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面试基层治理 公务员面试热点解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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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抗击疫情中，社区防控阵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下沉干部严密排查、社区民警维持治安、卫生服务站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通过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有效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在疫情防控中，人们切身感受到基层治理的重要性。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由于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涉及全面的社会动员和管制，因此必须依靠最基层的社区来守住最重要的社会防线。随着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逐步向基层下移，社区管理服务资源不断增加，队伍力量不断加强，治理能力明显提升，为应对此次重大疫情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保障。

然而，在这次疫情防控中，面临着巨大压力和考验，服务管理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和不足。

一是基层公共服务依然薄弱，特别是基层卫生医疗能力，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群众的需求。武汉市在封城之初，由于医疗资源供需极度失衡，不得不建立分级分类就医机制，希望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辖区内发热病人进行筛选分类，并开展居家观察服务。但现实中可以看到，最基层的卫生服务体系实在难以担此重任，由于医疗人员缺乏，设施设备不足，救治能力有限，大量患者无法在基层获得及时服务和帮助，只能反复来往于多家医疗机构和家庭之间，成为流动传染源。可以说，疫情将许多地方家门口服务能力有限、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暴露无遗。

三是公众参与有限，社会协同不足。重大疫情打乱了原有的社会正常供需机制，导致社区体系一夜间成为连接居民生活健康需求与社会资源系统的中枢与转换器，不仅要负责拉网排查、联防联控、封闭管理、隔离转运等疫情防控工作，还需要承担生活服务、弱者照护等方面的职能，工作量较常态情况翻数倍不止。与此同时，我们在常态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动员范围其实较为有限，大部分公众事实上游离于社区公共空间之外，在突发事件中自然成为“看客”和“旁观者”，而难以转换成“积极行动者”。由于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连接并不充分，陌生人社会状态并未完全改变，紧急时刻就难以形成有效且持续的互助和互救。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因此，我们还需要抓住制约基层治理服务能力的瓶颈和问题，通过体制改革逐步缓解和改善，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夯实治理服务的社会根基。

第一，做实家门口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家门口”服务是指在社区层面设置、以15分钟服务圈为形态，以多元化的居民需求为导向的就近、便利、稳定的公共服务体系。家门口服务的建立和完善不仅能方便居民，更直接决定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分层分类的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夯实社区公共服务的基础，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健康、教育、养老、文化等基础性、基本性服务。

第二，完善治理结构，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一方面，要建立职责、权力、资源相匹配的职能体系，实现多层次管理体制的合理分工和分权。比如，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重点应急单元的管理等明确界定为市级政府职责，将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管理、市场秩序监管、环境综合治理等明确界定为区级层面职责，才能让基层真正专注于与辖区内民生相关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事务，避免基层陷入“小马拉大车”的超负荷运作困境。另一方面，要赋予基层政权组织在民生服务、社区治理等职责范围内考核、调动条线资源的权力和能力，逐步建立以“事”为中心而非以“权”为中心的基层协调机制，为基层赋权增能，提高其整体运行效能；同时，提高群众对基层政权组织和自治组织的监督、评议权力，推动基层更好服务民众。

第三，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高社会协同组织能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新时代必须提高基层政权组织连接、沟通、凝聚基层党员、群众和社会组织的能力，放手发动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连接既是一种静态的通道、渠道，也是动态的联络、沟通、互动。只有建立这种静态与动态的连接，才能塑造与提升基层组织的影响力、组织力和动员力，改变社区居民“原子态”关系状态，形成执政党主导下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良好秩序和局面。比如，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创造多种参与方式和形式；又比如，深度挖掘社区社会组织的内生资源，通过各种形式将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共同投身于社区环境改善、生活服务和事务协商，不断累积基于信任、理解、关爱和协作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这些深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正是紧急状态下形成有效社会协作的基石和条件。

第四，坚持体系建设与场景应用相结合，提高科技手段对社会治理服务的支撑能力。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群式发展，正在对公共治理和服务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和变革。今后在体系建设的同时，应该更注重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风险来“定制”与“设计”信息系统，提高信息系统的针对性、包容性和弹性化，增强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基层治理三大困境

一是治理结构困境：非均衡性治理结构与基层多元共治之间的紧张。鉴于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为了提高治理效率，近年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治理功能相融合并得到进一步强化，形成了党政合一的治理结构，并以制度化与行政化的方式深入基层，以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与社会风险。然而基层社会却是一个分工多样、利益群体复杂、价值多元的社会，具有分散化和差异化的特征。解决基层治理中难解的悖论，既要通过行政力量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以克服多元治理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又要尊重并适应基层社会的多元需要，加强基层治理的民众参与和多元共治。

二是运行机制困境：科层化冶理与基层社会结构的脱嵌。科层制运行机制强调的是，以政策文件和上级政令为依据，严格遵守办事的规章流程，在整个流程的每一个环节注重通过文字、表格、图片、视频等方式对所做的工作进行留痕处理。留痕管理有助于查验工作过程的正当性和完整性。但处于整个行政体系末梢的基层管理组织，不得不承接和实施来自“条”“块”等不同方向的上级政策与命令，而无暇顾及服务民众的基层社会事务，在这种治理压力下，科层制所要求的流程管理和留痕处理难免沦为形式主义的重“痕”不重“绩”。

三是治理手段困境：动员式治理和项目制治理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基层社会发展活力。改革开放之前，因常规性治理的制度资源供给不足而经常运用动员式治理手段。这种治理手段是通过突破常规运作过程，而采取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方式，以调动资源、集中力量而达到特定的目标。改革开放后，动员式治理相对减少，但税费改革造成了基层行政机构的“悬浮”和基层治理的困难。于是，在有关维稳、扶贫、食品安全、抗震救灾等方面，动员式治理大量引入基层，尽管动员式治理被纳入压力型体制而成为制度化的治理模式，但动员式治理手段也冲击了社会的内生秩序和自发力量。

1.疫情期间，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化街184号13栋2单元的楼长谢惠婷每天早上8时都会拿着消毒喷壶，戴好口罩，准时出门。谢惠婷是一位有着33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每天她从一楼到七楼，楼梯扶手、住户门口、走廊过道，她都仔细喷洒消毒液，动作敏捷、手脚麻利，半小时左右，整个单元消毒完毕。如果你是社区工作人员，让你组织一场向谢惠婷学习的报告会，你会如何开展这项工作？

2.疫情防控期间，基层各个社区村庄筑起了“拦路石”，阻止外来人员进入，有些村庄甚至直接用土堆挡住各条进村道路，造成来往车辆不便，对于这种行为，谈谈你的看法。

3.你是县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以服务基层抗疫为内容，做一个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