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论文(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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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了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这一现象未有效弥合，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数字经济在不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之下，研究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异性，探索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就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及述评

（一）数字经济发展与测度

经过近几年的研究，有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已经贯穿生产、服务、流通的整个过程，突显出数字经济高附加值、高增长潜力和高渗透性等特征。任保平、迟克涵（2022）指出数字经济从发展类型和测度标准上来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方面是产业数字化，第二个方面是数字产业化，并清晰地指出产业数字化的实质就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同时明确数字经济发展的主体部分是产业数字化。张蕴萍（2021）明确分析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不同侧重点，认为数字产业化着重强调数字信息化等相关技术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应用和对经济运行全链条的改造升级；产业数字化着重强调数字技术对于传统一、二、三产业的流程重塑和产业升级的核心作用。同时提出了数字经济从互联网平台载体到关键生产要素和核心技术引擎的定义。刘淑春（2019）提出数字经济发展对现代经济体系构架和数字中国、网络强国的重要意义，同时从数字基础设施竞争力、数字产业竞争力、数字创新竞争力、数字治理竞争力及综合竞争力五个维度对全球主要国家进行了数字经济竞争力的测度，指出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未来能够弯道超车的关键性路径。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测度

赵儒煜、常忠利（2020）提出经济发展需要遵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除了要注重供给侧的质量，同时不能忽视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平衡性，并结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提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准则层指标体系，分别是：经济效益、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宁朝山（2020）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视角下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指出经济发展质量在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经过测算呈现出波动式上升的趋势。任保平、李禹墨（2019）提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要把握两个关键点，一个是要从规模扩张向结构升级转变，另一个是从要素驱动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尤其强调了创新驱动在全生产要素效率增速放缓背景下的颠覆性意义。

（三）多元维度下的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巫瑞等（2022）认为数字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科学技术创新和城市化进程的路径机制逐步转移和发展的。王晓红（2021）从三个维度提出了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包括以新基建为核心内容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的数字产业发展、为金融资源供给侧和需求侧搭建良好对接平台的数字普惠金融。丁志帆（2020）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框架。其中微观层面强调信息和通信技术及网络效应对于生产和配置效率提升的关键意义；中观层面强调产业创新效益、产业融合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对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宏观层面则指出由技术创新带来的新要素投入增加对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和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作用 。

（四）研究述评

首先，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测度的指标体系框架还未形成一致看法，构建口径不一致。其次，缺少分区域的定量研究，针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成果较少。再次，不同控制变量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作用和影响机制的研究仍不够深入。所以，本文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回归模型分析，为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二、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一）产业数字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部分，通过强调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的充分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机制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5G等数字信息技术实现传统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效率变革，推动资源要素的集约化、节约化配置。第一是生产效率的提升。传统行业的生产、消费等环节均受到地理空间的局限，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分布不均匀，从而导致发展不平衡。市场中的交通成本、信息成本等成为了制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交易成本。基于信息技术的数字经济则可以克服地理阻碍，通过构建虚拟空间，扩大市场范围，推动劳动合理化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升，大幅改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二是运行效率的提升。数字化的沟通方式和手段，不断优化组织间的信息传递方式，使组织运行效能提升，沟通成本降低，提高运行效率。 第三是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有效帮助传统产业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之间相互融通，提高传统产业的服务和质量，通过数字化手段全面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二）数字产业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产业化主要是通过数字信息技术的融入，使得实体经济向高技术、高效益、低耗能、低污染发展。第一是通过数字信息技术手段催生新的业务流程，加快智能化产品和服务运营质量的优化，促进无人配送、智能制造、反向定制等业务形式的迅速发展，这类新生的业务流程运行效率更高、人力资源成本投入更少。第二是培育和发展了新的商业模式，通过数字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使得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在生活服务领域中应用广泛，激发实体经济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一）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根据任保平、迟克涵（2022），张蕴萍、董超、栾菁（2021），宁朝山等（2020）的研究内容，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将产业数字化的指标权重提升至58.7%，共分为6个二级指标和15个三级指标（见表1）。本文根据赵儒煜、常忠利（2020），王晓红、李雅欣（2021）等人的研究成果，将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分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5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见表2）。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本文要验证的核心论点为数字经济在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影响机制。根据研究命题的设定，本文的回归模型如下：HQEDi,t=α+βDEi,t+∑kk=1(γ×xki,t)+μi+δt+εi,t其中，HQED代表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DE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验证结论的稳定性，本文在回归时加入了部分控制变量X，εi,t为随机干扰项，μi和δt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了投资（IN），政府调控（GR）、交通基础设施（TI）、教育水平（EI）。其中投资变量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表示，政府调控选取一般预算支出（亿元）表示，交通基础设施选取公路里程（公里）表示，教育水平该地区教育经费合计（万元）表示。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国研网数据库。

四、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3为本文所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HQED均值为0.1945、最大值为0.7598、最小值为0.0522，较大的差距说明我国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的统计描述中，均值为0.2436、最大值达到0.8964、最小值为0.0502，较大的差距显示出我国区域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的问题。从控制变量来看，不同地区间在投资（IN），政府调控（GR），交通基础设施（TI）、教育水平（EI）发展上也都存在一定差距。

（二）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R软件通过逐步回归的方式逐渐加入变量以保证模型的严谨性，基准回归结果见表4。在模型5中，各变量均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数字经济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为0.5603，即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0.5603个单位。由此可看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直接推动作用。从其他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研究数据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0.1617单位。政府调控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0.2792个单位。教育经费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0.1370个单位。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则提高0.1036个单位。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各控制变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区域异质性检验

因我国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故需对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本文借鉴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法，将所研究的30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见表5。根据回归结果，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从东部地区来看，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作用系数为0.6392，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0.6392个单位。政府调控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系数为0.3476，投资的作用系数为0.1661，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系数为0.2369，而教育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1797。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各个控制变量对于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较为显著。从中部和西部地区来看，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5228和0.4171、政府调控水平的系数分别为0.1767和0.3179，投资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1216和0.0854，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628和0.1101，而教育水平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06和0.2262。说明数字经济除东、中和西部存在差异外，中、西部其他自变量的影响系数与东部地区和全国相比，都有较大差异。这与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落后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产业多样化不足、产业结构调整较慢等原因相关。

（四）稳健性检验

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经济发展起步时间和发展阶段的变化均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冲击。为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工具变量的替换和改变样本区间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选取2016-2020年的时间区间再次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可以看出，改变时间区间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依然显著，回归系数为0.5713，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0.5713个单位。此外，其他解释变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依然显著，因此可以验证本文得出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直接推动作用。数字经济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为0.5603，即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0.5603个单位，且最终的拟合优度为0.9704，证明了本文模型的精准度。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由分地区基准回归结果可知，投资力度，政府调控，交通基础设施、教育水平对不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都较为显著，其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各个控制变量对于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中部次之，西部最不显著，本文将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二）政策建议

西部地区应着重推进智能化综合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逐步部署5G的商用和规模性应用，进一步加强研发投入力度和必要的教育资源配置和人才储备，使得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更加高效。同时，西部地区应该利用自身优势加快数字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融合的速度，拓展多种数字化赋能农业的方式，大力提升农业技术化水平，发展智慧农业，推动农业从生产到物流各个环节的数字化水平。本地企业应加大企业数字化一体化平台的建设，开放数字化资源，突破数字经济发展的要素瓶颈。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已具备一定优势，应在此基础上强化带动作用及辐射效应。一方面，继续推动数字信息技术对传统行业整体创新水平的提升，即通过扩散效应对传统行业产生创新激励。另一方面，依托已有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促进生产要素的协同整合，提升全产业价值链条的效能。可通过试点虚拟城市经济圈，通过产业融合、技术融合、人才融合等方式，以数据为核心，实现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在不同区域的贯通，推动商业模式和体制机制的协同创新。中部地区应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在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的同时，关注数字化应用水平及数字化未来发展指数，注重企业数字化相关科研经费的投入力度和各大教育研究机构数字化相关人才的培育和储备情况，以此推动关键技术的创新能力，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作者:申雅琛 吴睿 单位:西安欧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