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经济与文化(中华文化视域下之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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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

闽文化研究：继承、创新与发展

由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持的福建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七卷本“闽文化系列研究”已全部结项。在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大学、福建社科院、闽江学院的八位教授潜心研究和通力协作下，七部学术专著《闽文化新论》（汪征鲁）、《闽北文化述论》（徐晓望）、《闽都文化述论》（薛菁）、《闽南文化述论》（林枫、范正义）、《莆仙文化述论》（周雪香）、《客家文化述论》（谢重光）、《畲族文化述论》（郭志超），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闽文化研究的一批新成果，其对中华文化视域下地域文化的新探索，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中《畲族文化述论》和《客家文化述论》，已分别获得教育部和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奖励。

福建的地域文化研究素有传统。最早的研究，可追溯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1926年厦门大学顾颉刚等人的“风俗调查会”，1930年福建协和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前身）的“福建文化研究会”及其《福建文化》季刊，开启了福建地域文化研究之先河。

闽文化研究形成热潮，则是在改革开放后新的历史时期。其时，改革开放在东南沿海风起潮涌，海峡两岸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福建面临着新的机遇。就文化和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而言，这时期的闽文化热，是福建社会经济与文化互动的结果。福建经济的繁荣，为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地域文化的发展，为地方经济的繁荣注入了新的精神力量。“闽学”与“朱子文化”热、“闽南文化”热、“妈祖文化”热、“客家文化”热的出现，都是典型的例子。就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文化自觉的出现和不断的探究，也是地域文化得以发展的内在动因。在中华文化中，“闽文化”是怎样的一种文化？福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哪些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这是人们在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必然追问。所以，福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地域文化热，有其深刻的原因。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正是在这场文化热潮中，于1991年成立的。弘扬中华文化、研究八闽文化、交流闽台文化、建设先进文化，被确定为办会宗旨。闽文化研究从这时开始，逐步进入力量整合、区域协作的新阶段。自2001年起，研究会连续数年，在厦门、泉州、福州、南平、漳州、莆田、宁德、龙岩等地，召开了十余场全省性的闽文化研讨会，前后参加研讨会的两岸学者、文化工作者有五百多人次，研讨成果结集为“八闽文化研究丛书”7部11册。这一阶段的群众性文化研究，为其后闽文化研究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福建地域文化研究的历史看，七卷本“闽文化系列研究”是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辈学者学术传统的继承，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新时期群众性闽文化研究的尝试性总结和提升。因此，“闽文化系列研究”七卷本是一套学术著作，而非普及读物。既然是学术著作，必然包含着对某些聚讼纷纭的未解问题的探讨。符合学术规范的个人学术见解，在这里都得到充分的尊重。

在群众性闽文化研究基础上组织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之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正在进行地域文化的普及工作，已组织了近百人编纂大型辞书《闽台文化大辞典》。以工具书形式普及闽台地域文化知识，是我们工作中的新尝试。研究会在地域文化研究实践中认识到，坚持群众性的研讨和专业性的研究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必将有利于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也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文化发展上看，如何处理好“源”和“流”以及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在中华文化的视域中研究地域文化，是闽文化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闽文化内部来看，其民系文化的多样、丰富，固然形成闽文化的斑斓色彩和独特个性，但应认识到民系文化只是闽文化总体一致中的差异，并没有脱离整个闽文化体系，民系文化之间不应该只是“各美其美”，而应该走向“美美与共”的互补、和谐的境界。所以，研究地域文化，必须力戒地域眼光的狭隘性。

在闽文化研究史上，尽管七卷本“闽文化系列研究”只是一种阶段性的成果，但是，闽文化研究已引起广泛关注，一批富有潜力的中青年学者正在成长，可以期待闽文化研究必将走上一个更加深化和拓展的新阶段。

台湾暨南大学原代校长、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徐泓

闽文化与民系文化

“民系”这个学术概念，最早来自于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用来描述生活在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一支饶富特色的汉民族支系。虽然在当时的语境下，罗先生的论述带有明显的时代地域色彩，但“民系”这个概念，对于后人研究汉民族内部多姿多彩的文化群体，仍然表现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虽然汉民族来源的多元化，人所共知，但汉民族内部的文化多样性研究，却远远不如少数民族研究那样受到关注，这当然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但也呈现了一种难以突破的旧的认识论框架。而普遍意义上的区域文化研究，又无法很好地凸显其民系文化特征。所以“闽文化系列研究”丛书在这方面的尝试，格外令人欣喜。

“闽文化系列研究”丛书中，除了第一本《闽文化新论》是从整个福建的区域史意义上进行的概述研究外，《闽都文化述论》、《闽南文化述论》、《闽北文化述论》、《莆仙文化述论》和《客家文化述论》这五本论著，都很好地呼应了福建地区的福州人、闽南人、闽北人、兴化人（莆仙）和客家人这五个大的民系文化，打破了区域研究中一般以行政地域进行界限划分的惯例，以民系文化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至少具有以下三点积极意义。

首先，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或者历史上任一时间的行政区划来做文化类型的界限，会在研究中遇到削足适履的难题，因为时间和地点同时作为文化的两大维度，不可能在单一的线索中一一吻合。以民系文化作为划分区域研究的类型学基础，可以很好地缓解在不同区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之时，“时间”与“地域”两大维度之间的紧张感。

其次，以民系文化作为一个大的文化区域中的类型划分基础，更有利于呈现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发展动态进程。近代以来，在史学科学化的影响下，技术和环境乃至社会结构的因素成为史学书写的关注重心，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历史书写中，人的主体性的模糊。以民系作为切入点，则可以很好地弥补这样的缺憾。以《闽北文化述论》为例，徐晓望以39万字的篇幅，极其细致地刻画了闽北民系自石器时代、闽越国、六朝、唐代、宋元、明清、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

第三，“闽文化系列研究”以五个民系做个案的系列讨论，提供了一种文化类型比较和文化多样性研究的书写范本。长期以来，很多民系文化的研究都存在一种歌颂该民系人文精神的倾向，我们常常会看到某民系的人文精神以坚韧顽强、拼搏进取等词语概括，这当然表达了研究者对于本民系和乡土的深厚情感，但看得多了，也会有点困惑：如果每一个民系都有这样的特征，那应该称之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精神特征，而不是某一民系的特质。民系文化的研究，还是要建立在不同文化类型比较的基础之上，“闽文化系列研究”的五本个案研究论著，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华侨华人研究室主任 曾少聪

闽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

福建古称为“闽”，在以北方为政治核心的王朝国家的记载中，是“越”、“蛮”这样的南方民族的居地。虽然自秦汉以来，福建地区就已经纳入王朝体系中，并且有北方汉民持续性的入迁，但南方民族的文化习俗却深刻影响着闽文化的形成，使之成为中华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看到“闽文化系列研究”丛书中有以福建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南方少数民族——畲族为主题的专门研究，眼前一亮。

畲族作为福建省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共70余万人（2000年统计数字），分布于闽、浙、赣、粤、皖、黔、湘、鄂八个省区，以闽东浙南为主要的聚居区域。作为一个人口未过百万，分布区域跨越八个省区的少数民族，“既没有共同地域也没有共同经济”，却能够历经数千年历史，在生活区域内大多数都是汉族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不得不说是一种令人瞩目的民族文化现象。《畲族文化述论》的作者郭志超从畲族的来源、迁徙、经济、村落、家族、服饰、语言、艺术、节时、人生礼仪、教育及信仰等角度，极其详尽地展现了畲族数千年以来的生活画卷，其间不只有史实的考订、民族学层面的剖析，更以文笔的真诚，让人不由得对这一支生活在东南山区的少数民族产生可亲可近之感。

在七卷本“闽文化系列研究”中，与《畲族文化述论》有所呼应的，是谢重光所著《客家文化述论》一书。作者以唐史研究为治学之基础，多年来以坚实的史料考订厘清了很多客家、畲族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这本《客家文化述论》，可视作其多年治学成果之大成。作者本着严格的治学与自省精神，修正了以往客家研究中认为“南迁汉人比闽粤赣边区原住民在数量上占优势以及南迁汉人片面同化土著民”的旧观点，强调客家民系来源的多元化，南迁汉人、百越种族和南迁盘瓠蛮都是其重要来源，客家文化是以上三者经过长期的互动和融化，至南宋时彼此在文化上互相涵化的结果，这种新型文化“既迥异于当地原住居民的旧文化，也不完全雷同于外来汉民原有文化”。

如果将《畲族文化述论》与《客家文化述论》结合起来阅读，不难发现“闽文化系列研究”编撰组织者的苦心孤诣。将畲族文化、客家文化结合起来作为讨论区域文化、民系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特别研究其南方民族的来源，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汉化是一种政治强迫而少数民族毫无能动性的错误观念，对于我国的民族学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尝试。

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 陈支平

福建区域文化的多源结构

区域研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闽文化系列研究”丛书则对福建区域文化的各个不同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福建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华文化中极具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

福建区域文化特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秦汉以前，闽中土著居民与中原的交往不多，土著民俗自成体系，史称其为越族人。他们傍水而居，习于水斗，善于用舟，盛行原始巫术。到了汉代，中原人士依然认为闽中及其居民为“方外之地，劗发纹身之民也”。汉晋至五代，中原汉人开始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随着大批汉人入闽，汉文化在闽中由北向南迅速传播，汉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宗教信仰等民俗逐渐取代土著民俗而占主导地位。同时，一些汉族与土著通婚，或土著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自动转化为汉族，闽越族的一些习俗风尚及其人文特点也沉淀下来，成为福建区域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是福建社会经济得以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福建区域文化特征形成和演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福建经济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特别是宋代闽学的兴起，对于福建文化以及民间的习俗风尚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这种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为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化礼俗，提供了良好而特殊的条件。

经过唐宋时期的锤炼，一种具有某些独特性格的福建区域文化已经基本形成。特别是宋代以降，福建经历了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强烈冲击，海洋外来文化、海洋外来移民对福建文化的演化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作用。明代中期以后，市场经济繁荣，士农工商的界限渐趋模糊，传统的农业经济更加掺杂混合了多源的经济成分。

福建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虽然是伴随着中原文化在福建的传播而向前发展的，但还应当看到，中原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福建地处东南一隅，东面朝海，西北面是武夷山脉，在古代交通工具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它把福建与浙江、江西以至北方中原各地天然地阻隔开来，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经济区域。这是造成福建区域文化特征与浙江、江西、广东等相邻区域有所差异的重要地理因素。

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边陲自然地理位置，以及面向海洋的区位优势，勇于接纳外来文化的传统，都使福建这种边陲性的区域文化，形成某些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特征。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福建区域文化及其社会经济的持续生命力，从而使得福建社会及其文化影响区域能够在坚守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有所发扬，有所开拓。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原主任 厉声

福建是台湾的文化之源

探索台湾的历史文化，就不能不从福建的源头讲起。早年间，以福建籍贯为主体的移民就渡海迁居台湾，既形成了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又传播了中华文化。所谓“台海关系”，指的就是这种以台湾海峡为纽带的文化经济之间的综合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台湾因历史、地理环境等原因，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同时具有明显闽台区域特色的文化经济内容。“闽文化系列研究”丛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闽台文化的渊源关系。

福建与台湾的地缘关系十分密切，两地隔海相望，为两地间人员流动及建立并发展文化关系提供了较为方便的地理环境，成为东南文化经济进—步发展的客观条件。随着福建居民的迁居台湾，并逐渐成为台湾居民的主体，福建与台湾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无可非议的历史事实。

福建人民在移居台湾的过程中，将祖籍地的宗族组织移植于新开辟的土地，并在那里发展。他们还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与祖籍地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宗族活动，并将宗族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一代又一代地沿袭下来，最大程度地延用或保留祖籍地的方言、文化、风俗、民间信仰和宗族制度。

台湾社会是从移民社会发展过来的，台湾文化则是福建等东南文化的延伸与发展。福建文化在向台湾传播发展中形成自己较独特的生态组合，这种区域文化形成的网络，加强了两地经济的联系并促进了经济发展。台湾文化现象及诸多文化形态组成的生态网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台湾社会历史的发展，使台湾逐步演变为与内地十分相似的定居社会；另一方面，它促进了两岸的经济文化等交往关系的发展，建立起民族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台湾历史上曾几次与大陆分离，但最终都归于统一，其中一个最深层的因素正是两岸的血缘纽带与文化背景。

我们要从福建与台湾的地缘、血缘、文缘以及经济联系等多个视野来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中国大陆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联系及受影响控制的程度不同，使得今日台湾文化与大陆东南文化存在某些差异。然而，各历史时期台湾人民都保存了中华文化传统，台湾文化的内核和文化特质仍然没有改变，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意识，成为台湾人民之间及台湾与大陆联系的精神纽带。

台湾师范大学侨教与儒学学院院长 潘朝阳

福建文化的国际性特征

顾名思义，区域文化研究是就某个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演变历程及其表现形式，进行全方位研究的一种学术概念。区域研究应当从不同的视野来考察区域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关系，才能更加完整地体现出区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特征。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闽文化系列研究”丛书，就十分重视福建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从上古社会来考察，中华文明的对外交流主要通过西域的所谓“丝绸之路”和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唐宋以后，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已经凋零，中华文明的对外窗口，就主要集中在福建等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上。

东南沿海的海上交通史可谓由来已久，但在唐宋之前，一是以政府的“朝贡”贸易为主，二是数量比较有限。宋末元代，阿拉伯商人基本控制了世界大港泉州一带的对外贸易，福建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盛极一时。入明之后，东南沿海地带的海上走私贸易得到空前发展，福建等东南沿海的商人们，逐渐把经营活动的范围，转移到从内地组织货源后，走私贩运到东西洋各地。到了清代，情景又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西方殖民势力已经在亚洲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商业贸易体制，亚洲的商业贸易格局已经突破了原来的亚洲本土的限制，逐渐纳入到国际商业贸易的大市场之中；另一方面，大量沿海居民迁移台湾宝岛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迅速开发，不仅使台湾成为中国市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使台湾成为中国市场连接海外东南亚市场乃至西方市场的一个重要据点。在以上国内外经济贸易格局的变化之下，东南区域特别是福建沿海的商人们，也迅速顺应这一变化趋势，把自身经营活动的空间，转移到以闽台海峡两岸间的商业贸易为核心，进而连接国内市场以至国际市场的海洋格局之上。中国福建等地的沿海商人，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扩展势力于海外各地。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及其国际经济地位的迅速提升，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增强，已经把地球上所有国家与区域之间的经济格局，基本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突破政治上的某些空间结构思考模式，重提福建文化的国际性特征以及“环闽台海洋经济文化圈”的概念，有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