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成本论文好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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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变动成本论文范文
[关键词]变动成本法完全成本法制造费用
变动成本法，也称直接成本法或边际成本法，是指在将成本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基础上，在计算产品成本时只包括变动成本而不包括固定成本，固定成本作为期间成本在发生当期全部直接转为费用，列作利润表减项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当前，变动成本法的应用已相当普遍，而且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中发挥了良好作用。
一、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比较
在变动成本法产生以前，传统财务会计是将企业成本划分为制造成本和非制造成本，而不管它们是变动成本还是固定成本。计算产品成本时，将全部制造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吸收、归纳计入产品成本。为了加以区别，人们将各种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统称为完全成本法或吸收成本法。
1.产品成本内容的区别
完全成本法下，产品成本的内容不仅仅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成本，还包括变动成本法下计入期间成本的固定制造费用。而对于全部的非生产成本处理同变动成本法一样，也作为期间成本处理，并列入利润表。
变动成本法将所有的成本按照成本习性区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两大类。其中，生产成本中的变动成本部分计入产品成本，它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生产成本中的固定制造费用不计入产品成本，而进入期间成本处理，并列入利润表；全部的非生产成本也作为期间成本处理，并列入利润表。
2.产成品和在产品存货估价的区别
采用完全成本法时，固定制造费用要按当期生产量分担到产品成本中，即产品成本要包含固定制造费用。通过销售、已销售的产成品中包含的固定制造费用，随着销售作为当期的销售成本，列为利润表的减项。而库存产成品中包含的固定制造费用，仍作为存货的一部分，即存货成本中既有变动制造费用又有固定制造费用。
变动成本法下，因为生产成本只包括变动成本，所有期末存货（在产品和库存产成品）只包含变动，不含固定制造费用。固定制造费用全部作为期间成本，在当期作为期间费用，构成利润表的减项。显然，采用变动成本法下的期末存货的计价金额，会低于采用完全成本法下的计价金额。
3.期末利润的计算差别
如有期末存货，在完全成本法下，期末存货要分摊一部分的固定制造费用，而在变动成本法下，固定制造费用全部进入期间成本，则变动成本法下的利润要少于完全成本法下的利润；如期初和期末没有存货，且本期生产量等于本期销售量，则两种方法下的固定成本都全部进入当期费用，那么两种方法下的固定成本相等。
二、变动成本法在企业经营中的运用分析
在完全成本法下，在单位售价不变的情况下，每年销量相同，而利润却不同。各期的销售单价未变，利润却波动很大，显然是由于成本波动而造成的。这是因为，按照完全成本法的核算要求，固定制造成本要计入产品成本，其中已销产品成本转为当期费用从销售收入中被抵减，未销产品成本作为存货成本列为资产。
采用变动成本法核算，固定制造费用不分摊到产品成本中，而是直接进入当期损益，因此，不论各年的产量是否相等，产品的单位成本是相同的。采用变动成本法时，应设置“变动制造费用”、“固定制造费用”、“变动管理费用”、“固定管理费用”、“变动销售费用”和“固定销售费用”等。同时，“生产成本”、“产成品”和“销售成本”科目的内容也要相应的发生变化，即它们只记录变动成本，而不包括固定成本。
变动成本法下,产品成本取决于变动生产成本多少，由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变动制造费用三部分组成,要使成本降低就必须降低其中之一。完全成本法下,产品成本还包括固定制造成本，其要随产量分摊进入产品成本,因此可以不采取任何降低成本的措施，只要增加产量,就可如愿以偿，但由此降低的成本并不代表生产部门降低成本的真实业绩。只有变动生产成本的降低才是真正的成本降低。因此,变动成本法计算所提供的成本资料,可直接分析因成本控制工作本身的好坏而造成的成本，同时有助于将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指标分解落实到各个责任单位，分清各部门责任，调动各部门降低成本的积极性。
三、变动成本法的局限性
变动成本法虽然可以克服完全成本法的一些缺点，但是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变动成本法的产品成本观念与会计准则不符
按照会计准则要求，无论是变动制造费用还是固定制造费用都应计入产品中，而变动成本法仅仅只是将变动制造费用计入产品成本中，将固定制造费用计入期间费用。固定制造费用也是因生产产品而发生的耗费，应该由相关的产品负担，若果产品中不包括这部分费用，那显然是不合理的。完全成本法下将所有制造费用都计入产品成本中，在生产能力范围之内生产量越高，单位生产成本越低。
2.采用变动成本法会增加核算工作
采用变动成本法的首要条件是要将制造费用划分为变动和固定制造费用。而在现实生产活动中，大多数的成本是混合成本，要采用一定方法将其分解本身就是一项复杂工作，并且还有一些混合成本无法分解，这都会加重企业核算负担。
第2篇：变动成本论文范文
关键词：管理会计变革；行动者网络理论；关系型交易；规则型交易
一、引言
目前，我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过去三十年经济持续增长严重依赖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材料、劳动力成本逐渐增长，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力正在增强，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传统企业的生存发展。因此，企业需要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我国很多企业处于从以关系为基础的交易策略到以规则为基础的交易策略的变革阶段（MIKE W.PENG，2003）。很多企业在发展起步过程中离不开强大的人脉关系支撑，企业的管理依赖于领导能力。从事的交易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企业内部管理由领导者的意志决定。但是随着交易的逐步扩大，外部环境不断变化，而企业仅仅依靠密切关系形成的交易不足以支持企业发展壮大的要求。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也不再适应企业现行规模下的实际情况。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必须实施变革，从关系型转为规则型，完善管理会计信息制度。
运用ANT研究管理会计变革，能够在两方面扩展现有研究。首先，ANT有助于研究管理会计变革中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全面分析管理会计变革。第二，ANT理论没有区分宏微观，并且注意到了行动者的不稳定性。因此，对于涉及多个影响因素，行动者不稳定的管理会计变革而言，运用ANT理论加强对管理会计变革过程和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为了打开管理会计变革过程中的黑箱，很多学者对变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变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变革的动因可归纳为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其中，外部环境可包括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政府政策等（齐振宏，2002）。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阶段性需求，如初创期组织需加快获取竞争优势，稳定期企业需努力维持优势，不同时期都涉及到企业发展战略、文化、人员等方面的改革，还包括各利益相关者权益动态平衡的需要，比如组织既要满足股东和员工利益、又要兼顾社会责任等。
从研究管理会计变革的内部影响因素来看，包括变革的动力和阻力。变革的动力可以归纳为组织、群体和个体层面（见表1）。
变革意味着改变，不可避免会受到很多阻力。管理会计变革研究表明，抵制变革可能会导致变革失败，但抵制在不同环境中会产生不同效应。组织必须要清楚分辨抵制背后的作用机制，找出抵制原因。
上述管理会计变革的研究，对我国企业的管理会计变革很有启示，但仍存在不足。首先，缺少对变革系统性、立体性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管理会计变革中的各个关键要素。其次，管理会计变革应该是一个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过程，行动者在变革过程中作用、态度等会随着变革的进行发生改变，上述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变革过程中各影响因素的动态性。
（二）理论分析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探讨了各利益相关者，即各类行动者（包括思想、技术、设备等）如何形成异质性网络的过程。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行动者、广义对称原则和转译。行动者一般包括人类，人类的集聚，意识形态，方法，概念，语境，电脑和其他的技术物体。ANT提出每个行动者都可以被定义，而且只可以和其他行动者一起来理解。
转译是ANT理论的中心，包括问题呈现、利益共享、征召和动员。这些进程相互联结、相互作用。问题呈现是指通过展示，努力使别人相信赞同变革。问题呈现强调外部因素，比如文化和发散性资源（Ezzamel，1995）。利益共享即各力量相互作用，强化各力量之间的联系。征召就是创造同盟者网络，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合约。最后，动员对组织各部分的监督，使组织保持稳定。除了这四个阶段，组织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力量的抗衡。为了成为战胜者，组织变革力量必须抵制反行动者。ANT网络的成员，比如相互竞争的网络、顾客、非人类行动者和强有力的经济力量都会引起组织变革。ANT认为创新的成功除了依靠先驱者（通常是使用者），还取决于许多行动者的预期、利益和他们面临的问题。转译强调创新和使用者的联系。先驱者必须招募同盟加入推进创新，然而前驱者还必须控制同盟的行为和举动并使他们的行为是可预见的。
三、管理会计变革框架的提出
目前已有的管理会计变革框架与发展，对我国企业开展管理会计变革很有启示，但是缺少对变革系统性、立体性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动态变化。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管理会计变革研究框架。
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基于我国很多企业都经历过从以关系为基础的交易策略到以规则为基础交易制度的转变，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在这个变革过程中的管理会计变革问题。
（一）行动者网络的构建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个人行为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人们能够从互相之间随意的口头交流中获取信息。因此，社会网络理论强调了个人依赖于他人的行为而改变自己的偏好和决定的决策外部性。ANT就是要通过“转译”（translation）连接各利益相关者，改变行动者的偏好和决定。
变革开始，首先是外部环境的压力，如信息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客户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变性等迫使企业感受到在关系型交易下的巨大压力，必须要进行改革。其次，政府出台的政策具有的导向性作用也会有力推动企业进行变革。从企业内部而言，随着企业日益发展壮大，企业规模逐渐扩大，规模的扩大需要企业完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以应对日益增多繁杂的事务。
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开始进行管理会计变革，以改善企业内部管理，缩减成本，提高效益。然而，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和组织惯性。组织惯性会阻碍企业进行变革，企业会满足于现状，并不愿意改变当前稳定舒适的状态。如果建立新业绩评价制度，可能会威胁到老员工利益，员工会产生抵制心理。而员工的心理归属感会使他们对企业放心，坚定追随领导的意志，认为企业进行管理会计变革有助于企业。作为有前瞻性的管理者而言，他们必须要坚定实施变革，因为关系型交易在企业日益扩大规模时，维护关系的成本会不断加大，企业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如建立成本控制制度，寻找更合适的成本计算方法，预算制度等，以节约成本。
如果说管理会计变革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那么只有当管理会计变革中实施的制度被固化下来，并且稳定保持，那么这种变革我们才可以称之为管理会计变革成功了。制度要能够被固化下来，那么制度本身必须具备适合企业的特质。因此，管理会计变革中涉及到的各项制度就是行动者。成本控制制度，预算制度，业绩评价等制度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会努力发挥自己作用，使之在企业保持生命力。高层管理者在执行变革时的意志力很重要，管理者是保证制度运行的行动者。员工是遵守制度的行动者。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稳定性特征。企业文化在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会影响企业人员的思维做事方式。因此，企业文化也是管理会计变革能够成功的重要行动者。
（二）转译
在管理会计变革整个过程中，涉及多个行动者，但是有些行动者态度不明确，容易转为反对变革的行动者。比如企业员工，企业原有的制度依赖性等。此时，行动者中转译者的作用就很关键。企业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系统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事实表明，企业员工对管理会计变革和创新的情感反应往往与变革成败关系密切。企业文化是重要的转译者之一。
高层管理者和实施的一系列会计制度也是重要的转译者。先进的管理会计方法必是经过实践证明的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管理效率的有效模式，有其历史必然性和与生俱来的优越性。这些制度在外在压力，企业文化，企业领导者的推动下，得以开始实施。一开始实施变革时，企业可能是抵触的，但是随着先进管理会计模式的优点逐渐展现时，制度自身又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行动者，使企业认识到它的价值。部分员工仍然会存在反变革倾向。制度作为转译者，在企业文化和高层管理者共同的转译作用下，会推动员工支持变革。高层管理者在变革中，要充分关注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面对企业竞争压力时，要使投资者相信，进行管理会计变革能够更有效进行企业管理，使压力转变为促进变革的动力。
（三）形成利益共同体
经过一系列转译过程，在企业文化、高层管理者的推动以及管理会计制度的共同转译作用下，多次提议，转译，利益赋予后，上述各行动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新管理会计变革的模式化，企业最终成功从关系型转变为规则型。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基础，分析各类利益相关者在网络作用下对管理会计系统的变革如何发挥影响作用，最终促成新的管理会计制度的建立，并影响组织业务运营，产生绩效的机制。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解释管理会计变革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行动者网络组构与管理会计变革发展进程密切关联。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未来管理会计变革理论研究具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管理会计变革是持续并且循序渐进不断进化的过程。第二，管理会计变革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转译者的作用，促使变革阻力向变革动力的转变。第三，管理会计变革中，非人类因素和人类因素同等重要，要充分重视非人类因素的重要，注意平衡各利益方的关系。（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大学会计学院）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创新项目（KYLX15_1028）；江苏省研究生创新项目（KYLX16_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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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变动成本论文范文
一、研究现况
其实，早在2005年，徐盛桓先生就曾提出可以将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结合用于翻译研究［6］59，将翻译研究视野从其内部规律转向对其外部关系的整理。笔者以中国知网为路径，以互文性／模因（曾用名：密姆、冥姆、觅姆等）／翻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2011．5．30）发现：互文性理论研究共2317条，偏重文学作品分析评介的语内分析；与翻译研究结合共有29条，多是语源研究，较少涉及语际间互文解读；模因论研究检索到998条，多是对模因理论介绍及文学分析评介上，甚少用于翻译研究；再以模因／互文性／翻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其结果显示为零。由此可见，徐盛桓先生的提议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将两者结合用于翻译研究，在国内几近空白。实际上，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之将翻译研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场域之中的视野与立场相对于文学翻译理论构建与实践指导，其意义与影响却是重大而深远的。文学翻译的本质就在于译作对原作文学性的表达［7］，是文学的二度创作，因此也需置于社会场域之中［8］15，是文学翻译的社会运作问题；另一方面，韦勒克将文学作品看做在某个时间点创造的，说明文学及其翻译作品的时间性问题。文学作品的社会场域及其历时与共时，皆说明文学作品共存的互文性与模因性，两者结合并非只是回归历史现场，而是意在建构一个新的文学翻译研究视角，具有理论的可论证性与实践的可操作性。
二、理论基础
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共相互文性理论揭示了文本表象之下的意义世界之无限丰富和共生互换性，模因理论则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研究通过模仿进行传递与传播的文化现象。两者都试图从历时和共时视角对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及文化传承的规律进行诠释，其共相为两者结合用于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两者都是多元开放、时空交错的动态思维，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新尝试互文性理论强调要通过创造过程来理解语言，以具体的社会区分标记来理解语言，反对将语言理解限制在抽象、统一的内在界限，主张具体的社会语言学视野［2］201，关注意义生成的动态性、生产性、无限性，认为文本在互文视野中呈现意义开放性；作为互文链上的一个结点，其意义真值就隐含在这种动态平衡之中，在联系中保持隐喻流动、延续和渐进［9］5。模因论则将模因看作文化的基本单位，以模仿进行横向与纵向传播，在宿主间传递过程中，虽始终保持其意义真值，形态却是不断变化，体现了思维的动态性，在对文化传播现象的“观察与描写的充分性方面超越（了）传统的人文学科”［5］144，并与互文性理论一起，为文学翻译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新尝试。
（二）两者都涉及作者、读者、译者的互文记忆和模因记忆，作品呈现众多潜在意义文本文学书写伴随其现今和以往回忆，全部文学历史与作品交织在读者脑中，读者必须识别或进行联想［9］35。识别或联想过程就是新背景下的再阐释，涉及此次的阐述者背景、时间背景以及预设视域背景，且“永远是历史和个人的”［2］207。互文性视域下的以文本为轴心生发的作者、读者、译者之复杂思维、心理以及各自所承载的互文记忆的多重主体互动，才是翻译活动的核心所在。而模因，作为文化基因，凝聚着民族的文化底蕴，前期为文化模仿单位，后期则成为人之记忆信息得以流传，其动态传承中的一些变异生成模因集合重组：或以不同形式表达同一信息，或以相同形式套用不同内容，而重组的基础即是模因记忆。承载作者记忆的作品隐匿着无数的互文织体与模因变体，呼唤着读者对其进行识别与阐释，要求译者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在理解与阐释、吸收与选择、创造与变异的过程中进行跨越时空的互文性转换”［4］3。
（三）两者都具有解构与建构的双重性胡适曾感慨“历史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海登•怀特也论及“历史现象的所有再现中都存有一种无法祛除的相对性”［8］11。再现相对性即指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互文性理论认为主客体之间并非认知关系，而是理解关系，其真实含义并非他人经验的重复与被动反映，而是不同价值观点和新变化与构成中的经验表达［2］209。克里斯蒂娃用现象文本与生产文本来揭示文本阅读过程之解构与建构的复杂生成，译者则周旋其间，从事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工作。吴展良针对关于严复的《天演论》是对赫胥黎的EvolutionandEthics的误读这一批评就提出：严复的《天演论》是在相当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Evolution［10］29。这说明了严复作为译者在其译著意义构成中的重要作用：契合传统的隐性基础，迎合现实的显性需求，发挥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功用。也正因为如此，严复的思想才得以“席卷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模因论之解构与建构则在其自身复制与传递过程中。一个成功模因的复制忠实性指其在复制过程中保留核心与精髓。但模因在传递过程中经常出现变更与整合现象，说明模因也兼具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属性。
（四）两者都关注主观自为性存在，皆为文学翻译引入模糊性与不确定性通常的文学评论承认认知主体的主观性，而互文性理论则号召人们关注认知客体的主观性，认为认知客体是精神的同时共存与相互作用，强调认知的主观自为存在［2］128。模因论则将认知主体的感觉视为模因存在的方式之一，Dawkins因此举例说，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模因，则人们头脑中对其理论的一切认知皆可视为模因，但是不同人脑中对达尔文理论的认知又各有不同，这就逐渐演变为不同的模因［6］67，间接说明了模因形成的主观自为性。对主观自为性的认同，即是认同了文学语言的互文与模因传承为文学翻译所带来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将文本的理解视域置于整个世界历史框架，在人与世界的历史性关系的阐释中，认知的主客体得以关联，这一理解开放性导致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决定，其文学意义愈显其不确定性，固定不变意义的阅读已然不可能。作为原作读者的译者借助阅读行为对作品进行重新诠释，进而参与作品再创造，文学作品意义就在阅读与理解过程中得以生成，意义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德里达的延异概念也指向该不确定性：文字的含义融汇在一起，交织结果就导致每一语言要素都建立在符号链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痕迹上［10］36，成为一组延异的链条，致使翻译所面对的文学文本意义多元且流动起来。语言自身的多义性、历时与共时变化、使用者个性、理解不透彻性与片面性等都令其意义呈现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五）两者都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翻译与创作的互文机理就包含在翻译、模仿与创作三重奏中翻译文学文本既包括原语文学文本，也包括其译语化完形之后的译者视点和译者话语，译者成为建构译语文本的语素［11］45。互文性理论的语义意向观点印证了译本的译语完形：正是这些表现力现象“使得普通文学语言产生层叠”，普通语言学形式下的符号是“意向过程中僵化的东西”，只有赋予它们生命意向才能被理解和领会［2］206。而文学翻译中语言的生命意向是经由译者的所处时代、理解环境、自身修养、学术倾向、意识形态等得以生成，译者主体显现在译语文本之中。彭甄将翻译家定义为现实活动中的历史主体［11］18，说明译者承载文化记忆、穿越时空的动态特征；现实活动则体现实际翻译活动中的原语文本历史与翻译现实活动之间的时空结点。译者作为构成翻译文学文本的结构要素，则以不同方式或隐或现地作用于翻译文本。翻译却并非模仿，正如郭沫若在其《〈雪莱诗选〉小序》中所说：“译诗不是鹦鹉学舌，不是沐猴而冠”，而是译者以自我的个性系统和主导意义，对原作者进行理性判定和有效整合，是与原作者在世界观念、情感表现等层面产生共鸣，达成翻译与创作的统一。模仿不过是促使译作得以接受和传播的手段，即便如此，由此生成的模因在传递过程中也会出现变异和整合，也会受其试图感染的对象之认知取向、偏好、关注焦点、情感状态、行为愿望等因素影响。这里的感染对象不仅指译者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存在，还包括借由个体性加以内化的集体主体性，从而影响译语文本。一个翻译文学模因经过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成功感染译入语读者，进入译入语文化，成为新的翻译文学模因。两者在一个文本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又预示着下一个循环，成为另一个文本的互文织体或模因。
三、发展空间
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异相在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视野中，文学体系是依靠所有文学作品构建的网络而存在，因此，对置于文学网络中作为文化织体的文本翻译，也必须重新归置于整个文化网络，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则依据各自视角为文学翻译提供指导，体现了两者结合的必要性。
（一）互文性关注对前文本的依赖与记忆，表现于文本关系；模因感染不仅局限于文本表现，还体现于传递互文理论中的文本指涉被动的存在于读者的理解中；模因则是更为主动地迫使宿主接受并传播，比如文学经典的建构就涉及作品的独创性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结合。新文学经典建成就关涉文学内部具有使读者对熟悉事物产生陌生感的能力及迎合特定时期读者期待视野的能力，读者成为这一进程中不容忽略的对象。互文是作品对读者已有认知结构的激发，而模因则在于其对读者的引领。鲁迅作品成为新文学经典，除其本身已具备经典化的内部因素之外，还借助了学校文学教育对建成经典的重要力量。布迪厄就曾强调学院有“认可作品的垄断权”，并使作品获得了“广大而持久的市场”，鲁迅作品即依靠北京大学的接受而“逐渐形成全国性的推崇”［8］178。本文不在于论述学院对文学经典传播上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学院的接受与传播却说明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的社会认知形态是决定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关键因素。成为经典的首要条件就要迎合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一旦得以接受即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传播，模因的感染主动性即得以体现。文学经典的翻译因此决不能脱离作品的历史社会背景及其经典流传的历史轨迹。
（二）互文性是对过去的回溯，具有退后性；模因则在于传递，具有前瞻性互文理论探讨后文本对前文本的记忆、指涉和追索，模因论则探讨某个模因如何使得自身不断被复制并继续传播。人在文化传承中行使重要的选择权，但是，模因的魔力恰好就在于模因常常会超越人并进而主宰其选择，因此，模因论不仅考察人的思想获得，更要考察思想如何获得人，即模因是如何控制人使其选择自身、传播自身。所谓“话在说我”即是将人视为模因机器，模因驱使人以传播其自身。高明的译者会借助模因联想，使其输出模因尽量迎合读者认知意向，对读者心理空间进行建构与解构，以改变其认知环境，从而控制其心理认知并最终实现译者意图［5］183，模因的诱发行为凸现出来。
第4篇：变动成本论文范文
关键词：电子文件运动；异常；条件
电子文件运动情形的异常是当前中外许多档案学者都提出和肯定的观点，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否定看法。笔者以为，判断电子文件运动情形是否存在异常，首先需要我们提供科学判断异常的标准或条件，而据笔者观察发现，当前持有异常观点的学者判断异常的条件其实是模糊不清的。根据文件运动的本质，笔者提出，要确认和肯定电子文件运动情形的异常必须满足以下一些条件：
1
电子文件运动概念与纸质文件运动概念本质的相同
我们知道，所谓“异常”，是指“不同于寻常”，因此，对异常现象的认定和描述是以寻常现象作为参照对象的，把不同于寻常的现象归为“异常现象”。电子文件运动情形异常现象的认定和描述同样也有特定的参照对象，这就是寻常的文件运动现象，而电子文件运动情形剖析时的所谓寻常的文件运动现象，就是我们之前熟悉的纸质文件运动现象。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基于纸质文件实践而产生的文件运动规律情形，所以，电子文件运动情形异常现象的认定和描述，事实上又是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所述的文件运动情形为参照对象的，把所有不同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内容的情形归为电子文件运动情形的异常现象(作者注：电子文件运动情形异常现象的认定和描述，事实上是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参照对象的)。但电子文件运动情形与纸质文件运动情形可比的前提是电子文件运动概念与纸质文件运动概念的相同，只有在此前提下，如能发现电子文件运动情形有不同于纸质文件的特殊内容，我们才可确认电子文件运动情形异常现象的存在；如果电子文件运动概念与纸质文件运动概念本身存在有差异，那么电子文件运动情形与纸质文件运动情形根本就不具有可比性，所谓电子文件运动情形的异常现象也就不具有任何意义。
2 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会影响和改变文件价值及其变化规律
文件运动概念的相同是不同类型文件运动情形得以可比的前提。同时，我们知道，文件运动的本质不是指有形的物质运动，即不是指文件的移交、保存地点的变化等的位移运动，而是指由于文件能够呈现价值或说由于文件拥有生命而导致的抽象的、无形的运动形式，是概念性的。文件如果始终不移交、保存地点一直不变，即文件始终不发生位移，但文件照旧可按自身规律在运动着。如果文件始终不能呈现任何类型价值，则文件便无任何运动可言；如果文件能够呈现的价值类型不发生变化，或说文件在某一时空范围内始终呈现出同一价值类型，那么，我们就说该文件的运动状态没有发生变化，或说该文件始终处在同一种运动状态中。只有当文件呈现的价值类型发生变化时，文件运动状态才发生变化，文件才从一种运动状态跨入了另一种运动状态，因此，文件运动本质上是由文件价值的拥有及其变化规律所决定的。
如果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会影响和改变文件价值及其变化规律，即如果电子文件形成后的价值类型呈现及其变化规律不同于纸质文件形成后的价值类型呈现及其变化规律，那么就能充分证实电子文件运动情形异常现象的客观存在。如果文件载体从纸质载体变为电子载体后，文件价值及其变化规律并没有产生任何变化，即其与纸质文件价值及其变化规律完全相同，就不可能产生电子文件运动情形的异常现象。
3 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会影响和改变文件运动的过程
在电子文件运动理论的研究中，常有“纸质文件的那种从生成到处置的线性过程并不适用于电子文件”的描述，这似乎告诉我们，纸质文件运动过程是线性的，而电子文件运动过程是非线性的，似乎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影响和改变了文件运动的过程。
应该说，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确实是在纸质文件管理实践中产生的，它所揭示和描述的文件运动也确是那种从生成到处置的线性过程，是一维的、定向的文件运动。由此，中外许多档案学者均首肯和断言纸质文件运动过程就是那种从生成到处置的线性过程。如果纸质文件运动过程确实仅是如此，同时，我们又发现了电子文件的运动过程并非如此，那么，我们便可确认电子文件运动情形的异常。但我们要问：纸质文件运动过程难道真的只是线性的吗?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否揭示和反映了纸质文件运动的全部?如果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已经揭示和反映了纸质文件运动的全部情形，那么，纸质文件运动过程的线性性是明确的，但如果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其实只揭示和反映了纸质文件运动的部分情形，而非全部情形，纸质文件运动情形除此外还有其他内容，纸质文件运动过程的线性性就值得商榷和反思，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能否影响和改变文件运动的过程就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4 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会影响和改变文件运动的整体性
文件运动的整体性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首要内容，它告诉我们，文件运动首先具有整体性，所以，纸质文件运动具有整体性特点。是指纸质文件从形成到最后消亡或作为档案永久保存，或者说从现行文件到历史档案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纸质文件在这一过程中是前后衔接、密切相关的，组成了一个完整、有机的运动过程，纸质文件运动的整体性特点主要由两个因素所决定的：其一是广义文件的客观性；其二是文件价值的连续性。那电子文件运动是否也具有整体性呢?如果电子文件运动不具有整体性特点，这就说明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会影响和改变文件运动的整体性，从而也就能证实电子文件运动情形的异常。
5 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会影响和改变文件运动的阶段性
文件运动的阶段性也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重要内容，只是阶段性是在整体性之下的阶段性，所以，纸质文件运动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在其形成到最后消亡或作为档案永久保存，或者说从现行文件到历史档案的整个生命过程中，运动状态前后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告诉我们，纸质文件全生命过程中的运动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常会发生变化的，存在差异。
无疑，电子文件运动阶段与纸质文件运动阶段在本质上也应是相同的，那么电子文件运动是否也存在有阶段性特点呢?如果其不具有阶段性特点，这就说明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会影响和改变文件运动的阶段性，从而也就能证实电子文件运动情形的异常。
在电子文件运动理论的研究中，常有“不同阶段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的描述，许多学者据此认为，电子文件运动过程没有阶段之分，至少阶段不明显。对此，我们要问的是，文件运动阶段的存 在是由文件前后呈现的价值类型的不同，还是由文件前后所处地点的不同所决定的?电子文件运动过程中难道没有什么差异发生吗?或者说电子文件运动阶段难道真的不存在吗?这里所谓的“不同阶段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究竟是运动阶段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还是管理阶段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管理阶段间的明确界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运动阶段间界限的外在标志或观察窗口，但管理阶段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就代表运动阶段不存在吗?电子文件运动过程是否仍然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划分几个运动阶段是否仍然有意义?只有完全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明白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是否会真的影响和改变文件运动的阶段性。只有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真的影响和改变了文件运动的阶段性，才能说明电子文件运动情形的异常。
6 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会影响和改变文件运动的形式或方向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反映出的纸质文件运动是纵向的、一维的、直线的或线性的，而在电子文件运动理论的研究中，常有“同一份电子文件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同时得到使用，同时处于不同的运动阶段……”的描述。由于计算机技术及网络技术的支持，电子文件的利用和价值实现能力确实要大大强于纸质文件，同一份电子文件给人的感觉似乎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同时得到使用，同时处于不同运动阶段。而同一份纸质文件虽然也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得到使用，但绝不可能同时得到使用，必须先后使用，因为电子文件利用无须拥有，远程利用也可，而纸质文件利用必须首先拥有，非近距离利用不可。许多档案学者据此认为，电子文件能同时处于不同的运动阶段，而纸质文件却只能先后处于不同的运动阶段，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影响和改变了文件运动的形式或方向，说明了电子文件运动不同于纸质文件运动，是非线性的，多维的。
当然，在此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清楚，其一是，我们确实发现许多不同用户似乎可以同时访问同一份电子文件，但实际上，计算机对不同的用户终端也是顺序先后、分时服务的，只是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太快，分时间隔太短，人无法感觉而已，所以，我们要问：同一份电子文件是否真的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同时得到使用?同一份纸质文件在不同的用户间使用时，分时间隔较长，给人的利用先后感觉十分明显，所以，纸质文件不能提供这样的使用，但它难道因此不能同时处于不同的运动阶段?其二是，文件运动究竟取决于文件价值的拥有还是文件价值的实现?文件利用只是文件价值的实现问题，也是文件运动的观察窗口，但我们能否单纯地以文件利用状况来判断文件运动情形呢?这样的判断是否与文件运动的本质一致?只有这些问题清楚后，如果能证实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确实影响和改变了文件运动的形式或方向，我们便可以确认电子文件运动情形异常现象的存在。
7 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会影响和改变文件运动的顺向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反映出的纸质文件运动是沿时间轴向纵深方向不断前行的，这样的文件运动是顺向运动的，没有逆向回头发生。但在电子文件运动理论研究中，常有学者指出：有时一份非现行的电子文件经利用又以现行文件的“身份”出现，或处于后阶段的电子文件有向前阶段转化的可能…的描述，并把它作为电子文件运动情形的异常现象来看待，这里的所谓文件运动阶段的前后，显然是以我们熟知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所展示的文件运动阶段的先后顺序为参照对象来描述的，指的是早已处于后阶段的电子文件又呈现出了前阶段时的价值类型，具体是又呈现出了处于现行期时的现行价值，这种文件运动情形显然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所不曾揭示和刻画过的，这也是被指为文件运动异常现象的理由。许多档案学者据此认为，电子文件运动情形存在有异常现象，电子载体与数字记录会影响和改变文件运动的顺向。
当然，对于这种特殊文件运动现象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档案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一是“回流”；其二是“横向”，承认回流就不会是横向，承认横向就不会是回流，在“横向说”看来，“回流说”不仅难以自圆其说，而且显然是把文件运动局限于一条直线上来刻画和认识的结果，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横向说”不仅能够自圆其说，而且认为文件运动能多维发生，并不只是在一条直线上，这是符合实际的。只是，我们在此要关心的是，难道处于后阶段的纸质文件没有向前阶段转化的可能?这样的文件运动情形只是电子文件专有的?如果确实肯定，那么也就证实了电子文件运动情形确实存在有异常现象。
我们知道，总体上，文件连续体理论是基于电子文件管理的最优化实践需要而创建的文件运动理论，档案界常把它看成是电子文件运动理论的代表，其中反映的文件运动情形明显与以纸质文件为基础而产生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反映的文件运动情形多有不同，于是，中外档案界不少学者认为电子文件运动与纸质文件运动有若干不同之处，或说电子文件运动情形有异常。但这是否说明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对文件运动确有影响呢?如果电子文件运动仍由文件所能呈现的价值类型所决定，那么我们要问：这是否说明同样的内容信息在不同的载体类型上用不同的记录方式形成后，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类型及其变化规律呢?如果确实如此，就说明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对文件运动真有影响，不同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的文件运动是不同的。但电子文件只是我们在新的生成环境下采用新的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而形成的文件，虽给文件带来了许多特殊性，但并未影响文件的本质，电子文件属于文件，
“是文件的一种类型，应该具有文件的各种属性，特别是要有特定的用途和效力”。…
第5篇：变动成本论文范文
雷・鲍尔(Ray Ball)和菲利普・布朗(Philip Brown)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评价》(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Income Numbers，以下简称《评价》)，被公认为首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问题进行研究的经典文献。该文献由于首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进行了检验，开创了会计研究领域的新方向，提供了研究会计问题的新方法，因而第一个获得美国会计学会颁发的“对会计研究有开创性和重要影响奖。
一、作者简况及文献诞生的背景
鲍尔于1965年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MBA学位，197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鲍尔现为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的会计教授。鲍尔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财务报告和披露、盈余和股票价格、跨国会计和财务、市场有效性和市场经济机构等方面。他曾于1986年-2000年担任《会计与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从2000年至今担任《会计研究杂志》的编辑。
布朗也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MBA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布朗现为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会计、银行和财务学院的会计和财务教授。布朗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会计管制、公司治理、披露政策和实务、证券市场对信息的反映和市场的微观结构等方面。除了学术研究以外，布朗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曾担任公司市场咨询委员会成员、《澳大利亚会计评论》管理委员会委员、《算盘》和《会计和商业研究》等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会计研究主要采用的是特定的会计分析模式，鲍尔和布朗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虽然经过严格推理，但都是一些没有证据或没有经过证实的主张或断言。这种分析模式忽视了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一面。由于缺乏经验验证，用会计分析模式来定义的收益数据引起了会计学家的广泛争论。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设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出现引起了会计学者的重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鲍尔和布朗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到会计研究领域。
《评价》一文发表于芝加哥大学主办的《会计研究杂志》1968年的秋季号。该杂志创刊于1963年，主要刊载使用分析研究、经验研究、实验研究和实地研究等原创性会计领域论文。《会计研究杂志》因其较早刊登经验研究论文、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和具有有影响的编辑团队而著称。
二、《评价》的基本结构
《评价》一文包括引言、经验检验、数据、研究结果和结论五个部分。该文献的逻辑结构见图1。论文的引言部分主要描述当时对会计收益数据有用性的争论，作者认为争论的原因在于没有经验数据的支撑，认为可以从会计收益数据前后的股价走势来判断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论文的第二部分“经验检验”和第三部分“数据”主要包括所使用的模型(理论依据)、变量、样本和数据的选择标准、数据来源(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论文第四部分“研究结果”包括假设、对假设的检验结果、检验结果的显著性、对结果的解释和研究设计本身的局限性。论文的最后部分“结论”对全文进行了总结，认为会计收益数据是有用的信息，但是由于有其他竞争性的信息来源，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受到了影响，最后作者还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对研究方法进行改进的思路。该文献的基本结构由于其具有科学性、明晰性和实用性，已为运用经验研究方法研究会计问题的会计研究者广为采用，目前已成为经验研究论文结构的主要范式。
三、《评价》的主要内容
(一)选题的热点性在该文献的引言部分，作者从“会计收益是否有用”这一争论焦点出发对在此之前的会计理论进行了批判。作者认为，当时的会计理论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框架，主要在于当时的会计研究方法存在缺陷：缺乏可穷尽性(不能包含所有相关的有证据支持的假设)、解释能力差和不能判断相关的竞争性假设。为了适应当时经济环境变化的需要，出现了许多新的会计实务，如合并、租赁、并购、研发费用、物价波动、税收等。由于这些会计实务缺乏统一的会计理论指导，因而在这些新的会计实务中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这必然降低了“净收益”的可比性，从而降低了其有用性。有会计学家认为，净收益数据仅是一系列程序运用到一系列事件后得到的结果，是不同质部分的累计，因此，净收益数据本质上不能被定义。作者认为，在没有进行经验检验的基础上根据会计分析模式得出由于会计收益缺乏实质内涵的结论是不妥的。随后鲍尔和布朗综合了相关因素，确定用净收益数字的内容以及时间两项内容来共同验证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
(二)变量设计的巧妙性确定了研究的主题，作者在众多会计收益数据中选择最有代表性和在计量模型上最能表述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考虑到股东对净收益数据和每股盈余较为关注，作者选择了这两个变量作为会计收益数据。在确定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时，借鉴了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文章首先引入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是指在资本市场上总会有一些投资者愿意付出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来收集和分析有关信息以作出更优的投资决策，这些投资者比其他投资者有信息优势，在资本市场上的操作会让这些信息迅速反映在资本资产的价格中。当有大量的这种投资者时，资本市场会常迅速地调整资本资产的价格，使这些投资者不能获取更多的非正常报酬。需要注意的是，资本市场有效并不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包含了所有信息，因为资本资产价格的调整过程受相当多因素的影响，是复杂的。不过，资本市场有效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即价格是随机波动，证券价格变化的唯
一原因是出现了相关的、非预期事项，而非预期事项是随机发生的。因而，这时可以认为资本市场总体是有效且无偏的。
根据上述理论，作者提出可观测的股票价格波动与信息--之间的联系，可以证明会计收益所反映信息是有用的，因而将会计收益同股票价格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对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关键是要区分对于特定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特定信息和对所有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系统信息。作者构建了市场预期收益的两个选择模型来考察市场对会计收益数据是如何反应的。
鲍尔和布朗把影响公司盈余的因素分离为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系统因素影响所有的公司，这样某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和其他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可以通过这种特定方式进行联系。如果这种联系是稳定的，可以将这种稳定的联系用固定的函数形式表现出来，此时可以根据其他公司的收益得到某一公司当年收益的条件期望。这样，未预期盈余变动可以通过计算实际收益的变动与条件期望变动的差异得到估计，他们将这个差值定义为当前收益所传递的信息含量。同时作者假定：由企业财务及其他政策改变所导致的盈余变化，在第一次估计前已经被收益的平均变化所反应，即宏观经济和政策改变同时影响企业收益，可以将其进行联合估计。
对未预期盈余的估计，作者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求出每个样本公司每年的盈余变化和其他所有公司盈余平均变化(市场盈余变化)的线型回归系数和截距项。再将市场盈余平均变化作为自变量代人上述过程得到的回归模型，计算出盈余变化的预期值。最后未预期盈余变化值(预测残差)即为盈余变化的实际值减去盈余变化的预期值。从未预期盈余变化的估计中可以发现作者是剔除了市场效应的，即不考虑系统因素仅考虑特定因素。
同样，影响公司股价或股票报酬的因素也有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作者首先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离系统因素和非系统因素，使用与计算未预期盈余变动相同的方法计算出预期证券报酬率和实际报酬率的偏离程度。再计算出所有样本公司的股票收益率的残差(异常报酬率)。由于市场是有效的，公司股票价格会对新信息迅速进行有效的调整，那么就可以用残差表明新信息对公司股票报酬率的影响。为了对统计有效性进行检验，鲍尔和布朗采用了一个替代模型――幼稚模型。在该模型中预期盈余的替代变量是上年的实际盈余，则未预期盈余变动就是当年盈余与上年盈余的差额(盈余变动)。幼稚模型没有剔除市场效果，仅检验了每股盈余指标。
(三)方法的创新性列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的研究，作者采用的是事项法，事项为盈余公告。采用的事项窗是第t年和第t+1年的前半年，采用的估计窗截止到第t－1年，由于当时无法取得日数据，因而选择的事项日是第t年的盈余公告月。文章用于计算有关的系数以避免估计误差所选用的估计窗是1946年～1956年的11个财务年度。选择的事项窗是1957年～1966年的9个财务年度。事项法的应用选择事项目非常关键，考虑到《华尔街日报》登载年度盈利预测、初步报告和完整年度报告等三种类型的年度报告，另外由于初步报告中的净利润和每股盈余与随后的正式报告中的数据相同，而且初步报告中的这两个数据比预测盈利报告中的数据更准确，因此作者选择的事项日为公司将初步报告登载于《华尔街日报》的日期。
(四)样本的可比性和数据的可靠性 作者在选择样本时考虑了以下因素：1946年～1966年盈利数据在Compustat数据库中可以获取；财务年度结束于12月31日；可以在CRSP数据库获得至少100个月的股票价格数据；《华尔街日报》年报公告日可以获得。作者之所以按照上述标准选择样本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结论的普遍性。样本选择之后，接着就是数据的选择，根据研究模型的设计，该文献使用了收益报告的内容、报告的日期、报告期附近的证券价格变动等数据。
收益数据来源于标准普尔Compustat数据库的1946年～1966年的数据。通过计算单个公司收益率变化和市场指数收益率变化之间相关系数，作者发现处于中位数的公司的收益率变化的25％可以被市场指数的变化所解释，而且最高的解释程度为52％。年度报告公告日来源于《华尔街日报》。作者发现财务年度结束日与年报报告日之间的间隔从1957年～1965年呈现一种稳定下降的趋势，这说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越来越及时。股票价格比来源于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CRSP)的数据库。该数据库中的数据采用纽约证券交易所1946年1月～1966年6月的月度收盘价，并进行了股利和资本的调整。
(五)结论的显著性 为了更好地检验异常报酬率与未预期会计盈余变动中所包含信息的关系，该文区分了会计盈余变动中的预期与未预期盈余变动。另外，该文将盈余预测误差为负值(即实际收益变动小于条件期望变动)定义为坏消息，反之则为好消息。该文提出的假设命题为：如果会计收益数据与股票价格之间有关系，会计收益数据信息的将导致该公司的股票报酬率变动。即如果盈余预测误差为负值，股票报酬率残差也为负值；反之亦然。在经验检验中，作者将年度报告宣布日所在月份定义为0，用APIM表示第M月的异常业绩指数，APIM衡量的是一美元(等额投资于n种证券)在年报公告日前一年(第－12月月末)投资于一个投资组合到第M月为止的平均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在计算APIM的过程中，先根据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分成两组(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正(好消息)的公司分为一组，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负(坏消息)的公司分为一组)分别进行计算，然后再把所有样本合在一起进行计算。作者认为，如果会计收益数据与股票报酬相关，就可有以下的推断假设：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正，则APIM大于l；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负，则APIM小于1；对于合并样本，APIM趋近于1。
该文的这些假设全部得到了验证，并且统计检验结果都很显著。在分样本检验中，检验结论表明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是好消息时，在公布收益数据的前11个月和后1个月的平均非正常报酬率显著为正，反之亦然。在整个样本检验中，检验结果也指明总体也呈现出这种趋势。另外，作者还用现金流(用营业收入估计)和非重复性项目前的净收入来替代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最后的效果没有用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显著。通过检验的结果，作者还观察到市场已在年度报告前预测到包含在会计收益数据中的大部分信息。事实上，预测之所以如此的精确，以至于在会计收益数据公布月的异常报酬指数没有太大的变动，主要是因为市场不仅早在年度报告前的12月就开始预测未预期收益，而且全年市场都在不断地预测。
该文作者认为年度收益报告虽然能提供新信息，但不能及时传递信息，因为其大部分内容(大约85％至90％)能够从更及时的信息来源(包括中期报告和非会计信息，年度会计报告仅仅是投资者所能得到的诸多信息资源中的一种)中获取。作者还发现
APIM存在向年度报告公布月后持续漂移的趋向，其中收入预测误差信号和股票回报残差之间的关系可能在年度报告公布月后持续了2个月。经过分析，认为可能是交易成本的存在而造成的，剔除交易成本的影响，市场对数据的反应应当是趋向于无偏。
(六)研究的严谨性 考虑到在回归估计中违背了最小二乘法的假定条件，作者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估计行业效应可能仅仅影响某个公司收益率变化的10％，而且行业效应对回归系数的影响不显著。作者认为回归分析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这些不会影响最后的统计结果。另外，虽然作者选择的样本没有包含那些已经失败的公司、财务年度没有结束于12月31日的公司、在股票价格研究中心CRSP的资料库中没有记录的公司和华尔街日报描述的年轻公司，这可能会降低结果的一般性，但作者认为文献检验所选择的261家公司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且用相同的方法对其他样本进行研究得到了非常一致的结论。
(七)研究的方向性 虽然该文献的研究方法具有相当严密的逻辑性以及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在文献的最后作者还是指出了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如没有考虑月末发生交易时股票价格同时变化、数据中存在误差、股价的离散性、“预计误差”模型的无效性、收益预期误差的系统偏差等。除了作者指出的局限性外，还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市场如何预测净收益的变化、中报或股利宣告的作用、中报与年报的成本以及未预期收益变化程度(不仅仅是符号)和相关股票价格调整程度的定量关系等。
四、《评价》对西方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
(一)对早期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之所以在1959年取代会计程序委员会(CAP)，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CAP内部对收益和留存收益的列报等领域的处理引起了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暴露了CAP在缩小公认会计方法范围的作用上的差距，而且还揭示了在资产计价和收入确定的恰当方法上的本质差异。这种分歧、差异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在早期的财务会计研究中，会计研究人员仅仅对从现有实务中提取理论原则感兴趣，而经济学家则对从“真实收益”中得出计量方法感兴趣。这些分歧促使会计学家认识到必须要有～个前后一致的统一的会计理论框架。
鲍尔和布朗并没有沿着上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而是在分析了当时理论研究的不足后，从争论的焦点――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出发，运用经验研究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评价》一文仅是使用了收益和每股盈余等少数术语，其余内容与当时的会计理论研究并没有联系，这也导致这篇经典文献在当时曾一度被认为是没有研究会计问题的论文，因而曾被美国会计学会会刊《会计评论》退稿。该文公开发表后，因其对会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独特性逐渐被会计研究人员所接受，因而后来第一个获得美国会计学会颁发的对会计研究有开创性和重要影响奖，由此可见，该文对早期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
(二)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评价》一文首次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证明了证券价格会对公告的盈余有反应。随后人们开始对证券市场反应的其他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自此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一直在财务会计理论和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直到近来才开始让位于计量观。该文采用的事项研究方法是采用事项法进行会计研究的先锋，这一研究方法后来被用来研究大量的会计和财务问题，如股利公告、盈利公告、兼并收购、投资支出、增发新股等事件都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问题。继该文之后，大量的学者不仅用更短的估计窗和事件窗、用累计非正常报酬、用非美国数据进行类似的研究，而且还使用类似的方法对其他领域进行研究。
《评价》一文开创了会计与资本市场结合研究的先河，在随后的30年中有大量的相关文献发表在顶级的会计和财务期刊上。受其影响的会计与资本市场研究主要体现在盈余反应系数(简称ERC)、分析师的预测工具、基础分析与定价研究和资本市场有效性检验、会计选择和会计管制等领域。
五、《评价》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一)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成果从1997年开始，我国的会计学者开始将该文献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我国的资本市场研究中。张水泉和韩德宗(1997)运用事项法研究了上海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派息、送股及配股事件对其股价的影响，发现市场对派息的反应最强。陈晓、陈小悦和倪凡(1998)也采用事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股利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陈晓(1999)还借鉴该方法专门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运用事项法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的会计问题的文献相当多，限于篇幅此处并不一一列举。《评价》一文对我国会计与资本市场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引导和借鉴作用，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会计理论。
(二)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未来的引导作用尽管国内引入和借鉴鲍尔和布朗在《评价》一文中所应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晚，但却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未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要继续吸收和借鉴本文献的精华，以推动我国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进程。不过，要提醒研究人员注意的是，在以后的学习和借鉴该文献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第6篇：变动成本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制度变迁理论
正统经济学视制度为既定的，通常不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但其他许多经济学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上研究了制度及其变迁，创立了相应的制度变迁理论。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最为典型。本文将对两种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并对二者的可沟通之处进行讨论，力图从基本假设、方法论和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方式等角度尝试对两种理论进行综合。
一、有限理性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的分析
1.诺斯的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
诺斯从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在自己的分析中，始终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并在“行动集团”和“经济人有限理性”两个方面寻求突破。首先，诺斯借鉴马克思的观点，指出用共同利益来“团结”经济人，以此来解释大集团行动。另一方面，他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完全理性的假设，坚持并逐渐发展了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诺斯试图通过对人认知模式的研究，将经济人的假设再次“微观化”、“精致化”，并试图在自己经济人的基本分析单元内，将唯物与唯心的哲学观进行一次综合。“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认知模式（mental model）去阐释周围的世界。这些认知模式一部分源于文化，由知识、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在代际间传递而产生，而这些知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不同民族和社会中又根本不同。另一部分则是通过经验获得的，这种经验对特殊环境而言具有本地性（local），因而不同环境下获得的经验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由此而导致人们认知模式的巨大差异，形成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正是基于与预期不一致的结果，人们进行着不断的学习，并改变自己的认知模式。”认为可以用个人不同的认知模式，去阐释周围的世界，本身就是诺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承认通过经验获得的认知模式具有本地性，就是承认了客观物质世界对主观认知的影响，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诺斯力图在唯物和唯心主义之间，利用线性方式，找出一条中间道路，以便更好地解释社会现实。
诺斯对于理性人假设的质疑以及他对于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借鉴，使他接近于接受哈耶克关于个人的不完全知识以及由此引致的扩展秩序学说。诺斯将学习置于他的新制度理论的核心地位。这种对学习作用的重视，正是哈耶克文化进化观的核心思想，说明诺斯在制度变迁理论的出发点上，已经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取得一致，即两种理论都认为文化知识在代际间具有传承性，学习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演化经济学主张用“文化人”的有限理性概念替代“经济人”完全理性的概念。
2.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人假设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的经营过程时也遵循经济人的“分析逻辑”，但马克思对经济人理性提出了质疑。马克思从历史角度看到了经济理性在人的选择和行动中所导致的人性扭曲，因此，他最终选择了用“社会人”假定取代经济人理性假定。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但是，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过分强调了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这就导致了不能很好地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
3.我们需要的假设
我们应该选择那种能够更好地阐释中国经济史中的变迁特征的基本假设。首先应从对具体制度变迁的分析中，找出某些体现中国经济史中制度变迁事件的特征向量，然后再寻求能准确描述这种特征向量的基本假设。由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围绕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而展开的，并未涉及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而实际上中西历史的差异是明显和巨大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并未出现类似西欧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实质为伦理社会，而且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对社会的影响极为深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人是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内在规律的专用假设，似乎分析传统中国经济史时放弃经济人假设是可行的，社会人假设、文化人假设，包括由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的“伦理人”假设也许更适合分析中国的情况。但是，我们以往的经济史研究过多依赖于马克思的社会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制度的可设计性和多样性的研究，其他的如伦理人假设、文化人假设，也由于分析工具和方法等原因的限制，对制度变迁的分析还未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在分析中国经济史时，恰恰缺乏的是运用经济人假设进行微观的、个案的精致分析。
但新古典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并未能综合人类行为的全部特性，它只强调了寻利的逻辑等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方面，遗漏了人类行为的其他必不可少的因素，必须注意文化、伦理、社会性对经济人及其行为的影响。要达到对经济人、文化人、伦理人和社会人的综合，可以将经济理性看作是个人学习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考察。通过这种方式将文化、伦理、社会性等作为环境因素，引入分析过程中去。我们认为，在分析中国经济史时，这个方法是比较可行的。因为它和哈耶克的文化进化论一脉相承，重视文化对制度变迁的根本作用，力图阐释个人与环境循环之间的互动，还强调人类心理的作用，这些符合我们分析中国经济史中变迁的特征向量，即中国实质上是一个伦理社会，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等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二、基本方法论和具体方法论的分析
1.诺斯在基本方法论上借鉴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明显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诺斯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在方法论上有相似之处，诺斯的理论明显是采用了一种历史分析的方法。其次，诺斯在基本方法论上具有现实主义因素，与从意识和既有概念出发的各种唯心主义相比，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这一点也可以从我们对诺斯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分析中看出来。另外，诺斯注意将制度、人的动机和行为、意识形态等联系起来考察，将人置于复杂的制度、文化关系中加以考察，是一种类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联系的、系统的方法论意识。
2.哈耶克对诺斯和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方法论的批判
哈耶克认可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他认为支配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惟一普遍的方法论原则，就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但他批判诺斯坚持“个人理性”观点的个人主义为“伪个人主义”、“原子论个人主义”，他提倡“真个人主义”，并认为，如果让个人享有自由，他们取得的成就往往会大于个人理性所能设计或预见的成就。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是一套有关孤立个人的权利主张或者任何一套有关个人性质为一理性体的假设。哈耶克在批判“原子论个人主义”的同时，还批判了马克思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认为这种“集体主义”在经济上是低效率的，在政治上是不民主的，并与法制不相容，还限制了个人的自由。
3.对上述基本方法论讨论的思考
经济学家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受或自己形成多元的哲学思想，内化为其从事科学活动、构筑科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他们的理论总是多元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运用。所以对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的研究和分析，基本方法论运用在各种理论中，也往往表现出多样性。试图对各种理论观点博采众长、进行综合，并对它们的基本方法论进行比较分析，是一个艰苦但却极有意义的过程。如卢瑟福在其著作《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中，探索新、老制度经济学的融合问题。杰克.J.弗罗门（Jack .J.Vromen）在《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中，试图将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思想、生物学和科学哲学的演化概念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为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为了更好地分析中国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我们也尝试就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从基本方法论、基本假设和具体内容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这种对理论和基本方法论的比较分析和融合的努力将继续下去。
4.对诺斯和马克思具体方法论的分析
诺斯和马克思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都对制度进行了均衡与非均衡分析。但诺斯主要运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微观的市场均衡，是瓦尔拉斯均衡；马克思主要研究制度与生产力的协调，制度框架内各主体利益关系的协调，属于宏观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诺斯理论十分重视个案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重对宏观的制度变迁进行长期地考察。为了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我们应该采取将微观研究方法和宏观研究方法并重的态度。在目前对中国经济史的分析中，缺乏一种从宏观角度的分析与检验，菲利浦•基弗（Philip Keefer）和玛丽•M.雪莉（Mary Shirley）在《经济发展中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一文中，通过宏观经济运行数据的统计和计量，来比较中国和加纳的非正式和正式的契约实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思路。在现有的中国经济史分析中，我们还缺乏对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进行经济分析的微观方法，和一个类似西方公共选择经济学的政府理论。埃维纳•格雷夫（Avner Greif）在对两个历史案例，穆斯林世界的马格里布与拉丁世界的热那亚的对比分析中，运用了有效工资等数学模型，研究这两种社会中解决委托-关系的不同机制。借鉴格雷夫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尝试运用委托-理论和博弈论、演化博弈论，来继续我们前面缺失的微观方面的分析。
三、对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制度变迁动力与方式的分析
1.对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
两种理论中制度变迁的动力都可以归结到生产力的发展上。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经济制度的矛盾运动和变迁主体两个方面揭示制度变迁的动力，并分析了两种动力的相互作用，对制度变迁的解释是充分的。诺斯虽然只从变迁主体的动机来揭示变迁的动力，并没有涉及制度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矛盾运动分析，但是从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诺斯强调“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其实纵观历史上不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总体上是由于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发生变化，技术发生变革而导致的。
两种理论的制度变迁的动力说都表达了对学习和知识存量的重视。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他特别强调技术变迁导致生产力发展，而技术进步速度又主要由人类社会在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中世世代代积累的科技知识存量决定。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可以看出，在马克思那里，学习和知识存量部分决定了技术变迁，从而导致生产力发展，引致制度变迁。诺斯在最近的文章中，也表达了学习和知识存量对制度变迁极为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努力理解人类究竟如何学习，似乎是通向理解人类看待周围世界的精神构架的捷径。学习变成了一种经过特定社会文化过滤了的累加过程，而文化则决定着人们对损益的判断。诺斯还肯定了格雷夫在对前现代欧洲的研究中，将文化置于研究中心的做法。可以看出，诺斯和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的动力说，都注意到了对学习和知识存量的重视，只不过两者分析的视角不同，马克思从宏观的角度考察，而诺斯继续沿用自己的个人主义视角，注重从个体和人认知能力的角度考察。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对学习和知识存量的重视，也给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史时以重要启示，那就是注重文化、知识、意识形态等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的制度变迁动力说，各有其适应的层次和范围。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经济制度及其变迁，只在最根本的层次上才是永远成立的。超出这个范围，就不能绝对化。而诺斯的观点，即制度及其变迁决定经济增长，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但制度及其变迁决定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如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制度和技术并不是明显存在时，自然禀赋等非制度因素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模式，并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假定经济发展最初阶段的起始点，是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开始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一时期存在的对食物、住所和繁衍的基本需要在不同民族中可能是一致的，而且这一时期存在为数不多的制度安排。只是随着经济发展过程的进一步展开，更多地经过互动演化过程产生的制度约束作用于经济和社会中，从而影响了以后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模式。但是即使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也是在自然禀赋等非制度因素这一背景下发挥作用，这一点和正式制度也要在非正式制度框架内展开的道理一样。随着制度矩阵的产生、成熟和消亡，对制度矩阵的认知通过知识和学习过程在代际间传承，每一代人所获得的禀赋中，又增添了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制度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讲，制度成为了更广泛定义的资源禀赋集合的一部分，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对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制度变迁方式的分析
两种理论都认为制度变迁的方式是多样的，而且都做了渐进式变迁和革命式变迁的区分，只不过两者在承认方式多样化的前提下，具体的划分有所不同。马克思出于为无产阶级提供理论武器的目的，更注重对革命式变迁的分析。诺斯深入分析的是“渐进式变迁”与“革命式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连续性变迁”和“非连续性变迁”的划分。诺斯认为渐进式变迁是连续的变迁，其演进过程没有中断；革命式变迁是非连续性的，但是又“很少是完全非连续性的”。
评析哪种变迁理论更有说服力，只进行纯粹的理论上的对比，并没有更多的意义，我们需要的是对中国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的实证分析。在传统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和分析，正如费正清所说，中国历史变迁中存在一个盛衰周期，有统一的大帝国的长期稳定存在，这种超级稳定结构有时会延续数百年，又有统一政权的分崩和瓦解，往往表现为大规模的内战和人口锐减。对这种稳定与突变，用某种理论进行简单地归类，其价值并不大，我们需要更加适用的工具进行更加准确地描述与分析。青木昌彦在《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利用演化博弈论作为工具，对经济体制的稳定与进化，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分析；张旭昆在《单项制度演化方式浅议》一文中，利用博弈论将单项制度演化划分为个体式、协议式和强制式三种方式，认为马克思和诺斯的制度演化方式论是可以互补的、可综合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博弈论，特别是演化博弈论的发展还并未十分成熟，制度变迁的形式又往往是以矩阵、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互动的形式进行的，同时还要受到历史偶然事件和因素的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又常常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伴相随地发生等等，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对中国经济史中制度变迁方式的分析增加了困难，但我们确信，这些却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四、结论
为更好地阐释中国经济史中的变迁特征，要对经济人、文化人、伦理人和社会人等基本假设进行综合，可以坚持经济人基本假设，将经济理性看作是个人学习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考察，将文化、伦理、社会性等作为结构和环境等制约因素，引入到对经济人的分析中。对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的研究和分析，基本方法论运用在各种理论中，也往往表现出多样性。分析中国经济史时，对理论和基本方法论的比较分析和融合的努力将继续下去。
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的制度变迁动力说，都表达了对学习和知识存量的重视。两种制度变迁动力说，各有其适应的层次和范围。自然禀赋等非制度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不可忽视。对中国经济史中制度变迁方式的分析，还需要借助诸如博弈论、演化博弈论等更加完善的分析工具和更多的案例加以分析。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孙圣民.新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分析［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5，（7）：48-52.
第7篇：变动成本论文范文
[关键词]接受美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001-05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联邦德国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其着力于研究发生在文学领域的接受现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在于大众对理论的接受，接受美学对接受主体的高度关切为探索马克恩主义大众化的接受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和研究方法。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把研究的重点转到接受方面，从灌输论转向接受论，从动机论转向效果论的研究视角。同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相关要素与过程：宣教者——理论——大众与接受美学中的作者——文本——读者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与契合性。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借鉴接受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具有了一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借鉴接受美学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理论，探索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的意义。
一、确立“读者中心”：诉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念之转换
认识论决定方法论，秉承什么样的理念决定了什么样的方法论选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念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和内在尺度，规定着大众化的内容、形式、方法的选择。确立科学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顺利推进的首要前提。接受美学中的“读者中心”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读者中心”是接受美学的核心思想，在尧斯看来，过去的文学理论只关注作家、作品之维，却对文学的接受和影响之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从而割裂了作者、作品与社会的联系，致使文学理论的发展陷入了封闭的自在理论体系的困境之中。接受美学力图克服这一缺陷，其充分肯定了读者在文学作品的价值实现中的决定性作用，“只要作品不被行动的主体接受、获取，它始终只能是未完成的可能的存在。所以，接受是最本质的”。接受美学第一次提出了读者在文学活动的中心地位，这为解决文学理论的危机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思路，也为反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问题提供了有益启迪。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明确谁是中心的问题。只有厘清理论所坚持的主体立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方法原则才有了立论的科学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民群众是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才能在变革社会的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根本作用。可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但传统以传者为本位的思维方式却把大众排除在视线之外，对大众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缺乏充分的考虑，以致于从根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应坚持的价值立场，使理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导致马克思主义缺乏说服力与影响力，造成大众对理论的疏离。因此，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走出困境的根本方法论选择。然而，真正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还需要实现以下思维方式的转换：一方面，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思维方式转换。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是通过实践的途径来确认工具的最大效用，为达到某种功利性的目的服务。表现在实践中，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仅仅看成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建构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强调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服从，通常采取自上而下的单向意识形态“灌输”路径。而价值理性则强调从人的本质出发。尊重人的需要。如同接受美学坚持作品是为了读者而创作。作者的一切创作活动都应该围绕“读者中心”而展开的立场一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采取的一切方式和方法，都应该围绕“以人为本”来实现，人的主体地位应该得以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应该得到彰显。另一方面，实现从对象性思维方式到交往性思维方式的转换。对象性思维方式是一种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知图式，而交往性思维方式则更强调多级主体的确立。接受美学正是克服了过去文学理论中作者与读者主客二分法的弊端。强调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文本的交往。作者通过唤醒读者的潜在意识而达到与作者的思想共鸣，让读者体会到一种参与的快乐，从而提高了接受的效果。交往性思维方式本质在于强调实践活动是主体间基于一定实践基础的平等、互动的过程，这为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恩主义大众化中传者与受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大众应由过去的被改造、被灌输的对象，转到平等、互动的主体地位上来。总之，就如接受美学中强调的“读者中心”对于文学理论带来研究范式转换。“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是对以往工具化的价值取向，以及“目中无人”的宣传教育模式的摒弃，真正把关心人、尊重人、发展人置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地位。因此。以“读者中心”为启示，把“以人为本”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理念，是持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引。
二、立足“审美经验”：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之亲和力
大众的接受活动是怎么发生的，怎样使接受活动成为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要解答的问题。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在进人阅读时并非一块白板，而是主体心理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审美经验”，即“读者在作品接受中积累起来的审美记忆、形象信息等构成的直接经验、感性经验和理性经验”。“审美经验出现在对一部作品意义的认知和解释之前……解释如若绕过这种初步的审美经验，就是一种语文学家的傲慢，因为那种语文学家支持本文不是为读者创造，而是为他创造，从而应由像他那样的人来解释的错误”。可见。“审美经验”是接受活动发生的前提和基础。对将要接受的信息起着评价和选择作用，制约和影响接受客体的广度和深度。读者在欣赏任何新作品时都会在以前的知识状态里寻找先在的理解，当发现作品与自己现在的审美经验相吻合、相联系时，读者就会产生积极的情绪“顺利接受”，反之，则会“抵制接受”。由此，在阅读活动过程中，读者对信息的接受以及接受程度，首先取决于信息与接受者的接受图式内在结构是否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审美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接受实践活动中，指人民群众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的认知结构、价值观念、情感基础等方面的综合结构图式，是接受活动的“前结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作为接受主体的人们基于一定“审美经验”基础上，对宣传教育的内容作出鉴别、选择、理解和接受的过程。当宣传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大众的认知图式和审美经验的时候，大众才会产生积极的接受意向。因此，应充分重视大众的“审美经验”在接受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要在理论宣传教育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契合大众的审美经验。理论的表达方式应与受众的审美经验相对接，形成与大众的解读心理与思维方式相似的“亲近性文本”。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把握大众的认知心理、接受方式和理解能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大众的文化特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将学术术语、政治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语言，把理论成果转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生动的民族形式。同时，应充分运用现代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采用形象化、艺术化的方式来呈现理论内容。这样更能顺应大众的审美旨趣及接受习惯。另一方面，以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为依托展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日常生活是审美经验形成的现实土壤，接近大众的审美经验也就是要关注大众的生活经验。因为生活经验往往是人们观察思考问题的感性依据，人们通常是从日常生活逻辑中来理解和接受新事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人们的现实生活经验为其基本依托和立足点。更容易亲近大众，从而为理论被群众所接受打开便捷通道。正如列宁所言：“要使鼓动工作对群众发生影响，就应该根据压迫的种种事实和表现来广泛开展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因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不仅要喜闻乐见，并且要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要善于利用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的深切感受，用生产、生活的丰富经验来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经由日常生活的路径，实现马克思主义由“基本原理”到“生活道理”的转换，使理论从书斋里走到实践中，亲近大众，融人大众。如果把丰富的生活经验排斥在宣传之外。理论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单调无味，丰富的理论内容也就变成了空洞、僵化的教条。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只有从更广阔的领域出发，渗透到大众的生活世界中，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潜移默化中为大众所理解、接受。
三、把脉“期待视野”：凸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如果说贴近大众的“审美经验”能够使理论亲近大众，更易于使大众了解和认知，形成理论大众化的可能性前提。那么，如何使这些“亲近性文本”真正抵达大众的内心深处，让大众对理论发自心底的认同，则是问题的关键。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借鉴。在接受美学中，“‘期待视野’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有的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当读者面对文本时，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形成某种思维定向，并且希望文本能够满足他的某种期待。“期待视野”，“决定了读者对所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决定了他阅读中的选择与重点，也决定了他对作品的基本态度与评价”。是否满足读者的期待是决定读者认同接受文本的重要因素，作家只有按照读者的期待视野写作才能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共识，才能实现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从而实现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融合”。
同样，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也需要正确的认知和把握大众的这种“期待视野”。首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以满足大众的“期待视野”为切入点。大众的“期待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众的内在需要。需要是整个接受活动的内在动力源泉，“需要，是激发人的意识活动的基本动因，是价值意识的深刻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大众需要的程度，大众总是基于一定的物质利益需要和精神需要出发，以一种理论的实践效用能否满足自身的期待与需要为标准来评判和接受一种理论。当这种理论实践活动满足了他们的期待和需要，他们就会对此理论接受与认同。重视大众的期待视野，就要求我们的理论宣传活动应从大众的需要出发设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和内容，富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和教育，而不是“自编自导”、“自说自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主体有着物质利益需要、自我发展需要、情感诉求等需要，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满足大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期待，解除人们的思想疑虑，大众就会在需要的满足中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同时，大众的期待视野也是有个体差异的，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期待水平和需要水平，期待视野表现出多样性特征。因此，注意大众群体的特性和差异，弄清群众的兴趣、爱好、需要、态度等，在理论上进行积极的回应与有效的解答，多层次、全方位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理论的差异性诉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更具针对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以引领大众的“期待视野”为着力点。一方面，满足期待是接受活动发生的基本前提，它启动接受主体接受教育。并推动着接受活动的持续性。另一方面，大众的“期待视野”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那么，如何适应大众处于渐变的期待视野，取得最佳的接受效果呢？接受美学认为，并非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品愈一致，读者的接受意向便愈强烈，而是应该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只有当文学作品适度地顺向满足、超越、校正读者期待视野的时候。才能达到最佳的接受效果。大众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构成的“期待视野”也在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坚持以人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既要最大地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时也要不断提升引领大众的思想文化水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从内容和形式上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不断适度而顺向超越大众不断改变、提高的期待视野。才能在不断满足大众的期待中，引领大众的“期待视野”。
四、调动“读者介入”：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主体之能动性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接受活动是读者参与到作品中发挥对文本再创造的能动过程。读者带着一定的期待视野来解读文本，同时读者也会反问文本，对文本提出自己的意见。接受美学强调了读者介入作品的重要意义，“只有通过接受者的媒介，作品才会进入变化着、体现某种连续性的期待视野，而在这种连续中，简单的接受将转化为批判理解，被动的接受会转变为积极的接受，被认可的审美标准将转化为新的、超越这种标准的文学生产”。可见。文本中的创作意识只有通过读者介入才能够具体化，作品的价值也只有在读者的参与中不断得以丰富和实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要重视大众的参与。人们认知、理解的过程不是单向的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教育主体和接受主体双方共同参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发挥教育主体的引导组织作用，更要凸显接受主体选择、认知、内化、外化的能动作用。“一种思想理论被人们所接受。是接受主体积极主动地筛选、吸纳的结果，是接受主体的内在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要充分调动接受主体的积极性，才能提高接受的效果。”那么怎样才能调动人们参与的能动性呢？接受美学的“召唤结构”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未完成的半成品，留有空白点和不定性。这些未定性和空白是连接创作意识和接受意识的桥梁，“空白使文本的各种角度间的联系保持开放状态，并促使读者去协调这些角度，换言之，它们诱发读者在文本中的基本活动”。这种召唤结构能够调动读者积极参与到阅读活动中，让读者发挥主观想象力去填补这些空白。激励着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在这种参与活动中读者获得了快乐，这种成就感源于通过平等交流体验而得到的自身主体地位的实现，一种平等互动感。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接受效果。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也要注重这种“未定性”和“召唤结构”。体现在实践中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则性和方向性的前提下，在大众化的内容上、方法上、渠道上表现出多样性特征。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层次性、内容丰富性、方法多变性。给大众参与提供多样化的平台。
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凸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内容的“召唤结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与人民群众实践相结合，不断从实践中升华经验而实现理论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大众是‘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也应当成为理论创造的思想主体，大众理论不过是人民大众表明自己作为主体的精神存在方式”。在实际工作中，要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尊重群众的智慧和首创精神，广泛采纳群众来自生活实践的合理建议，提升群众经验对于理论发展的意义。同时，拓展大众参与的平台和空间，不断丰富民主形式，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扩大人民民力。另一方面，应凸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式、方法上的“未定性”和多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变迁。公民的主体意识正在觉醒，这使得传统的权威传播模式和单一的说教灌输模式失去空间。如若我们的理论传播不以平等交流的意识定位大众的主体地位，不用多样化的传播方式满足分众化主体的需求。理论的光辉也会因此而遮蔽。因此，应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接受主体之间建立起一个平等交流和互动的桥梁和平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秉承平等、包容与开放为宗旨的思想交流和平等探讨的过程，使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思想充分涌流，发挥大众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主体作用。
五、注重“第二文本”：构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态反馈机制
第8篇：变动成本论文范文
关键词：动态能力；企业资源；企业能力；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3-0038-04
动态能力理论是战略管理理论的最新发展，它是Teece等人在对核心能力与现实的超竞争环境之间出现严重矛盾的认识基础上，整合企业能力理论和动态演化理论而提出来的。它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学者对动态能力理论进行了研究，使之形成了一个对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热点。为了了解学者们对动态能力理论的研究状况，本文从动态能力产生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动态能力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动态能力的影响因素、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及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动态能力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析。
一、动态能力产生的背景
1、现实背景
战略管理的最基本问题是企业如何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而在当今世界，顾客需求的多样化、经济全球化、技术飞速发展和环境动荡变化的超竞争中，竞争优势的来源正以逐渐加快的速度被创造出来和侵蚀掉。在超竞争环境中，一个停留在已有优势基础上或仅追求已有竞争优势来源的企业，很快就会被更有进取和创新精神的竞争对手所取代。在此环境中成功的做法不是努力维持长期竞争优势，而是通过不断创新追求一系列暂时的优势，使企业比竞争对手总领先一步。在超竞争环境中，要求战略保持动态适应性，但由于沉没成本、替代效应和路径依赖等的存在，使战略调整呈现一定的刚性，这使得企业无法保持动态战略的适应性。
基于此思想，Teece等(1994)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并认为动态能力理论能帮助企业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动态能力符合了企业在快速变化环境中竞争的需要。
2、理论背景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者们对竞争优势的研究从重视对外部环境的研究转移到重视对企业内部资源的研究，因此，从企业内部资源角度研究竞争优势的资源基础论开始兴起。资源基础论是Wemerfeh(1984)在《企业资源基础观》一文中提出来的，是从企业内部资源角度探究竞争优势的来源，并进一步阐释企业间业绩差异的根源。
但是一些学者开始透过资源这个表面现象，从企业配置和利用资源的能力方面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当透过这些具体的资源作进一步分析时，人们认识到隐藏在资源背后的开发资源、利用资源和保护资源的能力才是竞争优势深层次的来源。这样一来，在探寻竞争优势来源的过程中，人们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即竞争优势的来源由具体的资源变成了抽象的能力，由此产生了企业能力理论。
Prahalad和Hamel(1990)首先提出了核心能力，并掀起了对核心能力研究的高潮。虽然学者们对核心能力理论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核心能力存在核心刚性问题。核心能力为企业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核心能力的核心刚性会给企业带来负价值。在对核心能力的研究中，存在一个潜在假设前提，即环境是静态的，但是现实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使得核心能力无法适应环境的快速变化，而使企业陷入困境。因此，Teece等(1997)认为如果企业要在超竞争环境中取胜，就必须运用能力，有效地协调、重新配置企业内外能力来应变这些环境，这种能力就是动态能力。
企业能力理论假设企业能力是给定的，企业战略主要处理给定的能力的利用，而不是新能力的利用。动态能力则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企业用以积累影响学习和研究进程的机率和方向的机制上。因此，动态能力理论是企业能力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动态能力理论与以前的战略观点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动态能力具有动态性，它是指为了适应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更新能力的能力；二是动态能力的能力性，它强调为了适应变化环境的需要，建立、整合和重新配置组织的内外部能力。
动态能力理论的另一个理论起源是学术界对演化理论和动态竞争理论的研究。一些学者把产业组织经济学中的演化理论和动态竞争理论(多竞争理论、行动与反应理论、博弈论等)引入战略管理研究，认为企业应从演化理论和动态竞争理论的观点理解企业市场定位，企业资源具有动态本质性，企业战略应具柔性，有价值的知识和资源具有短暂性等动态观点。
因此，动态能力理论是在企业演化理论与企业能力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二者的有机整合，动态能力理论对企业如何在超竞争环境中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有重要的意义。
二、动态能力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
动态能力是由Teeee等在1994年的《企业动态能力：概述》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之后，Teece等在1997年的《动态能力与战略管理》一文中，对动态能力理论作了进一步完善。此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动态能力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动态能力的不同构成要素，也相应给出了不同的概念。从动态能力文献上看，主要有整合观、惯例观和资源观三种观点，以下分别对三种观点进行评析。
1、整合观。它是把动态能力建立在对普通能力的整合之上。Teece等是整合观的主要代表。他们把动态能力定义为：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建立、整合、重新配置企业内外部能力的能力。可以用过程、位置和路径三个要素来分析动态能力，过程是企业做事的方法，或当前做事的模式，包括组织过程和管理过程，组织过程和管理过程又由协调与综合(静态的概念)、学习(动态的概念)、重新配置(转化的概念)三个部分组成；位置指企业当前的技术、知识产权、互补资产、顾客基础、与供应商和分销商的外部关系等特殊禀赋；路径指能力发展的轨迹。而Adner和Helfat(2003)在Teece等的动态能力概念基础上，提出了动态管理能力概念。动态管理能力是指建立、整合和重构组织资源与组织能力的能力，虽然动态管理能力概念把资源与企业能力区分开了，但是它没有对外部环境变化速度做出要求，而从本质上看，动态管理能力是建立在普通能力基础之上的。
2、惯例观。它是指把动态能力建立在组织惯例基础之上。Winter(2003)把动态能力定义为，扩大、改变或创造普通能力的能力，而能力是指组织惯例(或惯例的集合)，实际上是把动态能力定义为扩大、改变或创造组织惯例的能力。动态能力是业绩改善中的可学习的、稳定的集体活动模式，组织通过集体活动模式有系统地产生和改变组织惯例(或惯例的集
合)。因此，动态能力不是竞争优势的来源，被扩大、改变、整合和重新配置的组织惯例才是竞争优势的来源，而动态能力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
3、资源观。它是指把动态能力建立在对资源的组合与利用基础之上。Eisenhardt和Martin(2000)指出，动态能力是为了匹配市场变化，甚至创造市场变化，建立在改变资源基础上的组织过程和战略过程。旧动态能力是由可识别的、明确的过程组成，这些过程包括一些动态能力整合资源，一些动态能力重新配置资源，一些动态能力获取和剥离资源。动态能力是由利用(整合、重新配置、获取、剥离)资源的组织过程和战略过程组成。Blyler和Coff(2003)也认为动态能力是指为了适应不稳定的外部环境而对企业资源的获取、整合、组合和剥离的能力，资源是动态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动态能力就是获取、整合、组合和剥离资源。
从上述三种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分别把动态能力建立在能力、惯例和资源的基础上，是因为他们对企业的基本观点的不同而造成的(整合观认为企业之间的不同本质是由能力的不同造成的，惯例观则认为企业之间的不同本质上是由组织惯例的不同而造成的，资源观则认为企业之间的不同本质上是由资源的不同而造成的)。当然也有些学者把上述的几种观点综合在一起，如Shaker，Harry和Per(2006)认为动态能力是配置建立在惯例和资源基础上的能力的能力。
三、动态能力的影响因素
动态能力的影响因素是动态能力理论研究中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研究程度直接影响到动态能力的可接受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市场的动态程度、时间、社会资本、学习能力、成本等因素。以下对这些影响因素做一简单评析。
1、市场的动态程度。Eisenhardt和Matin(2000)把市场分为慢速动态市场和快速动态市场，慢速动态市场是指变化频繁，可预测的、线性的，有相当稳定的市场结构，在此环境中的有效的动态能力是复杂的、难以观察的、因果关系模糊的，因此，动态能力依赖现有的知识和经验；快速动态市场是指变化速度快，变化是不可预测的，非线性的，产业结构不稳定的，在此环境中的有效的动态能力是简单的，很大程度上凭直觉和经验。因此，有效的动态能力要依赖市场动态的变化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2、时间。动态能力综合了动态理论与能力理论，而时间是动态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时间不同，一切条件都可能变动，对企业能力就会提出不同的要求。因此，时间是动态能力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3、社会资本。Blyler和Coff(2003)指出没有个人的、有价值的社会关系，企业不能通过获取、组合和剥离资源来适应不稳定的外部环境。社会资本为获取和整合资源提供必要的信息，对动态能力有重要的影响。
4、学习。企业通过学习，可以获取以前没有或不会的知识和能力，也可提高和增强已经具备的知识和能力。获取、传播、编辑、保持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对能力的转换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学习对动态能力的形成、发展和提高有重要的影响。
5、成本。对能力的调整需要成本，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动态能力的租金获取情况，动态能力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是至少要求动态能力获取的租金能够抵消动态能力所花去的所有成本。
此外，组织结构、文化、语言、企业家等也对动态能力有影响。上述的影响因素对动态能力可能会单独起作用，也可能会同时起作用，影响作用的大小也会因企业内外环境或其它变量的不同而不同。
四、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及持续竞争优势的关系
战略研究的最基本问题是企业如何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动态能力是战略研究中的企业能力理论的最新发展，它整合了企业能力理论与动态演化理论。学者们对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及持续竞争优势的关系有了一些研究，也形成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有些差异，但本质上是相同的。以下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以Teece等(1997)为代表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同质的、能够在市场上买卖的资产和实物都不是战略性的，不能由此获得竞争优势。能力是独特的、不能采用市场形式获得，只能通过企业内部的活动来获得。因此，能力具有价值性、独特性、难以模仿性，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动态能力是独特的、异质的，动态能力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模仿性、复杂性和不可替代性，但是它不是竞争优势的来源，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这种观点认为能力或资源是竞争优势的来源，而动态能力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还有Helfat和Peteraf(2003)，Adner和Helfat(2003)等。
2、以Eisenhardt和Martin(2000)为代表的观点。他们认为动态能力相对传统的资源观而言，更具一致性、同质性和可替代性。动态能力在细节上是独特的，但在关键特性上是有共性的。动态能力有价值性，也可能是稀缺的，但是可替代的，可模仿和可转移的，动态能力的功能可被复制，因此，竞争优势来源于动态能力创造的资源配置，而不是来源于动态能力本身。动态能力是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动态能力通过提高现存的资源配置来追求长期竞争优势，动态能力通过建立新的资源的配置来追求短期竞争优势。因此，动态能力创造的资源配置是竞争优势来源，而动态能力是持续竞争优势来源。
从上述两种观点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基本一致，即动态能力配置的资源、惯例和能力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动态能力本身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不同之处在于动态能力本身，即第一种观点认为动态能力是独特的、异质的，动态能力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模仿性、复杂性和不可替代性；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动态能力有价值性，也可能是稀缺的，但是可替代的，可模仿和可转移的，动态能力的功能可被复制。
五、结论
第9篇：变动成本论文范文
一、本质与反本质
2004年《教育研究》第1期石中英发表的《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教育学研究》在学术界掀起了争辩的狂潮。在反本质主义理论中，无论是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研究，还是波普尔基于方法论视角的批判；无论是萨特的人无确定性的断言，还是海德格尔激烈的反对传统理性本体论；无论是德里达的否定中心论，亦或是巴尔特的文本叙事变化系统等，尽管论述各不相同，但是都没有否定本质的存在性。换句话说，各种说法仅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否定超越时空经验的穿越性本质，但肯定具体的历史的本质。所以根本也没有必要在“反”字上面大做文章。本质的存在是无疑的、可证的。但是本质本身绝对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变的，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组合。正因如此，人类才会对本质进行不断的探索追寻，这才构成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本质的流变是有速度的变，不是无时无刻匀速的变；本质的变是无方向的变，所以没有所谓的发展或倒退；本质是多元的组合的本质，多元之中亦有多元各自的本质，而不是统一组合的唯一整体。所以，基于本质的流变性，本质的暂时性、多元性，人类是可追求，可得到本质的，但是得到的仅暂时的，多元中的某些角度或方面的本质。因此，才更加促进人类求索的欲望和行为。所以流变从未停止，哪里来的什么传统与什么前后主义。有人非要给本质二字下个定义，实属画蛇添足，还不如让大家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方面结合相关的互动经验各自声明去呢。
二、人类发展的本质
人类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呢？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终结真理的刽子手不是上帝就是“谬论”。对于上帝的存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做了一些很好的解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动摇了上帝作为造物主的身份，解开关于人类诞生的信仰枷锁的同时，又把自然环境的力量冠以了异常绚丽的光环，而后的大量研究和论证将人自身的选择性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加以推崇，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人主观能动性的论说。其后再多的思想灼见也都是围绕着环境和人的交互作用徘徊焦灼。
所谓人类发展的历史都没有也不可能受什么固定的法则所统领或预示，这正是基于其本质的思考。波普尔认为人类发展的历史，一旦有人的介入，所有预测都会变得不可能，而那些历史主义的权威此时就将成为理性判断中的霸权。那么人类到底又是怎样发展的呢？笔者认为互动交流才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本质。首先，从生理机能自身运转来讲，是细胞与养分的频繁互动成就了生命的可能。其次，从心理认知发展方面来说，是意识与意识之间的互动产生了思维的活动。所以意识也是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意识是在行为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但是这个基础不代表时间上的先后，也可能是时间上的同步。再次，从人类社会发展需要来看，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才构成了社会的和谐和冲突，才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互动的双方或多方亦除了人之外亦或可以是自然界的生物，所以包括人与人的互动，人与物的互动。而人与人的互动又可以分为直接的互动与间接的互动，所谓直接的互动是人与人之间运用语言符号、行为表情的交流；而所谓间接的互动即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书本文字的人、物交流。只有互动之后的冲突碰撞才能促使更多更大的合作发展。所以区别于德国著名的社会学齐美尔的社会互动理论中互动的形式，笔者认为冲突与合作两种形式统一足以解释互动中的所有行为。所以，人类发展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频繁的行为互动，而环境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此时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则是充当了变异催化剂的角色，“变异”是说明它会改变它自身的状态、性能和质量。
三、教育发展的本质
教育贯穿人类生活的始终，但教育并不能成为人类生活的全部。而互动是人类发展的本质，则必将成为构成教育活动发展的本质，因为教育是人参与的活动，教育的发展就是人本身的发展。基于互动本质的教育活动赋予教育以崭新的发展意义。
1.创造力的解放
创造力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能力。任何人都有创造力，任何人更不缺乏创造力。人类正是在互动中增进创造，在创造中肯定自己。然而，正是因为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或是互动形式的单一，而造成了创造力的压抑。互动形式的单一不言而喻，那么互动的缺乏表现正是权威霸权和真理信条的极端崇拜。久而久之，得不到肯定的创造在匮乏的互动中奄奄一息。所以，打开教育中互动的大门，让人类在教育的活动中得到真正的发展契机。
2.知识观的解放
知识在人与人的互动发展中更新速度是一日千里，但是并不是说，对于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是越多越好，一方面是由于人的生命时间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知识只是故去的本质的集结，流变的本质还有待人类去创新探索。囿于旧知识的窠臼，永远不会得到新知识的殿堂。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需要批判和创新。但是，绝不是说旧知识就是一无是处，正是因为本质的流变的非匀速且无方向性，所以旧知识在某种时刻亦会重新成为某种改换了结构的新知。
3.师生观的解放
师生关系更多的是从具体行为上对互动本质的解释。在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师生参与者，互为对象。而现实中，往往很多教师习惯性的忽视了自己作为参与者和对象的事实，不是成为教学中的统治者，就是沦为课堂上的陌生人。所谓陌生人，即是把自己定义为一种价值中立的辅助角色。无论哪种角色都没有真正实现教育教学的真正目的。互动不是形式，互动是交流，是冲突，是合作，带有个人意识的思维碰撞才能激起更多创生的火花。
参考文献：
［1］［英］查里?达尔文.物种起源［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