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感想(如何评价明太祖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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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朱洗个地，虽然朱元璋收编吃人的青兵义兵、屠杀功臣、拷打士人、三十年时间里用垛集的法子把三十万百姓划成军户，但是，他和他的开国辅运武臣们可能真的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军方法。

在今天很多批判、反对明太祖的文章里，一个常见的批评角度就是“开国三年逃兵四万”，即洪武三年底大都督府给朱元璋的报告，称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发动第一次北伐）至洪武三年十一月的三年时间里，全国军士逃亡已有四万七千九百余人。这种逃兵现象，让朱元璋不得不开始制度化清查逃兵与缺员的行动。先是制订连坐的条例，军士逃亡军官负责，接着派出专人领导“清军“工作，后来又在全军编造“清勾册”，清查军士员额，形成明代“清军”制度的雏形。

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为军，卫所无缺伍，且有羡丁。未几，大都督府言，起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于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惩戒。小旗逃所隶三人，降为军。上至总旗、百户、千户，皆视逃军多寡，夺俸降革。其从征在外者，罚尤严。十六年，命五军府檄外卫所，速逮缺伍士卒，给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之。明年，从兵部尚书俞纶言，京卫军户绝者，毋冒取同姓及同姓之亲，令有司核实发补，府卫毋特遣人。二十一年，诏卫所核实军伍，有匿己子以养子代者，不许。其秋，令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又置军籍勘合，分给内外，军士遇点阅以为验。

《明史•兵四》

丙子，大都督府言：“自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终，军士逃亡者计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人。”诏天下诸司追捕之。

《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十九

今天人往往借题发挥，称这是洪武皇帝苛虐军士的体现，攻击朱元璋统治下的明王朝是无数军民的大监狱，如知乎“明太祖统治下百姓生活如何”问题下，就有人这样写道

何以当兵问题会成为泛滥天下的虐民之政？ 无非朱元璋对底层士兵全无制度关怀，差役繁重，又吝薄于待遇，士兵无以自存，群起开溜。想想看，连校尉、千户、百户等军官，在朱儿子面前都不被当人，动辄被砍死、射杀、灭族，要么被朱元璋牵入大案，整批诛杀。普通士兵生在这种时代，哪还有基本人权可言？所以即使刚开国，一边是明军南征北伐，高歌猛进。另一边却是“胜利者”们各种逃亡。开国才三年，军士就逃亡47900人之多。（《明太祖实录》）

这样的记载，在今天人看来确实是骇人听闻，洪武三年正是新生大明王朝高歌猛进的一年：正月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北伐，徐达出陕西捣定西以破王保保，李文忠出居庸关入塞外以追元主。这轮北伐明军大获全胜，左路徐达大破王保保，上演了一出“王保保木板渡黄河”。右路李文忠攻破应昌擒获元昭宗之子，昭宗仅领数十骑遁逃。五月又发兵攻占河州打开吐蕃门户。明太祖对北对西的攻势可谓大获全胜。

可就是在这样“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背景下，明军军士竟然不断逃跑，三年时间逃了四万七千之多，今天人看来实在难以置信。

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其他历史时期的逃兵案例，就会发现，洪武皇帝开国三年全国逃兵近五万人并非什么骇人听闻之事，恰恰相反，这恐怕还是对洪武君臣优秀治军能力的体现。

为何这么说？我们接着看。

1949年11月15日，新中国成立未满两月，聂荣臻便向中央上传了一份军政工作报告，题为《华北军区半年来军政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涵盖了部队整编训练、兵干思想情况、部队文化补习、部队剿匪行动等各方面。在这份报告中，排在汇报前段的便是逃兵问题，聂荣臻在报告中这样写

半年来，就军队本身来说：由严重不稳定逐渐趋于巩固。二十兵团每个军在九月份逃亡少者二三七人，多者四九一人，十月份每军只余百余人。二〇五、二〇六、二〇八、二〇九四个师，六月份逃亡总数一〇三七人，七月份七〇〇人，八月份七四一人，九月份五一九人，十月份（缺二〇九师）一〇七人。

《华北军区半年来军政工作报告》，聂荣臻，1949年11月15日 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资料选编》第11册

聂荣臻的汇报中尽管没有1949年下半年华北军区全局逃亡人数，但我们仍可粗略推算：1037（四个军区直属的师六月逃亡人数）+700（四个师七月逃亡人数）+741（四个师八月逃亡人数）+519（四个师九月逃亡人数）+107（三个师十月逃亡人数）+1300（二十兵团三个野战军在九、十月间逃亡人数的粗略估计，三个军中九月逃亡人数最低为237，最高为491，取一中间数为300，则九月三个军逃亡人数约为一千，再加十月三个军各百余逃亡者，算作1300）＝4404

如此我们可知，1949年9月至12月底，华北军区的逃亡人数至少有4400余人（没有12月的数据）

聂荣臻司令在1949年底的汇报里认为，部队已经“由严重不稳定逐渐趋于巩固”，但是，他的这一论断显然没有想到后来急转直下的形势：朝鲜半岛上战争的爆发、战争恐慌的广泛传播，激起了军区部队新一轮的逃亡潮。

2.对形势任务认识不足，忽略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严重威胁，认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而工作上松懈疲塌，满足于狭隘经验，助长自由散漫作风，以至武器生锈事件层出不穷…尤其严重的是部队逃亡的严重现象，一年来不完全统计，全区逃亡达2万余人，特别在整编、复员期间部队减员普遍现象，影响了部队的巩固。

尽管杨成武报告中的这个数字也只是粗略版本，但我们仍可将之与1949年年末的情况结合起来，粗算出“国朝太祖”开国以来十四个月的时间里，华北军区一个大区的逃亡人数：（至少）二万四千余人。

洪武皇帝开国，他那支旧式的封建军队，在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三十七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发动了两次北伐，扫平华北，进击塞外，南取湖广、闽粤。这支在洪武三年“天下守镇之兵及京师护卫之士不下百万”的庞大封建军队，在三年来一系列大战争中，有四万七千余名军士逃亡，平均每月逃亡一千二百余人。

而新中国的人民军队，不苛待士兵、不克扣伙食，在1949年10月年至1950年10月的一年里，华北军区四十万大军（四十万六千余人，这是1948年9月16日聂荣臻报告中的数字）几乎没有除了剿匪以外的作战行动，却在短短14个月里有二万四千余人（且是最低数字）逃亡，平均每月逃跑一千七百余人。这还只是华北军区一个大军区的数字，若是算上另外五个大军区，只会更多。

这么一看，令人惊奇的恐怕就不是“洪武初年军士逃亡奇多”，而是“洪武初年军士逃亡奇少”了。而该让我们探讨的问题，除了洪武时期军户待遇低下与否，应该也有洪武时期明军的军队组织是如何保障军队没有大规模的逃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