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演讲角 伦敦的演讲者之角能存活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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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公园是伦敦最大也是最典型的公园之一。在这片350英亩的土地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常见的公园活动：周末野餐、捡拾飞盘游戏，或者是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骑自行车。海德公园里还有一家艺术展馆、一家咖啡店、一个可供游泳和划船的湖泊。除此之外，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海德公园的东北角会看上去像爆发了骚乱一样。

但是这里其实并非是一片骚乱。公园聚集着一群人，其中大多数都是男性。人群的中间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小讲台，演讲者可以站在这里进行发言，其他人则会偶尔对演讲者提出质疑。这个场景每周都会出现在这里。

这个集会通常被人们称为“演讲者之角（Speakers' Corner）”。这个地方并没有随着过往时代的流逝而逝去。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面，这里每周都会吸引成百上千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辩论、聆听。在社交媒体如火如荼的今天（以及与此相伴随所出现的政治极度两极化），演讲者之角却能够继续存在，这证明，现实中的辩论拥有持久的价值——这个辩论不会涉及到人身攻击和无脑喷，它所依赖的，是不断变化的人群在这里一周又一周地进行交流和沟通。

Twitter、Facebook以及评论页面并没有使得人们放弃演讲者之角，这是有原因的。在大约150年的时间里，这个位于伦敦中央的集会地点已经成为了自由言论的一种持久象征。1872年，英国议会通过相关法案，准许人们在演讲者之角发言以及集会，这确立了演讲者之角作为自由言论区域的非官方地位。与伦敦的其他地方相比，这片区域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特权——例如，这里也不允许发布煽动仇恨的言论。而在实际生活中，只有当警察认为这里会对公共秩序造成威胁的时候，他们才会进行干涉。这项传统使得演讲者之角成为能让人们乐意出席，公开发表言论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

马克思、列宁、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等许多历史人物都曾来到这里。乔治·奥威尔亦是如此，他还曾将演讲者之角称为“世界上的微型奇迹之一”。他说，在这里，人们能够听到“印度民族主义、戒酒运动的支持者们、共产主义者、托派分子……自由思想者、素食主义者、摩门教徒、救世军、教会军以及各种各样的疯子们”的发言。

如今，这里的发言者更多是在传教布道，而非宣扬革命。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我曾去过演讲者之角几次。我遇到的演讲者大多是在争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真理，这些演讲者包括素食主义者、无神论者以及自以为的和平主义者。一些常客每周都会来演讲者之角，但也有一些人一年只来几次。海科·邱（Heiko Khoo）是这里的常驻发言者，他告诉我，对于那些参与活动的人来说，演讲者之角“映射出了这个世界”。他认为，这里能为人们提供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而在网络上，人们却只倾向于接受那些与自己观点相近的看法。他提到，虽然这里大部分辩论的话题都是宗教，但是，“这里的气氛却通常反映了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反映了演讲者之角的人群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特点。”

海科·邱非常了解这里。1986年，他第一次在这里进行发言。他能够吸引很多听众，并因此而有了名气（任何时候都有30-100多位听众）。他的演讲主要是关于英国和全球政治的当代问题。他告诉我，演讲者之角的大多数话题都不同于每天的新闻头条。“如果演讲者之角是官方政治辩论的反映，那么你可能会在这里听到某个人讨论关税同盟及其好处，”他在谈到英国脱欧的时候说道，“但是，我们通常不会讨论这些事情……因为这个讨论冗长乏味，非常无聊，没有人能够真正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

在外面的人看来，演讲者之角看上去似乎是一片混乱——一群充满热情的发言人毫无秩序地聚集在这里，他们站在临时搭建的讲台上进行演讲，还会时不时地与提问者进行争论。这里通常会有几个演讲同时进行，但是，演讲者们通常会遵循不成文的规则，他们不会故意提高声音，试图去盖过另一方。“你们之间需要保持20英尺的距离。”斯蒂芬告诉我。他也是这里的发言人，是一名退伍老兵。对于这里的常客而言，这里则是乱中有序。“如果你经常来这里，你就会意识到，那些互相争执的人其实每周都在互相争执，”菲利普·沃尔玛斯（Philip Wolmuth）告诉我。他曾写过一本书，题为《演说者之角：辩论，民主和扰乱治安》（Speakers'Corner: Debate, Democracy, and Disturbing the Peace）。菲利普·沃尔玛斯是一位摄影记者，三十年来，他都一直在记录演讲者之角。他说，这片地方一直都是在自我管理：“当然，警察会偶尔站在这里进行保卫，以防出现什么问题。”

这个平台基本没有任何规章制度，而且允许人们能针对一些问题互相争执——这个定义几乎也可以直接用来形容社交媒体。但是，当我将演讲者之角与社交媒体做比较的时候，海科·邱对此予以了否定：“演讲者之角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会面，是活生生的实体。”他认为，在网络中，用户之间通常是平等、匿名的，而演讲者之角则做不到这两点。“在网络上，你能够发表言论。你或许被人们乱喷，被人们反对，但是你仍然可以发言。在演讲者之角，如果听众反对你的观点，你无法说完自己的发言——除非你真的掌握了随机在人群中进行演讲的艺术。”

但是，他或许夸大了网络领域的水平。如今，Facebook等诸如此类的公司正面临着反噬作用，而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这些平台并非是他们原本以为的那种自由、公开的思想市场。算法能够决定向谁推送更多的何种内容。智能对话机器人倾向于推送那些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或者是传播错误信息。一些用户会威胁或者骚扰其他用户。如果说，演讲者之角的那些人由于演讲能力有限，因此所能吸引的听众也很有限，那么，同样地，Twitter用户也会想尽一些办法来获得有限的注意力。

演讲者之角

演讲者之角或许和社交媒体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却仍未被社交媒体取代。虽然社交媒体能够触达演讲者之角所无法接触到的听众，但是，现实生活中的辩论却比虚拟的辩论更加具有优势。“演讲者之角能够一直存在下来，这丝毫不令人奇怪。” 罗宾·曼塞尔（Robin Mansell）在邮件中告诉我。她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位教授，主要研究的是新媒体和网络。她提到，诸如社交媒体等新数字通讯能够完善或者改变人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方式，但是，它们“在历史进程当中还尚未取代旧式的交流方式，例如公开演讲”。

但是，演讲者之角也确实是受到了一些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将演讲者之角的辩论拍摄下来——这项趋势曾导致YouTube上出现了成千上万个相关视频。其中有一些视频的观看量只有数百次，但也有一些视频的观看量达到了上千次。“人们会把这些长达数个小时，未经剪辑的视频传到网上。即便摄影者使用的是十分精密的设备，但是，这些视频的声音质量仍然非常差劲。” 菲利普·沃尔玛斯在谈到这一行为时说道。他认为这一行为非常无聊。“演讲者之角的辩论被搬到社交媒体上之后，你就无法再去介入到这场辩论中了。你只是在看一个视频，然后在下面写一条评论。这和亲身前去公园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演讲者之角，你可以打断某个人的发言，对他说道：‘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回答我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同的过程。”

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将演讲者之角搬到网络上并不仅仅是无聊——而且会造成威胁。“评论中的内容会造成麻烦——评论可能会非常具有煽动性。”安迪告诉我。他是演讲者之角的常客。他说，在传统意义上，参与者会在每个周末进行辩论，下一周则会从他们之前结束的地方继续开始讨论。“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在整个一周当中，你都会看到评论里的那些充满恶意的内容。事实上，去年就有两派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对峙。”

伊恩也是演讲者之角的常客。他告诉我，尽管他不会上传视频，但是他却会去观看这些视频，而且他经常出现在许多视频当中。和安迪一样，他也认为，这些视频对演讲者之角的正常运行造成了挑战：“之前的演讲者之角并不像现在这样，”他说道，“这些视频会被传到网上。然后等到下周的时候，人们会走过来跟我说：‘我想要和你辩论，因为我上周在视频里看到你了。’”

在演讲者之角，尽管一些辩论会非常激烈，这里却很少出现暴力，但也确实曾经发生过暴力。3月，极右活动家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在进行演讲期间，人群之中发生了暴力行为。之后，这个视频被传到了网上。海科·邱说，那天他也曾被人群撕打，“罗宾逊喜欢代表被压迫的英国白人工薪阶层——演讲者之角的象征意义非常强烈，”他说道，“当时事态非常紧张，就像处在刀锋之上一样。这就是一种危险。”

有一位警察非常熟悉演讲者之角的历史及其复杂性。他告诉我，社交媒体对维护该区域的秩序造成了挑战。“这里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人们将社交媒体上的那种焦虑和仇恨带到了演讲者之角。”他还提到，警察基本没办法去阻止人们拍摄视频。“公园的管理条例是在今天的科技进步之前所拟定的。你能想象我们去跟别人说：‘抱歉，这里不能拍视频，能把手机关掉吗？’这不可能的，我们没办法做到。”

《泰晤士报》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有一些极端主义者和极右分子试图利用演讲者之角的象征性意义，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这些人正在“将演讲者之角变成一种武器，对其进行剥削利用”。这位警察对这一描述完全不认同。“这里确实有一些我们比较担心的人，”他说的是公园里那些比较具有煽动性的演讲者，但是他认为，网络对演讲者之角造成的所有威胁，都不是存在性的威胁。“所有事情都在演进，都会发生变化，”他说道，“这个地方不可能回到之前的样子。我们无法用警察力量做到这一点。”

（翻译：尉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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