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科研(日本研究所科研交流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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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7日，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与中国社科院中日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李卓教授题为“天皇退位：千年皇室传统的回归”的学术报告会。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家卫健委、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南开大学、天津社科院、四川师范大学等20多家科研院所共计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胡澎研究员主持了会议，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出席并致辞。

杨伯江在致辞中高度赞扬李卓教授的深厚学识和学术贡献，肯定社会研究室近年来在学术交流与科研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并指出，随着中日关系的持续改善，对日研究领域将有望拓宽，尤其因两国在相似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相似问题，比如少子老龄化问题等，中日文化交流与社会问题研究也将步入新阶段。

李卓教授细致梳理了日本皇位继承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她指出，日本古代社会中天皇生前退位是历史常态，从7世纪中期开始出现天皇退位到明治维新之前，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天皇选择生前退位。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女帝的世纪”中女性天皇为皇嗣即位做铺垫；身体有恙，无法继续治理国政；发生天灾异变，通过退位以禳灾祈福；忌讳死亡，避免在位“驾崩”，还有天皇个人笃信佛教，退位以许身佛门之故。

关于皇权，李卓认为，整体上皇权的衰落是一个历史过程，相对于战后法制上的象征天皇制，现实生活中的象征天皇制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存在于日本社会当中。在近千年的历史上，天皇及皇室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中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长期偏居京都一隅，与世隔绝，经历了政治上无权及经济上窘迫直至沦为幕府的“食客”，处处受幕府的约束和压制。到了近代，天皇的地位和皇权被不断强化。明治政权为建立中央集权的近代天皇制国家，重振天皇与皇室权威，开始致力于消除以往天皇被排除在政治中心之外，穷困潦倒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树立全新王者形象，将天皇塑造成仁者及“现人神”。

在具体措施上，一方面改革宫廷制度，从各藩选拔强健武勇的士族以为侍从，另一方面对天皇进行“君德”培养、“武德”操练以及扩充皇室财产，并在法律上最终确立天皇至高无上的独裁统治地位。

关于皇位继承制度，李卓认为，继承制度的无序是其重要特征，这种无序是皇室内部藐视皇位及外部势力得以插手其间的重要原因。历史上，皇位继承长期以兄终弟及为主，带有强烈的母系氏族特征，由此也导致皇室内乱不断，外戚势力乘机专权、干涉皇位继承。之后随着中华制度与文化相继传入日本，皇权观念日益增强，皇位的父子相承的意识随之增强，与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展开博弈。李卓特别指出，日本皇室历史上女帝的出现是父子继承制的特殊表现形式，在“女帝的世纪”中，确立了立太子制，推动了直系的父子继承制度的形成，但嫡长子继承制在前近代始终未能形成。

李卓指出，日本皇室连绵不断的延续使传统文化得以有效传承，国民得以在明仁天皇退位及德仁继位的过程中重温历史及传统文化。同时，新年号“令和”的公布，也标志着平成时代结束及新的时代即将开始。同时她指出，明仁天皇退位得以实现只是传统回归而不是制度的回归，明仁天皇退位与历史上“权臣之强迫”不同，是根据天皇个人意愿，遵循宪法的宗旨，按照法律程序由政府主持实施的，体现了法理精神和现代性。“特例法”是仅适用于明仁天皇的法律，并不意味着存在130年之久的天皇终身制被废除。她还指出，此次退位并没有根本解决皇位危机问题，男丁单薄的皇室未来仍将面临皇位继承的难题。

精彩的报告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围绕“天皇的战争责任”“皇位继承”以及“象征天皇制的存续”等问题，专家各抒已见，思想的碰撞与观点的交锋让会议达到了高潮。

此次会议从历史、制度与文化等层面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日本天皇制、日本皇室历史与日本社会的认知，也为即将到来的“令和”时代日本皇室的动向提供了研判和解读的有益视角。

（供稿：社会研究室  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