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经典论述 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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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有一个“经典表述”,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但事实上这是对马克思本意的误解。
这段话是这样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为什么这段话不是马克思对哲学唯物史观思想的“经典表述”?
第一,马克思的本意不是要通过这段话全面表述自己的历史观,而是要说明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上论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我们还可以依据马克思当时的思想演化逻辑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经典表述”的前面,马克思说:我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
接下来就是上面所说的“经典表述”。
可见“经典表述”是马克思在研究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时得出的结论。但是,马克思为什么要研究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当时的思想发展阶段上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令他苦恼。在前面引用的“得出这样一个结果??”这段话之前,马克思曾经说:“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 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3〕这件难事令马克思苦恼。
因为,马克思在大学期间接受了黑格尔哲学,按照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市民社会,即社会日常的经济生活,是由国家和法来制约、规范、决定的,而国家和法又是绝对观念及其演化过程的外化。简言之,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黑格尔哲学的相应理论与生活中的事实相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在经济利益面前,国家和法总是苍白无力的,显然它们不可能是市民社会的决定因素。
这一认识促使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但是一时间他还找不到对经济与国家和法的关系的合理解释。“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 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这里所说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即本文第二、第一两条引文的内容。
以上论述勾画出了马克思当时思想转变的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即他在大学时接受了黑格尔哲学,认为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莱茵报》时期他发现现实生活与黑格尔哲学相矛盾,似乎经济利益比国家和法的观念更重要,于是他退回书房研究经济学,研究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究竟是什么关系,得出的结论就是所谓的“经典表述”。从上述逻辑中可以看出,当时马克思的理论兴奋点始终是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这是他研究工作的中心,所谓“经典表述”只是他就这一关系得出的结论。
结论是什么,概括地讲,就是“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在“经典表述”中这一结论体现在从“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开始”到“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中去解释”这一部分的论述中。
具体而言,就是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这些论述讲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或者说政治和法律以及市民社会等等社会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某一种社会形态变化发展的动力与机制。接下来从“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 ??”开始直到结束讲了社会形态的更迭与趋势。
这表明,“经典表述”只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研究结果的表述,不是在论述一种哲学历史观。顺便指出,在那段“经典表述”之前与之后,马克思都明确指出,包括“经典表述”在内的那些内容,是在叙述“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不是在探讨哲学问题。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典表述”不属于哲学,它所说的是关于社会的科学。
恩格斯曾经明确提出,“经典表述”所阐述的唯物史观是科学,而不是哲学。例如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最后一章,在全面阐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之后,
说:“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还加了一些例证。??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
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部著作写于1888年,是恩格斯晚年十分成熟的作品,它对马克思的历史观,实际上只是“经典表述”中讲的历史观,非常肯定地说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哲学。这种历史观应该属于社会学,是科学的社会学历史观,是对历史哲学的终结。它与哲学的区别何在?恩格斯说在于哲学是从头脑中想出事物的联系,而科学则是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从这样的标准看,“经典表述”所说的历史观强调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是社会科学,不能归入哲学。
第三,为什么“经典表述”讲的是社会科学而不是哲学历史观? 因为它对问题的思考还不彻底,在理论逻辑上有缺环。
这一表述把全部社会生活的变化归结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没有回答生产力又是怎样发展的,其动力从何而来,因而在逻辑上不完整。这个逻辑缺环事关重大。
首先,缺少了对生产力发展机制的说明,这种“残缺”的历史观就达不到哲学的深度。按照恩格斯的标准,科学的特点是实证,哲学的特点是思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对经验事实的总结概括,是客观规律,当然属于科学。
然而一旦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机制问题,我们便无法在经验事实中找到现成答案,而必须借助思辨的力量寻找唯物主义的解答并对各种唯心史观展开批判,从而步入哲学的领域。其次,缺少了对生产力发展机制的说明,这种“残缺”的历史观就不一定是唯物主义的。列宁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实际上并非如此。生产力的主要代表是工具,制造工具取决于人们的需要和各种精神性因素―――科技知识与审美观念等等,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因此,是不是唯物史观,最终要看是不是对制造工具的能力、对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做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承认生产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的人,如果他认为是人的思想认识决定工具的发展,那么按照“经典表述”的逻辑,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总之全部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展,最终都取决于天才人物的思想认识,这样的理论毫无疑问最终仍然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沿着这样的道路走向历史唯心主义的不乏其人。
可见,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那段话当做哲学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是不妥当的。
二
以上分析表明,完整的哲学唯物史观必须建立在对生产力发展机制的唯物主义解释之上。
真正唯物主义地解释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成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唯物性”基础的,是马克思的劳动实践思想。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中对唯物史观的形成从哲学史上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按照他的说法,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都认识到:社会制度是由人制定的,社会制度的制定取决于人的智慧、人的天性,而人的智慧、天性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因此陷入一种循环:“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实际上这样一来,一方面,人类的智慧发展,换言之,人的天性的发展以社会的需要来解释;而另一方面则社会需要的发展以人的天性的发展来解释。”哲学史上最接近唯物史观的思想家是圣西门。圣西门已经认识到财产关系、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意识到了生产工具在财产关系的性质与变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些思想已经与唯物史观十分接近,但是人制造生产工具的能力又是由什么决定的? 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圣西门也求助于人的天性。他提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社会理性的发展只能是个人理性发展在大范围中的再现。人的天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系统发展与它在某一个人身上的个体发展遵循同样的规律,它的发展是无需解释也无法解释的自然过程,与人自身无关。这样的回答使得圣西门的思想最终不仅不是唯物主义的,而且表现出某种神秘主义。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形成,最关键的一步是马克思用人的劳动科学地解释了人的天性从而解释了人的制造工具能力的发展。他说:“马克思的伟大的科学功绩就在于,他完全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近问题,他把人的天性看做是历史运动的永远地改变着的结果,而历史运动的原因在人之外。为了生存,人应该维持自己的肌体,从他的周围的外向自然中摄取他所必需的物质。这种摄取需要人对这个外向自然的一定的作用。可是‘在作用于外向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在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
普列汉诺夫的看法是深刻、正确的。他进一步说:“辩证唯物主义②说:人的理性不能是历史的动力,因为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可是一旦出现了这个产物,它不应该而且按其天性说亦不能服从以前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现实;它必然地要依照自己的式样和类型来改造现实,使它更合理。
辩证唯物主义正如歌德的浮士德一样,说: Im Anfang war die That! (行动在先! )
行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合规律的活动)向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它的全部实践哲学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
按他的说法,“行动的哲学”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最好概括。他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确定为行动的哲学、实践哲学,并认为这样的哲学对人制造工具能力的提高从而对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做了唯物主义的、合理的哲学解释。这一解释弥补了“经典表述”的逻辑缺环,把它与“经典表述”加以整合,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上述的“补充”或者“整合”是普列汉诺夫提出来的,但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吗? 实际上,它们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思想,只是我们以往满足、拘泥于“经典表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视而不见。
关于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话:“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形态,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把这一表述与“经典表述”略加比较可以看出,它包含了“经典表述”的全部内容,只是用语还不如后者成熟。但是它们有两点不同:其一,这里几次使用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及类似说法,说明作者是在着意表述一种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的唯物史观。其二,这一表述强调他们的历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进而用生产方式解释市民社会和全部社会意识。它与唯心史观的区别在于“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形态”。他们把实践作为自己整个历史观的基础,并明确指出生产力规定人的生活条件,但也“为新的一代所改变”,实际上是用“物质生产”即“物质实践”活动解释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两点重要不同告诉我们,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一表述因为写于思想形成时期而不够简练和准确,称不上“经典”,但它才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心目中唯物史观思想的自觉、全面的表述,所表述的才是一种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历史观。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段论述不是孤立、偶然的,它是马克思在此之前初步形成的唯物史观思想的集中体现。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初步形成了用劳动实践解释历史的思想。他说:“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并且二者必须是这个出发点,私有财产的历史必然性就在于此) 。”“运动”是指生产运动,劳动材料应该包括生产工具。这实际上是说,生产工具和劳动者本身是生产劳动实践的产物。他还说:“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很显然,这里是说生产关系是生产劳动实践的产物。关于上层建筑,马克思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 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本质上是由生产决定的。按照马克思的思想,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都是生产劳动实践的产物。最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样一句话:“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这句话实际上是马克思对自己上述历史观思想的概括,他强调,整个历史―――人类的社会历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都是以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
这也是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直到晚年都一直强调生产实践活动在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地位。
在写于1890年的一封信里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不仅如此,著名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就是恩格斯用基于劳动实践的唯物史观解释人类起源的光辉事例。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历史观是建立在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本文质疑“经典表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没有反映这个特点。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那段话虽然比“经典表述”更全面,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唯物史观的本意,然而它同样不能被称做“经典表述”,因为其中还缺少唯物史观特有的概念,思想表述的还不够充分、准确。哲学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是有待完成的任务。
三
本文不同意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话视为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还有一个理由,这就是,如果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中看,它未能反映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革命。劳动实践不仅仅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概念,它是马克思以及恩格斯所完成的哲学革命的实质所在。“经典表述”没有建立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不符合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基本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哲学革命,集中反映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这段话讲得再清楚不过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其他唯物主义理论的根本区别只有一点,即面对客观世界,旧唯物主义从物、客体出发,新唯物主义从人、人的主体性、人的活动、人的实践出发。马克思改变的不是某个具体观点,而是观察与理解一切事物的根本立足点。显然,一种唯物主义理论,如果体现不出这种立足点的改变,不是从人、人的主体性、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解释世界的话,它就不符合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在“经典表述”中我们看不到人、人的主体性和实践活动的作用,它所描述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其规律外在于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只能认识并服从它。在这里看不到人的主观因素、主体性、实践活动的作用,看不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看不到他的思想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
“经典表述”没有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哲学革命,但它为何100 多年来还被人们奉为“经典”? 这与恩格斯直接相关。人所共知恩格斯多次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概念,而他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经典表述”所说的内容。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注意到恩格斯认为自己所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哲学,而是科学,是体现了唯物主义哲学精神的关于社会历史的科学。
恩格斯对各门自然科学的成就加以概括总结,研究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形成了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相对立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的哲学世界观。从这样的哲学世界观出发,他对当时的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成就和马克思“经典表述”关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相互关系的理论,做了唯物的、辩证的解释。前者是他的“自然辩证法”,后者就是他一再说的“唯物史观”。但是,作为出发点的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是哲学,由此得出的“自然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恩格斯却反复强调不是哲学,是科学。他说:“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 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自然研究家由于靠旧的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
他指出:“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要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违背自然研究者的意志,使他们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不得不承认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废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
正因为如此,他才认为: 唯物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
可见,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经典表述”中的论述,不是建立了一种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恰恰相反,它使历史领域内的一切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了。
尽管如此,恩格斯仍然把“经典表述”中的理论称做唯物史观,这是因为他认为尽管这种历史观本身不是哲学,是科学,但它体现了哲学唯物主义―――它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除此而外,恩格斯认为哲学唯物主义为社会历史研究也即唯物史观的产生,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
可见“经典表述”是作为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体现。只有当提出并着手解答生产力的发展动力问题时,作为社会科学的唯物史观才超出科学的领域,上升到(或者说回到)思辨的层面,成为哲学唯物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晚期著作中反复阐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唯物史观,很少从哲学的层面以劳动实践解释人类历史,这是人们对“经典表述”产生误解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这样做的直接原因在于集中反映其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哲学唯物史观的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他们生前一直未能出版,此外还因为他们在创立唯物史观和宣传唯物史观时面临的任务是不同的。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矛头所指不是唯心主义,而是旧唯物主义,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必然一再强调人的主体性、主观因素、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人是环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产物,这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思想的革命性改造在于,他们指出环境又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人改变环境,被改变了的环境又反过来改变人。正是由于这一改造,他们才超越旧唯物主义最终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问世之后,它所遇到的怀疑和攻击却主要不是来自旧唯物主义,而是来自唯心主义。尤其在历史观问题上,流行几千年的唯心史观根深蒂固,是唯物史观的主要障碍与对手。这就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夸大人的主观因素作用的唯心主义,因而他们一再强调的是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唯物主义”,而不是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实践”唯物主义。恩格斯在晚年曾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这段话也可以用于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何以在中后期很少在历史领域提到“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反驳唯心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这一目的来看,“经典表述”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大讲其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对唯物史观表述形式的认识,实质上涉及的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理解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唯物史观是实践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话所说的根本不是哲学唯物史观,它只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学理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讲的是哲学唯物史观,但表述不够完善,也称不上“经典”。现有的所谓唯物史观“经典表述”,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哲学革命的基本精神,极大地影响、误导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研究并建立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本网编辑删除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