语的分析，而话语分析的核心即是深入到各个领域中，挖掘出一种陈述出现的原因，比如疯癫的陈述为什么会出现？福柯的研究重心在于“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从这点看，虽然他的思想深受语言学影响，却一定程度上也“背叛”了语言学。

03 考古学和思想史的区别

无论是《词与物》还是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都对“断裂性”有较多提及。在他看来，“思想、知识、哲学、文学的历史似乎是在增加断裂，并且寻找不连续性的所有现象，而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却似乎是在借助于自身的无不稳定性的结构，消除事件的介入。”亦即，他认为历史并非是连续性的，而是充满着断裂。

福柯对断裂性的坚持，是为了反对把人类意识看成一切生成和实践主体的哲学观，粉碎被普遍认可的大写的历史神话。对先验主体性的批判在福柯看来尤其重要，因为连续性的历史是人所建构的历史，承认历史的连续性就是承认了人的先验主体性，而非连续性即是对这种主体霸权的消解。他的反抗，一则力图指出连续性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一定话语和规则下的产物；二则说明连续性进入话语实践范围与其他新事物并无两样。莫伟民在《词与物》的译本中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德勒兹的欲望谱系学都意识到了先验哲学的终结。”福柯对先验主体性的排斥受到了尼采“没有主体，只有主体的解释”观点的影响。

福柯的考古学试图打破总体性，破除大写的历史的阴霾，在论及陈述时他提到的“稀少性”便是对总体性的拆解。有学者曾提出，福柯反对秩序，但事实上，福柯反对的不是秩序本身，而是基于总体性和连续性的秩序，正如他所说：“考古学的秩序既不是分类的秩序，也不是年代上的连续的秩序。”可见，考古学也有秩序，只是这种秩序充满着层次和差异，拒绝被整体性纳入。而在思想史中，时间的连续性和总体性正是“史”的核心。无数个零碎的片段按照分类被划入不同的历史分期中，成为已有历史整体中的一部分。前者是在秩序中发现混乱，后者则是将混乱囊括进现有秩序中。

福柯反对理性，反对宏大叙事，试图揭示大历史框架下的霸权和无处不在的知识权力，从而重新拥抱狄俄尼索斯式的非理性精神，恢复话语的多样性，使人们正视差异的存在。他批判二元对立的思想，并认为“这种主体与客体并立、经验与超验复合, 注定将会瓦解。代之而起的新型认知, 势必重视反思、张扬差异、恢复人性。”虽然福柯的考古学方法至今仍让人觉得不甚清晰，甚至还备受诟病，但他的诸多思想，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散发着光芒，给人无尽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