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都考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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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0日，钱琛走出北京市公考考场，深吸了一口气。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一周后的某事业单位编制考，钱琛几乎没时间休息，就要投入到下一场考试的备战中，想要“上岸”的决心最近变得格外强烈。

钱琛本是某线下培训机构的英语老师。2020年以前，“爱篮球、爱科比、爱自由”的他从未把进入体制内工作放进自己的职业规划里，直到疫情发生后，一年内接连两次的失业让他陷入极大的不安中，也对一份工作的稳定性有了切身的认识。

第一份工作的终结发生在去年4月。

“我研究生毕业就在这家公司了。当时因为不喜欢复杂的人事环境，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和这家创业公司之间，我毫无犹豫地选择了这里，但现实真的很shock。”钱琛至今都没忘记接到公司破产消息时的窘境。“当时我正在台上眉飞色舞地讲课，突然看到一条微信告诉我公司解散了，让我回办公室收拾东西。”有那么一瞬，钱琛觉得自己几乎“挂在”了讲台上，硬着头皮才把剩下的课讲完，“之前没有一点预兆。”

之后数月，钱琛一边讨薪一边找工作。疫情给了在线教育蓬勃发展的机会，却造成线下培训机构大面积死亡，几经妥协，钱琛降低了薪资预期，才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上岗没多久，钱琛就发现，课程的繁重远超他的意料，领导画的“大饼”一次没有兑现过。入职半年内，钱琛看着同事接连离职，项目组解散。再度失业时，钱琛已经连续五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了。疲惫、无望，“这种感觉就像提前步入了中年危机。”身心疲惫的钱琛经过权衡之后，决定备战公考，希望进入体制内“逆天改命”。

钱琛的经历只是众多想要回到体制内的年轻人的缩影。疫情的发生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公司举步维艰，每个身在其中的公司人都受到了直接影响，这也让原本就持续了十多年的“公考热”在今年继续升温。根据国家公务员网站统计，2021年国考报名人数达到157.6万人，是近三年来报名人数最高的一次，平均招录比为61:1，最热门岗位平均3334人竞争一席。

可以说公考的难度并不亚于任何一家公司的应聘难度，但公司人在经历了魔幻的一年，眼见被裁员、被降薪、被年龄歧视等事件的频频发生后，他们对于工作的认知又有了一次新的思考和迭代。2008年金融海啸后，国考报名人数激增近80万人，2020年疫情的发生，把国考的激烈竞争再次推向高潮。外面风雨太大，体制内成了年轻人最后的避风港。

为什么非要进体制？

“没有安稳，哪儿来的自由？”疫情后，“想明白了”的李洋诀别西二旗，回乡公考。

李洋最初是为了爱情来到北京的。在互联网大厂做游戏工程师，拿着3万多的月收入，李洋在朋友眼里几乎是“人生赢家”。但从到北京的第一天起，李洋最担心的，就是户口问题。

“我快30岁了，怎么也要想着组建家庭，但我一没房子、二没户口，没户口比没房子更严重。”在李洋看来，没有户口就始终只是“飘着”，在这座城市5年，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真正被这里接纳过。而互联网公司激烈的竞争和淘汰机制也让他始终保有危机感，“如果我要在这里安家，就必须维持现在的收入，但，35岁以后怎么办？”

除此之外，可观的收入，牺牲的是个人生活。“工作之余我几乎都是躺着，早上8点开始通勤，晚上10点回到出租屋以后根本没有心力做其他事。”曾经因为喜欢打游戏而从事这份职业的李洋，如今对游戏已经完全丧失了兴趣，“一看到游戏就头疼。”

2020年8月，李洋正式辞职，“雪乡”出身的他希望能在南方某座小城上岸。“我10月份通过了市考，但没过面试，现在报了冲刺班，准备先参加2021年1月的省考，再准备3月份的联考。”这一次，李洋意志坚定。

体制就像是一道高墙，无数年轻人想离开企业上岸，在国家的羽翼下寻求庇护。对于钱琛与李洋这样已经在职场中摸爬滚打过的公司人来说，上岸是妥协，也是归宿。而对于不少临近毕业的大学生而言，近几年激烈的就业环境已经让他们早早意识到稳定的重要性，并把进入体制内作为自己踏入社会的第一个职业选择。“虽然体制内也很忙，但总比到了35岁要被踢出去的强。”先后在几家互联网公司实习过的吴安被高强度的加班和末位淘汰制给吓到了，他不想一边透支自己的身体，一边还要承受随时可能被“请”出去的不安，于是今年他参加了公考。

除了寻求稳定之外，也有年轻人选择进入体制是出于这份工作带来的价值感。王蕾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本科读的建筑设计、研究生读的城乡规划，通过公考成为一名城市规划师是较好的出路，和她同专业的同学把进入体制作为第一就业选择的不在少数，“我希望能真正为社会做些贡献。疫情期间，北京的公务员昼夜无休，我也想加入到这个队伍里去做些事。”

“情怀因素是不能忽视的。”据同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方雅静透露，同济每年去西部就业的学生都超过300人。粉笔教育高级副总裁袁东也告诉记者，近两年的国考招录，都在向基层一线和艰苦、偏远的地区倾斜。“在2021年的招考公告中，这一点尤其被明确提起，希望有志于服务基层的学生和高素质的人才能够去工作、去奉献。”

名校生涌进体制内

不久前，北京大学官方发布的《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引发热议。该报告称，2019年北大超过75%的毕业生进入体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而在2015年，进入体制内的人数比例约在50%。

中公教育相关人士的观察也证实了这种变化，据他了解，参与公考的人群中超一半人数为应届生，尤其是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双一流”应届生与海外留学归来的毕业生加入到公考的大军中。

体制内待遇的提高被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是名校生纷纷进入体制的一个原因。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0501元，比2018年增长9.8%，而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3604元，比上年增长8.1%。再以大规模招聘“清北生”的深圳中小学为例，据早前《南方周末》报道，深圳部分学校硕士生入职可拿到28万元的年薪，而深圳教师的工资水平与当地公务员相当。

袁东的介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据他所言，在所有省份中，江苏、浙江、广东三省的公务员待遇最优，一年工资收入至少在10万元以上，再加上年末的福利待遇，足以保证一个年轻人维持不错的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也着实没能给年轻人更多的信心，显然他们并没有被“福报论”给洗脑，相反，对于未来他们显得格外清醒。“在我看来互联网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再进互联网公司，年轻时等着被内卷，年纪大了等着被一脚踢出去，我不想做这样的工具人。”在吴安看来，年纪轻轻就财务自由的故事发生的概率已经很低了，相反，加班猝死和35岁被裁员的新闻，倒是屡屡不断，“无论如何，体制内总归是要更有保障的。”

自由只是遥远的灯塔

在和多位备考生交流之后，我们发现低欲望是他们普遍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可能我本身就没有什么进取心，也没有什么梦想”“我就想35岁后安稳度日，有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就好。”整个采访过程中，这样的话从大部分备考生的口中说出，但体制内真的能给他们想要的安稳与舒适吗？

赵远本科、硕士都就读于211名校，日语专业。2018年，在父母的劝说下，赵远放弃广州的工作，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省公务员考试，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用1个月的复习时间，赵远就以笔试第一、面试第二的名次录取了家乡供销社的岗位。

进入体制后，赵远花了小半年的时间才适应了新的环境，在他看来，体制内的工作氛围与企业有极大的不同。

“体制内工作跟个人生活的界限不明显。你结没结婚、有没有小孩儿、家人的从业经历，同事之间都很透明。”这和赵远过去理解的同事之间的距离很不一样，“但如果你家里有急事要请假，领导基本也会批准，比较有人情味。”除此之外，让赵远不适应的还有体制内的论资排辈，“年轻公务员各种各样的工作都要干，白加黑是常态，一旦有紧急任务，比如上级政府下发了重要工作文件，就要通宵赶工。”

很长一段时间内，赵远都在思考自己工作的意义，自由和理想像是遥远的灯塔，无法触及。“目前看来，日语是用不上了。”在未来，赵远也不排除会离开体制。

2019年四川省省考，有一道作文题目是以“流与留”为题，题干中有如此表述——“这是一个选择多元的时代，良禽择佳木而栖，未尝不是人生的精彩。但从一而终，一平如底也是真实的写照。大河奔腾与曲水流觞都是人生最美的品质，你是流动，还是留下？”这或许也是每一个想要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必须找到的答案。

2015年5月，人社部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这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公职人员人数。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在编公务员716.7万人，事业编3100万人次。而拥有3亿人口的美国在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包括全职与半职雇员在内，公职人员共有2183万，其中包括公立学校教职员工、公立医院雇员与警务人员。

从服务比例看，中国是1名公职人员或是事业编制人员要服务34人，美国则是1名公职人员服务13.7人。“以北京天通苑为例，派出所民警的编制可能也就几十个，再去北京房产交易过户的大厅看一看，基本人满为患。”袁东举例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务员的扩招未来仍将继续，“当然，扩招速度也不能一蹴而就，这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相关。”

“如果这次没考上怎么办？”在钱琛的设想中，自己应该还会再尝试，一边工作一边备考。但同时，他也明确，上岸只是职业选择中的一项，想要回归企业，重新树立信心还要花些时间。经历这一年的动荡，钱琛觉得，准备公考的过程一定程度缓解了他的焦虑，“起码先让精神上岸。”

（文中钱琛、李洋、王蕾、吴安、赵远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