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化中的佛教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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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文化融入满族文化

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从此，满族作为一个崭新的民族共同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随着佛教在满族中的广泛传播，佛教文化也逐步融入到满族文化之中，并对满族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理念中的佛教思想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仅实行了尊崇佛教的政策，广修寺庙，优礼僧人；同时，还以天佛的名义训诫臣民，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以加强对臣民的思想控制。例如，努尔哈赤曾训谕僧人和贝勒大臣：“彼因信佛，不娶妻室，不食人间粮谷，择精食以为生。其能立志制胜者，何处有之？是乃福也。所谓福者，夫乃信奉神佛，苦修今世之身，求得福至，以求来世生于吉祥之地所以求福也！尔诸贝勒、大臣，与其仅求一身之福，何如克成所委之事，以善言训育属下众民，去其邪念，开导民心，同心向善。对上不背于汗，忠诚尽职，则尔等亦可扬名于当今，传闻于后世，是乃功也！福也！”［20］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训谕他的儿子，如果“悖理行事，那么天、地、佛、神祗等一切神皆以为非，灾殃将到，寿命不长，中途死亡”；如果“牢记父汗的训言，不违背，正理营生，那么天、地、佛、神祗等一切神都爱护，增寿，永世长存”。［21］皇太极继位后，也经常以“天佛”的名义谈佛论法。例如，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在给袁崇焕的信中曾说“人君者，天佛之子也”，［22］将自己视为天佛之子。他还将佛与法联系起来，认为“法者，谓佛之法”，从而把国法与佛法等同起来。［23］由于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带头以“天佛”名义说教，把“佛法”作为他们的统治思想，其属下臣民也经常口称“天佛”，谈神论佛一时蔚然成风。天聪九年（1635），汉官祖可法奏本说：“今金国兵马兴旺，是皇上有道感动天神保佑，佛祖拥护”。［24］甚至辽东地区的汉人也深知满族崇佛的风气。崇德元年（1636），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率军征讨明朝，进逼锦州。城内有道士崔应时等人欲给清军作内应，试图里应外合，夺取锦州。崔应时派人致书多铎，这封书信颇具典型性，可以说是投其所好，以天佛的名义向皇太极示好，信中称“天聪汗立后，诸佛下界，扶助天聪汗即帝位。……观音菩萨驾云显圣，高呼‘天聪汗’，命将我国真玺送与尔。……大金汗将复立为天下共主，因其为弥勒佛所生。……佛曰：‘观音菩萨助大金成帝业，是使天聪汗救天下也。’”［25］可见，在当时满族的政治理念中，神佛已占有指导地位，已成为满族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二）服饰中的佛教饰物皇太极将国语、骑射、服饰视为满族文化的根本，把服饰视为“立国之经”，［26］可见其对服饰的高度重视。由于对佛教的尊崇，在努尔哈赤时代，满族人的服饰中就已经出现了佛教饰物。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鲜人申忠一曾出使努尔哈赤驻地费阿拉，看到努尔哈赤“头戴貂皮，上防耳掩，防上订象毛如拳许。又以人造莲花台，台上作人形，亦饰于象毛前。”而其他“诸将所戴，亦一样矣。”［27］显而易见，努尔哈赤帽子上的“人造莲花台，台上作人形”，可知必是佛像或是菩萨像。根据后来清代皇帝冠顶镶嵌金佛的典制，追根溯源，可知必是佛像。而“诸将所戴，亦一样矣”，可知这种镶嵌有佛像的帽子，在当时并非努尔哈赤个人独有。这是笔者所见的满族服饰中出现佛教饰物的最早记载。这条史料证明，最晚在万历二十三年，努尔哈赤及其手下诸将就已经戴了镶嵌有金佛的帽子。努尔哈赤还多次将镶嵌有佛像的帽子赏赐给他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领兵攻打叶赫部乌苏城时，该城大臣出降，努尔哈赤以所戴镶嵌三粒东珠金佛煖帽赐之。天命八年（1623）九月，努尔哈赤赐桑噶尔齐舅舅“戴金佛凉帽一顶”。九年正月，努尔哈赤赐给恩格德尔额驸莽古尔岱“钉金佛头貂帽各一顶”。［28］从努尔哈赤赏赐的帽子中，可看出镶嵌有金佛的帽子类型有煖帽、凉帽、貂帽几种类型，已经不是孤立出现，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除了镶嵌有佛像的帽子，萨尔浒之战后被俘的朝鲜人李民还看到努尔哈赤“常坐，手持念珠而数。”而其他将领“颈系一条巾，巾末悬念珠而数之。”［29］由此可知，佛教的念珠悬在“巾末”，也成为满族服饰的一部分，这也是清入关后皇室贵族和官员佩戴的朝珠的雏形。皇太极时期，将满族服饰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崇德元年（1636）五月，制定了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所用帽顶、金佛头、腰带品级，并定和硕福晋、多罗福晋、多罗贝勒福晋所用帽顶、金佛头、簪子、项圈品级。金佛头已经成为王公贵族及其福晋帽顶装饰的一部分。按品级高低，帽子前金佛头所镶东珠数目依次递减。［30］冠顶镶嵌有金佛头，并以典章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在中国服饰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见佛教对满族影响之深远。皇太极时期，对官民服饰制度都作出了具体规定。《清史稿》评论说：“盖清自崇德初元，已定上下冠服诸制。高宗一代，法式加详，而犹于变本忘先，谆谆训诫。亦深维乎根本至计，未可轻革旧俗。祖宗成宪具在，所宜永守勿衍也。”［31］这表明，崇德初年制定的冠服制度，奠定了有清一代服饰制度的基础，它已经被作为“祖宗成宪”继承下来，后世只是在一些具体细节上有所补充和完善而已。皇太极时期，除了王公贵族的帽顶上镶嵌有佛像，在礼尚往来的礼品互赠中，也出现了大量镶嵌有金佛的帽子。例如，天聪五年（1631）正月，皇太极赐给图梅贝勒“镶金佛头貂帽一”。四月，喀喇沁部进贡给皇太极的礼品中就有“钉金佛倭缎帽”。崇德元年五月，科尔沁部和硕土谢图亲王、和硕公主辞别时，皇太极赏赐给他们的礼物中就有“镶东珠宝石绿松石金佛云纹菊花顶凉帽一”和“前后钉金佛煖帽及凉帽”。［32］从中可以看出，镶嵌有佛像的帽子又出现了倭缎帽、前后钉金佛煖帽及凉帽等类型，种类较努尔哈赤时期更多，表明其已经更为普及。

（三）萨满教中的佛教因素萨满教作为满族的传统宗教，历经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始终保持了自身独特特点。但在明末满族民族形成阶段，由于受佛教的影响，萨满教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所祭神灵的重大变化努尔哈赤对佛教十分尊崇，还将释迦牟尼佛像供奉于堂子，每次拜堂子时，也同时祭拜佛祖。［33］至皇太极时期，在清宁宫祭祀的萨满教的神灵中，增加了朝祭神佛祖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和关圣帝君。佛、菩萨是佛教中的神佛，而关圣帝君既是道教中的“三界伏魔大帝”，同时也是佛教中的“伽蓝菩萨”。由此可见，佛教中的佛祖、观音菩萨、伽蓝菩萨都已成为萨满教的祭祀神灵，并成为优先祭祀的朝祭神，享有很高的地位。2．祭祀礼仪的新变化满族萨满教的祭祀仪式最初是很松散的，并没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具有一定的自发性、随意性。到了皇太极时期，由于受佛教的影响，萨满教的祭祀仪式也出现了佛教习俗，并作为制度确定下来。例如，崇德元年，皇太极下谕旨：“前以国小，未谙典礼，祭堂子、神位，并不斋戒，不限次数，率行往祭。今蒙天眷，帝业克成，故仿古大典，始行祭天。伏思天者，上帝也。祭天祭神，亦无异也。祭天祭神，倘不斋戒，不限次数率行往祭，实属不宜。嗣后，每月固山贝子以上各家，各出一人斋戒一日，于次早初一日，遣彼诣堂子神位前，供献饼酒，悬挂纸钱。春秋举杆致祭时，固山贝子、固山福晋以上者往祭，祭前亦须斋戒。除此外其妄率行祭祀之举，永行禁止。”［34］萨满教祭祀时实行斋戒，体现了鲜明的佛教色彩。3．宗教思想的变化萨满教的特征是认为“万物有灵”，多神崇拜。满族形成阶段，萨满教的宗教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轮回转世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思想，这显然是受了佛教的影响。这些佛教思想在一些涉及到萨满教的民间故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四）岁时节庆习俗与崇佛满族的一些岁时节庆习俗也深深地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农历新年前夕，为供佛、祭祖，家家事先要制好糕饵、米儿酒等供品。在腊月三十下午，请下香碟，拈香礼佛、祭祖，元旦（当时指正月初一）清晨再祭。礼佛、祭祖是过年时的重大事项，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都非常重视。［35］皇宫中祭祀神佛的仪式更是隆重。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都要把清宁宫供奉的朝祭神佛、菩萨、关帝等请至堂子供奉，至第二年的正月初二方请回至清宁宫。［36］每到元旦，努尔哈赤、皇太极都要率众到堂子拜神，祭祀包括佛教神佛在内的神灵。皇太极仅在崇德八年（1643）正月初一，因身体不适，未亲自去祭拜，但仍遣众大臣去堂子祭祀。［37］四月初八日是佛祖释迦牟尼佛诞日，又是“浴佛节”。这天，也要在堂子殿中“悬神幔”，［38］并把清宁宫供奉的朝祭神佛、菩萨、关帝请至堂子，并给佛像举行浴佛仪式。仪式结束后，再恭送回清宁宫。［39］崇德元年，皇太极又规定“每年四月初八日，内府并每旗王贝勒一位，依次往堂子备供。是日，内府以下及各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报祭、不宰牲、不理刑名。”［40］这表明不仅要在“浴佛节”举行浴佛仪式，同时还规定全民族在这一天不准从事“宰牲”等活动，以遵从佛教习俗，佛教中的浴佛节俨然已经成为满族全民族的庄严节日。

（五）建筑艺术中的佛教文化印记佛教文化还体现在满族的建筑艺术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修建的盛京皇宫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盛京皇宫中的大政殿是皇帝举行朝会、大典之所。大政殿的须弥座式台基，殿顶瓦上的相轮、火焰珠，殿内天花藻井中的莲花、八字梵文、法轮宝珠等，具有明显的喇嘛教风格。大政殿攒尖顶的莲花宝刹也来源于喇嘛教的吉祥物八物之一。另外，宝顶相轮处系有八条铁链，有八个金刚力士侧身牵引，象征“八方归一”。从佛教的角度看，八方寓意各方，象征各方众生都一心向佛。同时也预示清朝是各方的共主，天下各方都归附清朝。崇政殿的天花也是以梵文、相轮和宝珠作为装饰。［41］崇政殿、清宁宫等建筑的台基和大政殿一样，均为须弥座式。须弥，系梵语，意思是妙光，妙高，是印度神话中的山名，后来为佛教采用。佛教认为须弥山是人们所住世界的中心，三界诸天也依之层层建立。［42］除了盛京皇宫之外，在盛京城市规划上，也有鲜明的佛教特色。皇太极在盛京周围修筑了东塔永光寺、西塔延寿寺、南塔广慈寺和北塔法轮寺。修建这四塔的原因，学者王明琦认为是崇德八年皇太极病重时，为了祈祷自己康复而做的一种法事活动。［43］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用喇嘛相地法，每寺建白塔一座，云当一统”，［44］即修建四塔的目的是为了祈福清朝能一统天下。不管是何种原因，都是以祈福为目的，只不过是祈求君主身体康复或是清朝一统天下的区别罢了。这种在都城四周建寺建塔的城市规划格局，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规划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六）丧葬习俗中的佛教色彩一个民族的丧葬习俗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满族人的丧葬习俗既传承了其先世的习俗，又受汉族影响，同时也糅合了佛教的思想。据史料记载，满族人死后，“既殓之三日，喇嘛诵经，曰接三，以死后之第三日必回煞也。接三者，近接魂魄也。……逢单七，辄招僧讽经，双七则否。”［45］若是富贵人家办丧事，仪式更是隆重，要于二门外奏乐，并请和尚、喇嘛、道士念经。从停灵起即开始请和尚念“倒头经”，亦称“往生咒”。以后每次祭奠活动都要伴以念经。大规模的念经以七日为一坛，有由本家自办的，也有由亲友赠送的。经分为僧、道、番三种。如经多无法按七天一坛安排，就让僧与道，或道与喇嘛同时对台作法事，俗称念“对台经”。通过念经为死者追荐冥福，超度亡灵。［46］除了请僧人念经外，死者身盖印有梵文的陀罗经被，意为预防“炸尸”。［47］凡是正常死亡的年长者，棺材头部外侧一般画楼阁图案，棺尾外侧画莲花图案，取头顶楼阁，脚踩莲花之意。［48］这些显然都寓意于佛教。满族人死后的停灵天数有一七、三七、五七、七七不等，之所以如此，是缘于佛教认为，人从死后到出生这个阶段，亡灵有“中阴身”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周期，不得生缘，更续一七，至七七必转生。［49］皇室办丧事也要请僧道念经。崇德六年（1641）九月，皇太极最宠爱的宸妃病逝。初祭宸妃时，皇太极命喇嘛僧道“礼佛讽经”。祭祀完毕后，皇太极还赏赐给念经的喇嘛僧道鞍马、狐裘等物。［50］十月，皇太极追封宸妃为元妃，并率众往祭，又命喇嘛僧道“礼佛讽经”。［51］皇太极死后举行葬礼时，王公贵族及其福晋参加完祭祀仪式后，要“归第斋戒”，并且还规定“禁止屠宰凡十三日”。［52］这些都是佛教的习俗。同时，对丧葬仪式中对佛不敬的行为，也都予以制止。例如，天聪六年（1632）十一月，皇太极言及祭奠事宜时，认为“世俗多用纸为楼塔，上造佛像，焚化以资冥福，甚非所宜。佛岂焚化纸具，可以祈福乎”。遂下令对类似行为“著永行禁止”。

二、结语

综上所述，满族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佛教文化因素，佛教文化成为满族文化的重要来源和构成要素，从而使满族与汉、蒙、藏等其他信仰佛教的民族在宗教文化上同源，有了共性。满族既信仰本民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同时受其他民族的影响，又尊崇佛教，这表明满族既有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精神，同时，对其他民族文化又有很强的兼容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萨满教已成为满族维系本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而佛教则是维系和凝聚汉、满、蒙、藏等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纽带。通过佛教这一纽带，清朝赢得了其他民族的好感和认同。例如，天聪八年，皇太极派兵击败察哈尔部林丹汗，其部众归附后金。墨尔根喇嘛携带察哈尔民众顶礼膜拜的玛哈噶喇佛和《金字写本蒙文大藏经》前来归顺，此举颇具象征意义，它表明全民信仰喇嘛教的察哈尔承认皇太极为蒙古喇嘛教的最高保护者。皇太极还邀请西藏高僧前来宣讲佛法，通过喇嘛教与西藏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崇德三年至八年，包括达赖和班禅在内的蒙藏宗教领袖就13次派人通使清朝。［54］这些事例也都证明了清入关前所实行的宗教政策是较为成功的。在面对其他民族的不同宗教时，满族统治者并没有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了因俗而治、兼容并包的政策，使其融合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在宗教信仰上与其他民族取得了共识，赢得了其好感，进而获得了其在政治上的支持。清入关前，信奉喇嘛教的蒙藏地区从宗教情感上就已经对清朝产生了认同感和向心力，这对清朝的崛起和最终统一中国发挥了巨大作用。清入关前满族文化中的佛教文化因素，在清入关后继续得到发展和普及，对满族文化和满族民族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清入关前的宗教政策也为入关后的统治者所承袭，对各民族的宗教和文化实行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在保持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使各民族文化中的共性因素不断增强，从而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化的进程，真正实现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并最终促进了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清代成功的宗教政策，对我国现阶段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作者：孟繁勇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