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研究论文 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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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在比较文学学科萌芽时就已经产生，主要研究一国文学中异国形象的塑造和描述。近年来，对形象学进行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术热点之一。本文精选了8篇“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范文”，以供参考。

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精选范文8篇）之第一篇：关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关键词：思想史语境,比较文学形象学,比较文学,形象学

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 特别是外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研究, 不单纯是一个学术研究话题, 它很容易产生显着的社会影响力, 并显示出愈来愈强劲的生命力。它与目前中国“国际形象”的宣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中国国家文化形象的建设, 相互关联。中国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 从“他者形象塑造”研究模式起步, 发展到目前从跨文化传播角度, 探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里东方主义话语的研究策略, 更进一步的研究思路或可体现为思想史语境的他者形象阐释路径。

一、形象学研究的传统阐释思路

形象问题, 尽管复杂, 但无处不在:远方的异国形象、近处的异地形象, 大同小异。一旦自己的心理指向了异于本土 (本地) 文化的实存空间, 形象的想象问题, 便不期而遇, 形象学的研究就有了某种现实需要。这其中必然会特别关注“形象”的形成及其验证过程, 涉及到如何调整心态, 以弥补与现实境遇造成的文化心理落差。

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法国汉学家朱蒂特·戈蒂耶, 从不肯到中国来实地走走、看看, 怕破坏了他们心目中的唐宋诗词式的中国印象。毛姆来到了中国, 但不很适应, 因为他心目中的中国, 在汉唐盛世, 甚至是在《庄子·秋水篇》里, 是一个画屏上的中国印象。 (1)

我们一般人都会有一种游客心态与怀旧心理, 带着一种文学想象去参观体验, 多半又会失望。邢小利, 一个来自大秦关中长安的北方人, 在文字中书写着对文化江南的呼唤与无奈。他写南京的夫子庙, 说打眼看去, 街道两房满眼都是现代化的商家, 所售商品大多针对游客。又说秦淮河河畔不时传出老歌声, 但男声唱的是腾格尔的《蒙古人》和《天堂》, 女声唱的是韩红的《天路》。这让邢小利颇感困惑, 因为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怎么听怎么不是味儿。在邢小利或一般文化游客心目中, 是有如刘禹锡《乌衣巷》、王谢家族, 孔尚任《桃花扇》、李香君, 曹雪芹《红楼梦》、江宁织造, 朱自清、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这些文学人物、文学作品以及与文学人物有关的物与事, 塑造了南京的文化形象。他感叹, 与其说我们是冲着实地的夫子庙、秦淮河、李香君、乌衣巷来的, 还不如说我们是奔着文学想象、文化想象中的夫子庙、秦淮河、李香君、乌衣巷来的。面对全球化、一体化把一切文化个性都化没了而引发的巨大的文化心理落差, 邢小利最后的旅行体验只能是:“夜泊秦淮, 让我震惊, 也让我感到哀伤。” (1) 想必热衷于传播与研究中国文学的阿瑟·韦利, 如果踏足当时那个硝烟弥漫、满目疮痍的中国的话, 同样会感到震惊与无奈, 这是文化理想主义实践者的共同哀伤。 (2)

讨论文学中的异域形象, 可以置换成“文学”与“现实”的撞击与重塑问题: (1) 文学———因之于文学作品 (或历史地理着述) 的异域形象描述而形成的先在印象,(2) 现实———实地体验带来的心理落差, 以及由此带来的形象调整与文化反思, 诸如会重新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物质进步与精神退缩的关系等等。但这其中并不全是作家们 (形象制造者) 不着边际 (当然是出于自身目的) 的文化想象。因此, 比较文学领域内的形象学研究, 其理论基点及其研究路径, 值得反思。这就是理论正确, 还是事实正确。

关于形象学研究的基本理论, 我们的看法往往是:“形象学关注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 如何理解、描述、阐释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 但它并不要求从史实和现实统计资料出发, 求证这些形象像还是不像;它拒绝将形象看成是对文本之外的异国异族现实的原样复制, 而认为它只是一个幻象, 一个虚影。” (3)

在《中国不是中国: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 (4) 一文中, 我们谈及关于英国文化视域里的中国形象问题时, 也遵循了这样的思路:英国文学里涉及中国题材的作品, 所展现的其实是英国作家对中国的想象、认知, 以及对自身欲望的体认、维护。中国题材创作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形象问题。正是在这种对他者的想象与异域形象的描绘中, 不断体悟和更新着自我欲望。因此, 一种文化语境内异域形象的变化无不暗示本土文明的自我调整。这种异域形象一般同时包含三重意义: (1) 关于异域的知识,(2) 本土的文化心理,(3) 本土与异域的关系。英国作家通过中国题材所展示的中国形象, 也都包含着这三重意义。

首先, 异域知识为作家创作异国题材作品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这种异域知识的来源可以是书本经验, 也可以是亲身经历。不同时期里英国作家获取中国题材的途径不尽相同。但不管哪种途径, 在对异域知识的取舍利用时均受自身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文化理想所制约。

其次, 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的选择、认识和解释, 常常同时又是自己观念和立场的展示, 其中所凸显出的是本土的文化心理, 而且任何关于他者的新信息都必须先在传统视野内重塑再造后才能被接受。这样看来, 任何作家对异域文明的见解, 都可以看作是自身欲望的展示和变形。

第三, 至于本土与异域的关系, 任何民族起初都会表现出一种自我中心意识。事实上, 外国作家面向异国时并不要求任何相互的效果, 甚至不要求任何反馈也不要求对方理解自己的感情。他们对异域他者的描述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即乌托邦式的文化幻象和意识形态式的负面认知。

也就是说, 上述关于中国形象研究的基本论述思路是:西方的中国形象, 据说是西方文化的他者想象。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 在人间乐园或人间地狱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 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这就是我们处理中国形象问题的理论基点及其研究路径。

但是, 我们看到, 这种思路非常“后现代”, 不管从福柯的话语理论, 还是文化的表征理论上看, 无疑都“理论正确”。也就是说, 如果你从这些理论出发, 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背景上, 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 必然会得出这些观点, 或者, 这些观点在理论前提上已经设定了。这样一种以某种理论观点针对作品文本或文学想象套用的研究路径, 深受“本质主义”思维的影响。但是在“事实”的层面上, 这些理论能否立住脚?即便说西方的中国形象确有异想天开之处, 那也不能轻易下“纯属虚构” (即“东方不是东方”或“中国不是中国”) 的结论。

二、后殖民批评方法之于形象学研究的反思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 关注的是文本的权力, 于是, 总挑西方文本中的虚构处批判。西方的中国观, 真是那么荒诞无稽吗?究竟有多少是想象虚构, 多少是知识真理?一般小说 (虚构形象) 与学术着作 (汉学着作) 是否应该区分, 其间的互文性联系如何界定?而且, 想象是现实的延伸, 现实是历史的影子……所谓文化想象, 如果置于历史语境考察的话, 其实并不缺少现实依据。或者进一步追问, 我们为何要强调“他者”?是理论旅行的结果, 还是现实处境的需要?抑或两者都有?为何要强调“后殖民批评路径”?对中国读者而言, “外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研究所显示的启蒙意义, 如何体现?是否更适合于中国的发展?都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运用某种理论路径 (如后殖民理论批评) 研究各种文本里的“中国形象”, 所得出的结论大致相近。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这里涉及到理论产生的语境与理论应用的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种特定的理论方法, 确实能够启发人重新思考某些问题, 但一旦变成某种中心“主义”的理论出发点, 即有可能产生偏误, 主要表现为忽视现实历史语境以及异文化语境的丰富复杂性。观念先行带来的是思路偏颇与结论干涩, 进而失去了理论方法的质感, 尽管理论话语表述本身很能吸引人眼球。一种变成“主义”的批评体系, 作为一种变异体, 往往展示出某种侵占性, 有如外来物种的入侵所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 它总想放之四海而皆准, 因而无限夸大理论的价值空间。而复杂的事实往往会与这样的批评思路相左, 于是为了维护理论的话语支撑, 更要夸大宣传, 离事实的本相愈来愈远。笛卡尔说得好:“我们发现, 在大多数争论中间, 并不是真理位于人们主张的两种意见的中间所在, 不偏不倚, 而是哪种意见越说得偏激就离真理越远。” (1)

但是, 批判又是一种难得的策略, 片面的深刻, 与深刻的片面, 对目前学术界、批评界、文化研究界, 确实很重要。这对推动人们的思考与反省, 力量远远大于讲求“事实论证”的表述, 即像残雪文学观的意义, 或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表述。不过, 学理上的反思相对容易, 现实中则不易或不愿清醒, 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多元, 历史形成的文本中, 出现的这些中、西二元对立, 更有可能拿来作为现实对抗的工具, 就像后殖民主义 (东方主义) 思路那样。

其中, 特别是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出发的形象学研究思路, 因其激进的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色彩, 很能刺激我们的神经, 所以更值得我们中国学者警惕。张隆溪说得好:“我之不满于‘后学’者, 也正在其貌似激进, 实际上却起一种为现存文化和社会秩序辩护的保守作用, 并且以中国和西方的对立代替了对自身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批判。中国的‘后学’往往否定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职责, 甚至否定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中国‘后学’家们常提到的如赛义德等激进的理论家, 并未放弃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职责, 倒是赛义德在中国的解释者们对他这部分思想往往避而不谈, 讳莫如深。‘后学’家们虽然常常引用赛义德的着作, 以反对西方学者的‘东方主义’为标榜, 但他们将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的思想方法, 却与他们批判的‘东方主义’如出一辙。” (2)

这样, 我们中国学者对外国作品里中国形象问题的讨论, 出发点及目标如何, 就很值得关注, 因为这决定着我们研究者的“思想”附加, 即我们研究此类课题的意义何在。

三、异域形象研究:立场、身份及三个着眼点

如何弥补理论自身预设的偏误?有学者曾提出“本质主义”与“关系主义”两种文学研究范式, 并呼吁要消解“本质主义”, 提倡“关系主义”。 (1) 这有助于消弭理论预设或观念先行所引发的某些结论偏差。具体说来, 我们的总体心态要“内敛”:其一, 沉下去, 关注史料文献, 进入历史语境, 理清文学现象的系谱学或发生学脉络;其二, 缩小研究范围, 也就是立论的基点主要是处理文学交流史的问题, 而不必总盯着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宏大话题。

更进一步讲, 关于异域形象的问题, 所持的“立场”最关键: (1) 形象制造者的立场, 包括中国形象的西方制造者、西方形象的中国制造者,(2) 形象观看者的立场, 特别是观看者就是国族形象/区域形象的一分子的时候。

“立场”问题, 又都取决于自己的“身份”意识。而“身份”意识的有无与强烈程度, 背后又有历史惯性、文化积淀、经济状况的支撑。

“身份”意识是否强烈, 有两点特别明显: (1) 自身处于强势 (经济、国力) , 还是弱势?一般而言, 处于弱势地位的人, 身份意识越自觉越明显。 (2) 是否发生了与异域文化的交流?包括走出国门后的交流、移民国外后的交流、在本土与外国人/文化的交流、得自书本知识的交流……

这种感觉与认识, 在当代着名作家毕飞宇的讲演中也得到印证。毕飞宇说:

我对作家的身份一直比较木然, 对中国作家的身份也一样。一个写作的人, 没事的时候谁会去琢磨这个?但一个偶然的机会, 与许多外国作家走在一起, 有一个词大家重复特别多, 就是“身份”, 而讲这个词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特征, 大多来自亚、非、拉, 即第三世界作家。一位非洲女作家用法语写作, 但生活中, 几乎不用法语, 一直用她的本土语言。说起她的本土语言, 肢体动作就非常夸张, 载歌载舞的, 说她的本土语言多么的美。但这种本土语言, 覆盖面很有限, 所以写作时只能放弃她的本土语言, 用法语, 否则她的书就没几个人去看。法语其实已经是她的生存技能, 为了写作, 活下去, 不得不如此。到最后, 在写作的过程中, 她把她自己写成了“他者”。她的写作只是做了这样一件事:我不是你, 我是你。他们格外在意“身份”, 这是一种痛, 代价巨大。 (2)

因此, 我们首先要不断考证、追溯那些“现实”及“历史”, 即外国作家关于中国知识的“事实”来源, 对照作家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 再来考察其中所蕴涵的“思想”附加。可以发现不同作家笔下中国形象所体现出来的思想附加值大相径庭。这就有可能跳出“形象学理论+作品文本”的基本套路, 因为援用这样的思路, 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 因而失掉了学术研究自身的生命力。

我们对外国文学作品里中国题材的讨论, 以及中国形象的理解接受, 可以概括为三个立足点, 它们决定着我们采取何种分析策略:

(1) 以“传统中国”为参照物, 会辨别形象的真实或虚构, 以此解释“中国形象”的意义。

(2) 以“现代中国”为着眼点, 重在解构“中国形象”的虚构色彩。不论是乌托邦式中国形象, 还是意识形态性的中国形象, 都被质疑其合法性, 即所谓“中国不是中国”。批判意识是其中的主导思路, 这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国崛起的情结、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有关。国力的增强, 对文化力强盛的需要, 必先对历史遗产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清算。但其客观效果不佳, 中国形象的陈述与宣示, 尚缺乏较理想的表述语言。

(3) 以“未来中国”为切入点, 建构中国文化的宏伟大厦。其前提是要推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大力吸收普世价值 (人文愿景、公民意识、科学理性、法制规则) 的文化精髓, 这样才会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于“中国形象”的学术研究, 应该起一种“牛虻”的作用, 即便是负面的中国形象, 同样会产生某种警示作用。

四、负面中国形象的理解策略

如何看待负面形象, 或者是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可以尽量客观分析与理性解读, 有时倒是个反思自身、改变自己的好机遇。耳闻目睹的都是好听的话, 对国家民族来说, 或许是一个灾难, 因为听不到警醒的话。他者之镜, 毕竟不是可有可无的。鲁迅即在《伪自由书·电的利弊》中如此参照:“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 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 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 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 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 (1)

我们对“中国形象”塑造的态度如何, 特别是对负面中国形象的看法, 取决于我们中国读者 (研究者) 的立场与心态 (比如:国家力量的强弱、文化软实力的有无和强大与否、中国人形象素质如何) 。其实, 中国立场, 并不是处处以中国之是非为是非的思路立场, 而是借助于异域文化之镜, 来发现自身弊端以图谋有机发展的变革心态。前者是保守的, 或许其口号还是高举革命浪漫主义的、揭橥民族理想主义的, 其实是将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 是丧失信仰的思想危机的表现, 最低端的表现就是一种弃船心态;后者是改革的, 尽管其言论表现为彻底的自我反思与解剖批判的, 其实显示的是重建信仰的思想者的勇气与信心, 是一种历史的乐观主义和现实主义心态。

从理想主义 (传统) 走向经验主义 (现实) , 要经历一个思想危机的痛苦过程, 如何面对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负面形象, 从学理和政治层面都能印证这一思想危机的纠结程度与自我蜕变的试金石。以冷静的科学态度重审中外文明史的轨迹, 尝试从传统文化思想的某些禁锢中彻底解脱出来, 需要的是广阔的国际视野与丰富的生存智慧, 以及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

思想者顾准在题为《要确立科学与民主, 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1973年3月27日) 的文章中, 不断提醒与激发我们:

科学与民主, 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 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 也可以断定, 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 直到现在, 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 (中国) 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 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 这种“读史”, 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

中国思想是贫乏的。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 没有哲学。……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 他不知道, 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 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 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 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 这成不了“主义”, 只成了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 然而中国人太聪明, 懒得穷根究底, 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何况, 辩证法还必须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 黑格尔可以为证。也许没有宗教精神确也有好处, 因为科学与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 政治权威的平民化, 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 (2)

作为具有高度学术责任感的跨文化、跨学科的形象学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 应该将之与中国“国家形象”的自塑运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联系起来, 这构成了我们的阐释立场。反思传统研究路径, 尝试新的解读方法, 通过大量史料的实学研究, 着重从历史细节等微观角度, 再现“中国形象”所走过的历程, 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这种研究路径离不开思想史语境的引入与解析。

五、思想史语境里的形象读解及其建构

从形象学理论方法 (特别是后殖民批评理论) 出发, 研讨外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还是从思想史角度切入, 讨论中国题材及中国形象之再现或表现的历史语境, 得出有益于当下中国“国家形象”呈示的启迪?这值得我们讨论分析。

我们在一篇论文 (1) 中讨论过思想史语境阐释文学问题的路径及意义, 其基本出发点是构想如何超过那种习以为常的“理论方法+文本批评”的解读框架。其中特别提到:对文学研究来说, 思想史语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念, 如何凸显在我们现在的精神生活中, 以及我们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基本方式, 并反思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 人们所做出的对文学经典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立足于思想史语境的理解, 可以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文学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并对它们进行重新理解。同样, 这样的思路可以用之于他者形象研究: (1) 紧贴历史, 追溯文本里异域形象产生的多层因子,(2) 关注现实, 揭示我们研究异域形象问题的当下语境,(3) 撼动人的心灵, 异域形象研究的深度表述与启迪价值。将他者形象问题置于思想史视野中, 可进一步拓展异域形象阐释的学术思想空间, 揭示他者形象产生传播过程中的思想意义。也就是说, 从形象学研究的问题点出发, 关注细节, 见微知着, 以跨学科和语境式的解读与分析, 得出有益于当下人生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借鉴意义。

其中, 对他者形象的研究, 必然会关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其间涉及真与假 (形象) 的问题, 都呈现出国族形象建构中的思想史价值。而且, 形象建构者心理、思想观念的“伪/假”, 反而能体现出思想史演进脉络的“真”来。我们在追溯外国作家关于中国形象塑造上的“伪/假”现象, 重点是发掘建构者内在的心理“真相”。

这些历史或心理“真相”的揭示, 即回归到事物本来面目的考量, 就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 即承担着启蒙职责。因为, 启蒙就是I卫记忆, 揭示历史的真相, 而不应该只是各种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旅行中的某种注脚。前文已述, 即便是中国立场, 也并非处处以中国是非为是非的思路立场, 而是借助于异域优秀文化, 来发现自身弊端的变革思路。

摒弃理论束缚, 尊重历史常理。历史永远是正确的, 因为历史有纠错的功能。文化交流有自身的规律, 重要的是了解与认知中国传统文化, 在吸收外来文化中, 增强调适作用。中国文化向外走, 大势所趋。效果如何, 值得评估。如不推进国内的现代化进程, 尤其是人的现代化, 在西方人眼中, 中国仍会是个不可理喻的“妖怪”。

那么, 中国形象如何构建?中国既要加入世界市场体系, 又要进入世界话语体系, 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文化认同。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成为一种国际力量, 国家的影响力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成更包括公民的文明素质、政府的法治形象、知识分子的人文追求, 以及文化传统的繁殖力与适时性。这是国家形象的本质所在, 是急迫而需长期努力的方向。诺贝尔文学奖作家, 秘鲁的略萨在访华之后撰写文章《新鲜空气与苍蝇》:“我还是听到他们 (中国的知识分子) 当中的很多人抱怨年轻人, 特别是受到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公民生活和文化, 以及哲学、艺术和宗教等问题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兴趣。所有人似乎都热衷于获得很好的技术和专业培训, 为他们进入跨国企业、获得高薪或管理职位打开大门。大部分人只关心赚钱, 赚很多的钱, 生活得更好。” (2) 中国模式不应只是经济发展的模式, 还应当是精神价值模式, 使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精神充实、崇尚道德、遵守法律, 有民族自豪感。这有助于构建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立足于这种身份自信基础之上的阐释立场, 同样有助于客观理性地对待历史与现实中的他者形象问题, 以揭橥其在思想史上的认知与启迪意义。

注释

1、参见葛桂录:《“中国画屏”上的景象——论毛姆眼里的中国形象》,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7年第1期。

2、邢小利:《夜泊秦淮的哀伤》, 《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17日。

3、萧乾在伦敦与韦利初次见面时曾问及韦利是否到过中国的问题:“我问他在中国住过多久, 他说根本没有过。我抑不住惊讶地说, 多有趣的事呀!他说这怕是他周身唯一有趣的事。” (参见萧乾:《伦敦日记》//《萧乾全集》第二卷,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219页。) 韦利一生翻译的中国经典大都是古代文学, 现代文学几乎不涉及。在他心中, 中国最伟大的时代就是盛唐, 为此他发誓一生不踏足中国。他要为心目中的盛唐中国留一个美好的印象, 生怕现代轰隆隆的机器声及战争的硝烟毁坏他心中的那片圣土。

4、陈:《比较文学概论》,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220页。

5、葛桂录:《“中国不是中国”: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5期。

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精选范文8篇）之第二篇：《尘埃落定》的比较文学形象学解读

摘要：《尘埃落定》的形象学研究既有“国别”民族形象的英国形象研究, 也有“族别”民族汉族形象的研究, 表现出作者对英国“窃者”形象的痛恨和对落后野蛮文明的反抗, 充满着爱国之情;既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本民族藏文化的保护意识、自豪之情, 又折射出作者游走于两种民族文化之间的艰辛, 以及艰难抗拒本民族文化失忆的自我镜像。

关键词：《尘埃落定》,形象学,“窃者”形象,身份意识

《尘埃落定》中的人物形象有三类:汉人, 藏人, 英国人。作品中有大篇幅的藏族风土人情、人文历史的描写, 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也都是藏人。一个以藏族风情为背景的舞台, 上演着藏族末代土司的历史, 而当舞台上出现了汉人形象的时候, 又让人感到新鲜。在文本里, 汉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作品将藏族麦其土司及其家族的命运置于世界历史舞台上。作家又着墨描画几个异国人物形象, 如传教士查尔斯、“英国夫人”等, 尽管笔墨不多, 但这几位人物形象倾注了作家的心血, 用意颇深。每一类人物都有自己的叙事方式和行为方式, 他们是本族文化的象征与载体。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对《尘埃落定》的叙事视角、人物形象进行研究和深入分析。

一、傻子与作家文学形象学意义上的叙事重叠

文本存在着双线叙事, 一个是显性的, 即作品中主人公傻子“我”的视角;另一个隐性的, 来自书记官翁波意西。前者是看上去很傻的麦其土司二少爷, 后者则是拥有格西学位的僧人。在很多场合, 傻子不能言说的都是借翁波意西之口讲出, 如“我走到父亲身边, 说:‘没关系。北方老不下种不是他们聪明, 而是他们那里天气不好, 冬天刚刚过去又回来了一次。’这事是书记官翁波意西告诉我的。”[1] (P160) 这里是典型的借翁波意西的口讲出了傻子的想法。实际上, “这两个叙事人 (或人物视点) 都是作家这一个故事人的化身。”[2]由此, 在故事的叙述上, 就能找到一个相对吻合的视点, 即作家叙事的全知全能和傻子“我”的视角的全知全能的暗合。傻子的叙事实际上就是作家自己的叙事, 傻子眼中看到的形象就是作家眼中的形象。这种叙事方式是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结合, 这种叙事方式使作品人物与读者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距离, 并给读者留下了发挥想象的空间。因而当故事以悲剧结尾时, 观众会感到一种巨大的悲悯感和缺憾感。

从作家创作艺术形象的角度而言, 无论是汉人形象、英国形象还是藏族人物形象, 都是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家从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及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 将自己的眼睛与作品人物的眼睛重合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 傻子眼中的汉人及英国人形象也是作家眼中那个时代的汉人和英国人的形象。傻子和作家看汉人形象、英国形象的视角是暗合的。比较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形象, 其中一重意义就在于这个形象是由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研究的任务不是去追究他制作出的汉人形象、英国形象是否符合事实, 而是要去探索这些形象制作的过程和规律, 分析其社会心理背景以及深层文化意蕴。

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对藏民族文化保护意识的重叠

作家在创造形象时带着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倾向, 因而作家的个人身份往往成为影响他创造形象的主要因素。《尘埃落定》中的形象, 总是处于作家“自我”与所创造出的“异族”汉人———“他者”关系的自觉意识中。有着藏族作家身份的阿来, 在创造汉人形象、英国人形象的时候, 已经带上了他的民族意识, 而民族意识的根底主要是本民族的文化。

阿来从小受汉文化熏陶, 完全是用方块字作思维构架。汉文化对阿来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本身所携带的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们的文化态度、审美情趣之中, 这些因素形成合力, 使他们的民族文化身份意识具有多重文化因素。”[3]阿来父亲是个藏人, 母亲是汉人, 他的血液里流淌着汉人和藏人的文化因子。汉人和藏人两类集体无意识在他身上交织, 文化的复杂性造就了作品形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阿来有中华民族的大民族意识, 在这种意识里, 所接收的主要是汉文化。自小进行的双语教育, 灌输中华民族整体思想, 实际上少数民族作家的本民族意识在十七年文学里很大程度上是被抹杀掉的。直到改革开放, 民族意识在文学中才再次觉醒, 而到了阿来时代可以说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3] (P52) 从文本里可以读出两层意思。第一, 固有的对汉文化的敬仰与信任。傻子眼中的聪明人有四个:土司、叔叔、黄初民、翁波意西。四个聪明人里, 以汉人形象出现的是黄特派员。黄初民给麦其土司带来枪炮, 给傻子带来了商业上的改变, 还开了银庄。这些在傻子眼里, 在作家眼里, 处在文本所描绘的时代背景下, 都是先进文明的象征。汉人身上只有水的味道, 是不同于他们带有“羊的味道”的野蛮人。汉人在小说中虽然不是主要人物, 但是在作家创作出来的人物群及其故事里, 却是通过汉人来推动历史的前进。改变藏区的落后局面, 消灭土司制度, 作家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个看似并不重要的汉人身上。傻子眼中的汉人象征着权力与智慧, 作家通过傻子的视角, 传达出他对汉文化的敬仰与信任, 以及若想进入文明社会, 仍需依靠汉人的良好愿望。如果说傻子眼中的汉人是智慧与权力的象征, 汉文化可以帮助藏区走进文明社会, 那么在作家眼里, 藏区的文明就应该像傻子治下的地方, 对臣民充满着怜悯, 对下人充满温情, 而不是麦其土司及其长子所推行崇拜的暴君统治政策。第二, 藏文化的自主性。“由于青藏高原地区民族成分单一, 历来以藏族为主, 长期处于交通障碍造成的封闭环境, 从而使藏族同胞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一种相对单纯的与相对封闭的状态, 形成了比较单一的以藏族民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民俗特征”, [4] (P273) 因此藏文化也就保留了一份神秘。事实上, 藏文化无论是从地理还是从文化影响来看, 都是一种边缘文化。从历史来看, 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后, 西藏就逐渐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西藏和平解放, 中原汉文化大量涌入, 对原有藏文化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藏文化正在被边缘化, 藏文化中原有的一些神秘的事象, 例如苯教信仰, 都或多或少被消解。因而藏文化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

作家对汉文化中的先进文明成份予以肯定和赞扬, 但汉人并非完全是藏族人民的救世主。汉人形象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黄初民权利与智慧形象的另一面是干瘦低矮, 姜团长壮实形象的另一面是矮小和粗鲁, 傻子的生母, 雍容华贵的背后是身份的低贱。聪明的黄初民最终命运也只不过投靠“我”这样的一个傻子。红色汉人虽然强大, 但红色汉人想做的, 傻子“我”同样能做到。红色汉人要摧毁一切———高大的土司城楼, 顽固不化的土司, 但是傻子并不是死于红色汉人的炮火, 而是死于世仇。这种命运归途就是藏文化中一部分, 在强大与弱小间, 尽量保持着弱小的独立性。土司制度虽然腐朽, 但是藏文化却有自己存在的必要性。藏文化孳乳下的藏民, 同样有智慧与强大的一面。这样看来, 作家创造出来的傻子, 其实并不是一个愚笨、弱智的傻人, 他的言论与行动常常被实践证明是对的, 他有一颗宽容仁厚的爱民之心。种种行为都暗示着这个“傻子”不为人知的智慧和谋略。作家通过各种方式向读者暗示傻子其实并不傻, 他是如阿古顿巴一样机智与幽默的人物。

形象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语言, 可以用来言说和思维, 它表述了在被描写的“他者”与形象制造者———“自我”之间实际上存在的一种互动关系:形象的制作者可以是个人 (作家) 、集团 (社团、民族) 或半集体 (思想流派、观点) 。但无论在哪个层面上, “被制作出来的‘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了对‘他者’的某种否定, 对自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我’出于某种原因言说‘他者’, 但在言说的同时, 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否定了‘他者’, 从而言说了‘自我’。”[5] (P124) 作家在言说自我, 这个自我, 就是藏民族、藏文化。

制作出这样的形象, 实际上就是对汉文化中心主义的一种反抗。这种反抗很微妙, 微妙之处在于作家的身份。他不仅是藏、汉民族的混血儿, 更是藏、汉文化的混血儿。阿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 “从童年时代起, 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他说:“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特质。”而“汉语和汉语文学有着悠久深沉的伟大传统, 我使用汉语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 自然而然会沿袭并发展这一伟大传统”。[6]作家穿行于这两种文化之间。

作家作为注视者, 制作并审视这些汉人形象“他者”, 从“他者”这面镜子中看到了镜子里的“自我”, “自我”被塑造成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敬仰和对藏民族边缘化的担忧的一种镜像。但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作家又很好地处理了这种民族性问题。“作家并不一味去抵抗那些外在的、显性的他者文化, 而是把其中的部分因素纳入到本民族的文化中, 在和其他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磨合过程中从“他者”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化为自己的血肉, 进而使自己得到充实、丰富, 甚至积极的变革。”[7]

三、反抗异国侵略与爱国主义精神的重合

作家在《尘埃落定》中制作出的英国人形象的代表是传教士查尔斯和“英国夫人”。查尔斯是个传教士, 会讲藏语, 但是带着明显的西洋腔。他来到藏区的目的只有两个:传教和采集矿石样本。在藏区这样一个本土宗教势力极其强大的地方, 查尔斯只能依靠基督赚取土司太太和桑吉卓玛的几把眼泪。他表面是普及基督教义, 宣扬上帝救人创世纪说, 真正的目的是觊觎藏区的矿藏。显然, 作家塑造出了一个“窃者”形象。傻子的姐姐, 嫁给了一个英国爵爷, 离开藏区已经很长时间了, 她完全变成了一个英国人。在文本中, 作家专门立一节, 取名为“英国夫人”。这个英国夫人摆脱不了自己出生在藏区的现实, 但又极其厌恶这个地方, 发出“我怎么出生在这样一个野蛮的地方”的怨叹。作为父亲的老土司无法忍受这样的言论, 让她“再也不要回到这个地方”。能与自己的亲生女儿决裂, 可想对“英国夫人”恨到什么样的程度。“英国夫人”确实不想回到这样一个地方, 她回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再要一份嫁妆。“要嫁妆, 巴不得再有两三个有钱的老子”。[1] (P173) “英国夫人”回来就是为了攫取财富。作家在这里把西洋化的姐姐塑造成了一个“攫取者”的形象。通过“英国夫人”之口, 讲出“中国人害怕英国人”的事实。[1] (P176)

“创造者自我民族的形象, 它隐藏在异国异族形象背后, 但对异国异族形象的塑造起决定作用。”[8]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百余年的历史, 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入侵过藏区, 藏区抵御外来侵略成为大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藏区人们曾经勇敢击退过英国殖民者, 心中藏有一份自豪和骄傲。来到藏区的个别英国人, 却并没有被塑造成强盗, 而仅仅是小偷, 是个窃贼。这是藏民们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份民族自信的流露, 以及对历史上英国人印象的反映。对异国异族形象的抗拒体现了作家对藏区的热爱, 以及由乡土之爱拓展开来的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之情。

参考文献

[1]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2]廖全京.存在之镜与幻想之镜——读阿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A].当代文坛编辑部.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当代文坛》三十年评论精选[C].2012.

[3]刘俐俐.走近人道精神的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身份意识[J].民族研究, 2002, (4) .

[4]高层伟.中国民俗地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原文出处：张宏勇,喻齐.《尘埃落定》的比较文学形象学解读[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6(01):1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