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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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论文范文第1篇

（1）就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情况来讲

信用风险是我国金融行业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对于我国金融机构来讲，其两大主线业务分别为贷款和投资。这两大主线业务都需要对借款对象以及投资的项目的信用等级进行准确的评定。不过信息拥有不对称的特性，这就造成了金融机构对借款对象以及投资项目所作出的判断经常出现不准确的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借款人以及投资对象的信用等级。所以，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进行交易的客户没有能力履行约定的风险，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信用风险。在金融机构运营的过程中，如果其不能对有问题的金融财产进行及时准确的区分等，都将会对金融机构的持续平稳运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2）金融的操作风险

也是目前我国众多金融风险中的一种较为常见的表现。根据金融界著名的巴塞尔银行有效监管的核心理论，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操作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第一种来源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运行所用的信息技术系统出现失效等情况或者是受到灾害性实践的影响，对金融机构造成的影响；第二种来源是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控制以及公司的管理制度出现问题，造成相关制度的失效，金融机构对一些不良事件的发展不能及时进行应对从而造成的损失。通过对近年来我国金融行业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来看，由于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机制起不到作用所引起的操作风险占据了绝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也成为我国金融行业所面临的一个共有性问题。通过对我国最近一年到两年的金融机构发生的事故进行整理分析可以发现，金融行业出现操作风险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种原因所导致的：第一，操作风险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管理层的腐败造成的；第二，造成金融机构存在操作风险是由于金融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进行违规操作所造成的；第三，金融机构存在操作风险也可能是由于金融诈骗等违法事件的发生所造成的。特别是近些年来，在我国金融行业中特别是一些商业银行经常出现一些事故，这与金融机构实行内部的监管模式发展完善、管理模式的改革以及对金融机构的投资、借贷等业务实现规范化管理，使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发现的较为隐蔽的案件集中的被发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总体来讲不管是何种原因引发的案情，都说明了我国的金融行业中存在着非常高的操作风险，这在极大程度上违背了我国构建现代金融企业的战略规划，频繁出现操作风险，在使金融机构受到较大的资金损失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影响了我国金融机构的在海内外的声誉。

（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跨行业

跨市场的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我国金融行业所面临的新的危机。就目前我国金融行业的组成情况来讲，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证券、期货市场；二是各银行之间的债券市场以及外汇市场；三是同行业的拆借市场。目前我国金融行业的各机构之间都在快速开展金融的创新，但是这种创新的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但是也给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2从金融法律的视角看待我国的金融风险

就目前我国的金融行业的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大多都是因为多年的积累造成的，这是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一个集中体现。造成我国金融行业高风险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改变，同时社会的环境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二是我国的金融体制设置不合理，相应的监管模式相对落后；三是我国的金融法律缺失等。如果从金融法律的角度分析，金融法律从其发挥作用的情况来看主要起到工具的作用，其主要作用是协调金融监督管理者、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产品当事人之间的一系列的交易关系。金融法律制度除了规范法律关系这一功能外，还具有惩罚、鼓励或禁止、引导等多种功能，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使各方当事人能准确地计量一种可期待的利益或可预期的损失。因此，金融法律的完善与否在本质上影响着金融交易中的产权保护力度，也就直接影响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程度与金融运行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以规范金融监督管理行为、规范金融经营主体和经营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基本金融法律制度。而在行政法层面上，又有《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约束金融监督管理者的行政行为。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日益深入、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日渐加快以及金融业自身创新动力日益明显的大背景下，现行的金融法律制度安排已经难以适应变化着的金融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需要。

3我国金融立法的价值取向

金融法论文范文第2篇

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两者间存在很多问题，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重点内容。以下将对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矛盾的统一体

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制度是矛盾的统一体，相互依存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持续金融创新正逐渐推动在金融制度的逐渐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能有效的提升运行效率。但是在金融监管体制的制约下，要想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明确金融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规划，必要时增加约束机制，达到推动金融监管制度发展的目的。

2.保证彼此的安全性

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监管之间存在很多必然的联系，提升金融效率，能有效的提升金融安全。在处理效率和安全过程中，金融法律通常以强制性为主，在任何阶段都占据主导性的地位。由于没有安全作为提升效率的基础，如果持续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会直接构成安全隐患。

3.相互影响

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监管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金融创新对法律监管的表现趋于多样性，包括金融创新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反作用给金融创新等，如果两方面协调管理机制不明确，则无形中增加了金融风险，进而减少了金融法律监管的成效。其次金融创新加快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过程，对金融法律的监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如何完善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监管间的关系

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的同时也存在很多差异，因此为了处理两者间的关系，必须明确两者间的意义，突破原有管理形式的限制，促进两者间的共同发展。以下将对如何完善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监管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以金融在法律为金融创新的主要手段

金融法律监管必须从金融监管方面入手，金融监管指的是政府发挥主导性地位，对管理过程中涉及到的管理程序和应用方向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好自我监督管理和内部控制管理。金融法律是通过国家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及其他金融体系进行监督和管理的一种形式，如果涉及到相关金融活动，则必须根据金融机构的相关形式和监督体系确定合适的发展理念。金融监管受制于法律制度的管理下，由于金融法律制度不是比较简单的构成部分，因此需要重视监督管理的形成方式，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通过立法手段和司法手段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督管理。同时必须按照规定的制度原则和应用方式进行管理，在现代法制社会管理中，需要从规则的连贯性、稳定性及协调性方面入手，保证其朝着金融法律监管的方向发展。

2.用新的理念指导金融法律制度

金融法律监管涉及到法律制度的制定和颁布，在设置过程中，必须保证监管管理机制的有序性。金融创新式对原有金融监管体制的创新，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由于不同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创新起到了不同的发展效果。进入到金融发展阶段后，必须重视双刃剑的作用，随着金融发展制度的不断发展，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市场经济是发展主体，金融创新直接涉及到成本、风险转移和规避手段等，必须实现金融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放松管理机制，实现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配置，在此种情况下，必须按照效率优先的发展形势，实现基本法律目标。但是在其他因素的影响，对经济发展危机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打击，主要体现在金融行业的发展和监督过程中，如果没有设有完善的安全管理屏障，则会对社会本位主义的基本法律概念和自身价值造成影响。

3.在创新语境下更新法律观念

在金融创新实践管理过程中，金融法律起到制约性的作用，在效率和安全的双重管理中，安全管理制度起到一定的约束性作用，创新和监管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实践中必须坚持安全优先的原则，必须坚定不移的对金融创新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金融法律监管是金融创新的有力保障，金融法律监管能有效的刺激金融创新，金融法律监管必须对金融创新进行监控与引导。

三、结束语

金融法论文范文第3篇

（一）构建综合性的金融法律体系

针对国家在构建金融法律体系上的误区，本文建议我国应该构建一套综合性较强的金融法律体系。这套法律体系至少应该涵盖以下几点内容：1.理财业务的门槛设置。法律体系中要指明理财业务的门槛：一是理财公司的理财能力达到一定标准；二是理财公司的财务能力达到一定标准；三是公司内部的控制制度足够完善；四是公司的资本达到一定的要求。2.信息公布的规范。法律体系中要说明信息公布的规范：一是理财公司有义务公布理财收费、投资类型和收益率等信息；二是理财公司有义务公布公司业绩、管理能力和公司资质等信息；三是理财公司有义务公布支付方式、计费方法和计费标准等信息。

（二）培养综合性的理财人员

在保险行业、证券行业及银行行业中，理财人员几乎都是对自身所在行业的情况了解较多，而对其他两大金融行业的了解偏少。因此，当这些行业的理财人员在面对行业跨度较大的金融产品时，往往很难给出客户较为准确的参考建议。于是，本文建议这三大金融业都要充分认识到理财人员的这种不良现状，除了要求理财人员熟知本行业的知识，还必须要求理财人员多学习另外两个相关金融行业的知识，从而打造出一批适应当前金融业发展的综合性理财人员。

（三）大力拓展理财产品的新品种

本文建议三大金融业可以采取“守旧创新”的基本发展策略。所谓金融业的守旧是指：金融业拓展现有的宣传渠道，尤其在新兴媒体上多做广告，让更多居民熟悉行业所拥有的金融产品，从而吸引和拉拢更多居民来选购理财产品，保持行业的持久竞争力。所谓金融业的创新是指：各大金融业在坚持原有产品的基础上，积极开拓一些新的理财服务或理财产品，让这些新服务和新产品来进一步吸引客户，从而让行业的综合竞争力能够更上一层楼。

（四）提升理财投资者的理财投资水平

虽然，理财投资者在选购了理财产品、投资产品之后，理财公司都会给理财投资者配备一名专业水平较高的理财人员。但是，理财投资者不能依赖于理财人员的看法和建议，而是应该加强自身理财与投资水平的修养。本文建议理财投资者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修养：一是理财投资者一定要树立理财、投资都有风险的意识，而不要一味相信理财人员所说的毫无风险；二是理财投资者要尽量学习每款理财产品、投资产品的具体内容，通过自我分析来正确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与投资产品；三是理财投资者要多向理财人员了解所选购产品的真实情况，时常关注选购产品的最新动态；四是假如理财投资者碰到了理财公司或下属的理财人员侵权的情况后，要立刻向理财公司或下属理财人员提出索赔的请求，假如对方拒不索赔，那么理财投资者最好跟监管部门反映真实的情况，请监管部门帮助自己维护权益。

二、结束语

金融法论文范文第4篇

一、维护货币政策原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对国民经济的总量控制和经济结构优化具有灵敏、有效的调节作用。运用金融手段，借助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国家可以通过控制信用货币的供应量，间接控制社会总需求，从而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因此，建立和完善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至关重要。在整个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中，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完成其任务和实现其调控职能的核心所在。货币政策不是对单个银行或某一经济部门采取的具体经济政策，而是一种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相结合，并以总量调节为主的经济政策，其涉及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应量、信用量、利率、汇率以及金融市场等诸多宏观经济指标，并通过对这些指标的调节和控制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的重要手段，在社会经济中开始扮演“制动器”的角色，并与其他发挥驱动作用的宏观经济政策相互牵制，从而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的实质，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货币稳定的关系，使国民经济的有关指标通过货币机制的调控服从和服务于国民经济政策，并成为国民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在国家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内容相当丰富，按照其运行机制，一般将其分为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效应等。为了保证货币的合理发行，保持人民币的币值基本稳定，就要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入手，使各种金融业务活动和金融监管活动朝着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发展。

因此，金融法应将维护货币政策确定为自己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区别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两个概念，并进一步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确保政府有效转变其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坚持这一原则，就要坚持稳定货币，抑制通胀，优化结构，发展经济，通过制定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客观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一致起来，使货币政策在金融法的保障下在各种金融活动中得到积极有效的贯彻和实施，进而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规划目标。

二、安全流动效益原则

以商业银行为例，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由该立法规定和立法精神看，各商业银行的经营宗旨就是围绕维护银行资金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而展开，银行资金的安全和效益不仅仅是银行的立足之本，同时也是存款人和贷款人的利益重心。应该看到，除商业银行之外，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财务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其业务经营也同样把资金（或金融资产）的安全、流动和效益作为根本宗旨，这在货币、有价证券、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资产的经营和金融服务的市场化中都可以获得证明。如证券上市制度，其目的就是赋予证券更强的流动性。从这一宗旨的含义看，安全性着重强调金融机构旨在追求业务经营的长期稳定和免遭风险损失；效益性则突出反映了金融机构同样要追求盈利和经济效益的企业性质，盈利是所有企业经营的首要目的，当然也是终极目的；流动性关注的则是资金或金融资产的周转速度和频率，它和安全性和效益性显然不无关系。实际上，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其相互之间既会发生冲突，又可以协调统一并进而形成有效的平衡。流动性既保障安全性，又以效益性为物质基础，效益性则以安全性和流动性为实现前提。细言之，流动性是金融资产发现市场、在市场上寻求最有效利用机会的现实要求。可以说，流通是金融市场的使命，流动性是金融市场的本质。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是连接其安全性和效益性的纽带，是实现其安全性和效益性的手段和工具。金融法律制度的设计必然以保障市场流动性为其前提和目标，从而最终实现金融市场存在的资金融通价值。金融法通过规定具体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利率制度、汇率制度、存贷款制度以及结算制度、保证金制度等充分保证金融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平衡和实现。

因此，应该把金融资产的安全、流动和效益也确立为金融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强调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利用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这是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和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业稳健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当前金融业竞争加剧、投机升温、市场波动和管制放松下克服金融业脆弱性的治本之计。坚持这一原则，就是要在保障金融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金融资产的周转速度，增强金融资产的使用效益，使一切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都认真贯彻这一原则，严格各项管理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三、利益平衡优化原则

在金融法律关系中，不同利益的存在是客观的，单纯、一味地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或者客户利益会有失偏颇。笔者认为，在金融法中应当集中体现出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协调思想，把利益平衡优化确立为金融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金融市场的发展既离不开个人以及工商企业等投资者的积极参与，也离不开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用心经营，更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扶持与协调。投资者的利益固然重要，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不能以损害金融机构利益为代价，同样，对金融机构的利益保护也不能以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例如，证券法律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以克服证券市场中的欺诈、误导、过度投机和市场操纵为基本目标，保护投资者利益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证券法律制度除了保护投资人利益之外，其终极目标则是保证证券市场运行的顺畅，保证证券流通的顺利进行，这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证券市场主体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同样有着重要关系。国家通过公权力的介入而干预证券市场时，显然不能因为过分强调投资人的利益和安全而牺牲上市公司的利益，削弱证券市场上市证券的流通性，否则就会阻滞证券市场的发育。金融市场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利益关系是冲突的。作为投资者，总是希望使自己的投资在安全条件下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但实际上两者一般不可兼得，高收益总有高风险相伴；作为筹资者则相反，他们总希望自己在能顺利筹措到资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降低筹资成本，同时也尽可能地把筹资风险转嫁给投资者。金融市场供求双方在资金流通中的利益矛盾是客观的，能协调这种利益矛盾的金融市场才是有效的。金融法应以“调解人”的角色出现，为双方设定合理的私权益分配，补充双方的意思表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使双方磋商谈判的交易成本得以降低，或者降低法律救济成本，通过快捷地解决投资纠纷而使资本流通恢复正常。

在金融法中，各方利益的平衡优化说起来简单，实际做起来并非那么容易。平衡优化并不否定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然而，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不能代替利益平衡优化。实际上，利益平衡优化原则只是一种价值体现，其旨在消弭个体追求私人利益所生之流弊，这是由金融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本身所决定的。在我国金融法中，商业银行接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证券交易禁止欺诈客户制度以及内幕交易制度等都是该原则的具体表现。该原则作为一种金融法律规范，在多数情况下未必在具体的金融法律关系或金融执法中直接适用，而是作为金融管理、金融执法与司法活动所遵循的一个根本理念或宏观标准，它要求有关机关在履行其职责时要仔细权衡利弊，而不是机械地理解法条而做出有违实质正义和社会利益的决定或裁判来。

四、有效监管原则

金融法论文范文第5篇

各国雾霾治理框架可以发现，由政策向市场的转化是大的趋势。我国早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出台之前，便开始了对雾霾治理的立法工作，但从其效果上看雾霾情况持续加重，原因在于市场对污染产业的依赖大大削弱了法律实施的效果，因此运用市场手段的碳金融制度对雾霾治理具有特殊意义，且经过多年发展其已形成体系。

1雾霾治理的碳金融基础性

立法雾霾治理的碳金融法律制度以排放权的清晰界定为基础。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雾霾治理工作便已开始，197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但受到“”的影响其并未很好的落实，1979年我国开始试行《环境保护法》（1989年正式生效），1982年又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其26条将保护环境作为一项政府职责，以此为依据1987年我国专门制定了针对雾霾治理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从其内容上看，该法历经了1995年、2000年两次修改后充分借鉴了国际碳金融制度的排放权思想，将政府的监督职责转变为对雾霾污染源责任主体权利、义务及责任的清晰界定，具体包括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的目的在于界定雾霾治理的主体权利，从而可以有计划地控制乃至逐步减轻雾霾天气。雾霾产生的原因是有害气体的过度排放，因为大气作为公共产品难以界定其权利主体，因此利用市场机制对其的保护就面临着主体缺位的尴尬，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与工业的高度集中，即使污染源的浓度达标也无法抑制雾霾的进一步恶化，因此目前总的趋势是有针对性的将一些污染严重地区划定为酸雨控制区、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在这些地区由地方政府进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其实质是对大气这一公共物品权利主体的具体化，即由地方政府履行对大气的所有者职责。征收排污费制度与大气污染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相对应，明确了雾霾排放主体的具体义务。既然大气的权利主体被确定为地方政府，则市场主体具有排放权就是建立在其承担相关义务基础上的，排污费用的征收是科斯定理的实践，即通过市场手段对市场主体进行制约：一方面，对排污者而言排污费意味着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成本将抑制雾霾的排放促进生产者改进其生产；另一方面对国家而言排污费的收取目的在于治理雾霾天气，特别是当城市雾霾较为严重时所收取的费用不仅应该包括控制现有雾霾的费用，还应该包括改善空气整体质量的费用，用以弥补排污费征收之前市场主体对空气造成的污染。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是对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基于排放权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强制力保障。市场主体对大气使用的权利是基于政府对大气这一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地位而言，因此超标使用即意味着对所有权的侵害，与普通私权利相区别的是由于大气这一公共物品难以衡量其所有权的真正价值，因此此处并不包括普通民事责任中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而替代以行政处罚，从而体现出大气的公共物品属性。如果说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与征收排污费制度是以市场手段限制排放，则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就是当市场手段无效时的行政干预。

2雾霾治理的碳金融减缓性

立法治理雾霾的最终目的是消除雾霾，特别是在目前全国各大城市雾霾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减缓性立法意味着碳金融制度中排放权的收紧是总的立法趋势。如果说碳金融的基础性立法着力于界定排放权的权利义务关系，则碳金融的减缓性立法不仅使排放权的创设与分配有了具体依据，更为未来碳金融业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具体而言包括三个层面：首先，以节能减排为手段的碳金融立法。节能减排是缓解雾霾最为直接的途径，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大量有关节能减排的相关法规，其中既包括全国性质的，例如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关于印发2009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的通知》《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也包括地方性立法，例如《甘肃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沈阳市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山西省贯彻实施〈汽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办法〉暂行规定》《河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从表面上看这些制度似乎与碳金融无关，但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的存在，排放权才变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具有进行交易的价值。其次，以调整产业结构为目的的碳金融立法。为了经济发展，中国替西方购买者承担了大量高污染型的制造业，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雾霾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无法避免的：“十一五”期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多项规定；“十二五”期间国务院又进一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多项规定；同时也包括各种地方性立法，例如《山东省六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导计划》等也相继出台，这些指导性意见的出台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对碳金融排放权在企业之间、产业之间进行分配的具体依据。最后，以循环经济为指导思想的碳金融立法。雾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能源的污染，因此雾霾治理不仅仅是限制能源使用、提高能源利用，更重要的是找到新的绿色能源来替代现有能源，从根本上消除雾霾。21世纪开始我国对循环经济的立法逐步开始重视，2002年我国制定了《清洁生产促进法》，2005年我国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法》，根据该法规定各有关部门出台了大量配套规范，例如财政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发改委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之后2009年我国开始正式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其中第三章明确提出了实施减量化的排放权立法思想，为了配合该法的实施又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这些规定的出台为碳金融业务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说是对现有排放权模式的突破。

3雾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性立法

近年来，雾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性立法在我国发展迅速。交易性立法是雾霾排放权利清晰界定的体现，也是以市场机制治理雾霾的核心，随着联合国气候大会华沙会议的落幕，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以及广东、湖北等省先后根据当地的雾霾实际情况出台了有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地方雾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制度体系由此确立：首先，基于公权力展开的碳金融权利创设。与一般的金融权利基于民事权利而创设相区别，碳金融制度中的排放权交易不仅基于公权力而形成，且更加关注有关的公权力属性：一方面，其创设所依据的是各式雾霾治理的有关计划。另一方面，整个碳金融交易过程以对雾霾治理的监督为基础。其次，碳金融业务治理雾霾的市场构建。根据该办法的规定，开展排放权交易的城市将建立交易所，实行会员制交易，包括自营会员与综合类会员，除了允许企业参与交易，同时允许个人参与。交易标的为相关排放权的配额，并鼓励在此基础上进行产品创新，交易方式为公开竞价，并引入传统证券交易的管理模式。最后，碳金融业务治理雾霾的监管制度。与一般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活动的监管相区别，发改委对碳金融的监管不仅涉及对金融交易的监督，同时涉及对相关主体遵守排放义务的监督，且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地方发改委的权力包括对碳排放的监测、对第三方机构与交易活动的核查等；市场主体的责任则包括未履行报告义务、未按规定接受核查、未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等；第三方机构的责任包括出具虚假、不实核查报告、核查报告存在重大错误、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或者被核查单位的商业秘密等；交易所的责任包括未按照规定公布交易信息、违反规定收取交易手续费、未建立并执行风险管理制度、未按照规定向市发展改革部门报送有关文件、资料等，由此可以看出碳金融实质上并非是纯粹的市场活动，而是以此为手段来替代政府以行政方式治理雾霾。

二碳金融制度的雾霾治理机制

排放权的价格属性如上文所述，碳金融制度既区别于纯粹的行政行为，也区别于普通的商事行为，若将其视为行政行为，则难以回避其交易特征，若将其视为商业行为，其中又不乏行政属性。碳金融业务纷繁复杂，虽然目前在国内仅仅局限于权利交易，但在欧洲、北美市场有关的衍生品已层出不穷，那么碳金融业务对于雾霾治理的逻辑起点又在于何处呢？笔者认为碳金融制度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一般的行政治理行为，核心在于排放权的特殊属性，因为几乎所有的碳金融交易活动都是围绕着排放权这一基本权利而展开的。随着碳金融治理雾霾国际立法的推进与国内立法的发展，近年来有关排放权性质的分析正不断完善。基于早期的国际法视角，排放权被认为具有三种属性：环境权利，从权利标的上讲排放权的基础是大气这一自然资源；条约性权利，从权利形式方面讨论，其表现为《京都议定书》等一系列国际协定；成员性权利，从权利主体的角度看，排放权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之间。随着碳金融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从国内法的角度看，我国学者认为排放权另具三种属性：金融权利，随着碳金融法律制度的发展，排放权的作用更多的体现为融资属性；发展性权利，从权利目的上看，其是为了保障人类社会生存发展而诞生的权利；准物权，从权利设定的方式上看，由于碳排放权基于大气这一公共物品而产生，因此具有物权属性。而在发改委2010年出台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0年度报告》《关于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以及2013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华沙会议所议定的《<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CMP.9决定》②中更为注重的却是排放权的价格属性。

1排放权设立过程中的价格属性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有关排放权的设立实质上是国家之间在排放权价格之间的博弈。基于国家之间在国际公法上的平等地位，大气作为公共物品的有效利用是难以在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谁有权多使用谁又应该少使用如何确定？国际协议产生的目的在于以条约之效力在国家之间形成约束，但协议本身即是国家之间协商一致所形成的“合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例如美国作为污染排放大国虽然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但全球也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因此真正在国家之间发挥作用的并不是道德力量或是政治力量，而是价格机制，具体而言各国虽然都希望能够实现雾霾的治理，但排放权的产生却源于其价格属性：与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相比，发达国家的高收入使其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优质环境，因此才会出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看似不公平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另一方面是对于雾霾的治理成本而言，随着发达国家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雾霾往往更多的源于发达国家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而治理悬浮于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成本要高于对其源头进行治理，但发展中国家本身又难以承受相关费用，因此才会有《京都议定书》中有关排放权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实施机制（JI）、排放权贸易机制（IET）以及绿色气候基金的安排。因此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并非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施舍或帮助，而是基于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由价格机制所推动的环境治理活动。

2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属性碳金融制度能够充分的发挥雾霾治理效能，建立在排放权的交易过程能够充分发挥价格属性的基础上。限制排放、环境补偿是排放权的价值属性，是其作为雾霾治理行政行为的表征，与之相区别排放权的价格属性则体现为受与雾霾污染相联系的各种市场供求因素的影响：首先，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受雾霾地理位置的影响而不断调整。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地理气候上的差异受雾霾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英国基于其海岛气候使其立法严于欧盟内部其他国家，从而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在排放权交易价格上产生差异；从我国国内法的角度看，排放权的设立也同样更具地区性色彩，相比于东部地区，西部、北部地区的雾霾不仅来源于工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有密切关联，因此在排放权的定价上会有明显差异。其次，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受本国工业水平发展的制约而不断波动。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各国基于工业发展水平的不同所承担的雾霾治理义务有所区别，发展中国家承担较少义务的结果是排放权价格的下降从而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从国内法的角度看，雾霾治理又是一个国家之间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发达国家不可能无限制的转移其污染产业，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接受污染产业，随着工业、经济差距的缩小，排放权价格将逐步趋同，而其过程则会受国际、国内双重因素的影响而波动。最后，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因公众雾霾意识的进步而趋向上涨。影响价格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市场预期，环境保护本身是一种道德观念，但如果污染影响其生活乃至威胁其健康就会演变为一种市场力量，近年来随着PM5指标的公开，公众对空气污染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可以预计随着空气污染的加剧与公众对雾霾问题的持续关注，排放权

3排放权制度完善过程中的价格属性

排放权制度完善过程中的价格属性体现为碳金融交易方式的创新对雾霾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新问题的解决。碳金融交易方式的不断创新是建立在对排放权性质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创新的排放权金融产品之间在价格上存在差异，但其目的在于使碳金融制度更好的适应实际的雾霾治理活动，从而促进雾霾治理方式趋向于多样化。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一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是各国之间排放权价格差异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排放权的价格差异也阻碍了这些协议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对排放权定价的放弃不仅造成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转移，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依赖，而发达国家随着产业的转移同样导致其经济受到损害，由此新的以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碳金融制度就需要发展，例如针对发达国家汽车尾气的排放，农业生产燃烧的排放权衍生品，显然对于这些领域的排放权定价方式也会发生变更。从国内法的角度看，排放权的市场交易活动同样会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排放权将大气作为一种有限的资源纳入经济运行之中，这意味着企业原有的生产模式将发生根本的改变，由于排放权基于行政权力而创设，这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将被进一步提高，同时作为一种有限的、稀缺的自然资源，排放权的创设意味着企业之间资源争夺的加剧，很有可能引发对排放权这一资源的垄断，那么基于市场竞争的考虑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排放权差别定价行为就显得十分必要。

4我国雾霾治理的碳金融制度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