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英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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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并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对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彩、影响等有正确的理解，以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歧义，落入翻译陷阱。

一、语言、文化与翻译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总和。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具备文化内涵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习俗，每种语言都反映着产生它的一种文化，因而任何形式的语言都具有某种文化的内涵。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往往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干扰。因为语言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十分敏感，任何变化都会在语言中有所反映。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不清楚，便不能透彻理解反映它的语言。从语言学角度看，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往往同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紧密地联系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地植根于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反映，又是掌握一种文化的直接有效的工具。如果对一特定的文化系统没有相应的认识和了解，将会影响对其语言的深入理解和恰当运用。

人类自有文化就有文化交流。交流又促进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不是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长期处于孤立、闭塞的状态之中，或多或少都可以从交流中得到好处。现代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更是以空前的规模、内容、形式和手段，在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着。因此，可以说，在现代国家中，绝对不受外来影响的固有文化是不存在的。

跨文化的交流又必须通过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跨文化交流。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既促进了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也丰富了世界文化，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可见，语言、文化、翻译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二、文化差异——翻译的障碍

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它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移植过程。译者，作为这个过程的主体，不仅应该精通原语和译人语这两种语言，而且应该通晓这两种语言所反映的文化。任何两个社会都有文化重叠现象。但是除了相似点以外，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英语和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构成了交际的障碍。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面对不同于他们母语的一种异族语言和文化，常常碰到一些用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标准无法理解或者无法解释的事、物或者观念，这种跨文化的困惑在翻译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如：英文电视台新剧集《高校风云》(bos—tonpublic)中有句对白“no，youdidn’tdisturbus．wewerejustchewingthefat．”chewtheaft不指嚼肥肉，真正的意思是“闲聊”。所以，此句应译为“不，你没有打扰我们。我们只是在闲扯。”又如：刚刚才发薪水，有人提议周末大家一起上馆子打牙祭。一位中国女士想要减肥，好穿新近买的一条短裙，推辞说：“no，idon’tthinkicanmakeit．1wanttotightenmybeh．”后来，朋友悄悄地问她：“如果你最近手头不方便的话，我能帮你什么忙么?”该女士被问得一头雾水，解释半天才弄明白。原来，“tightenmybelt”是经济拮据，必须节衣缩食度日。例如：“theharvestwasbadlastyear，weallhadtotightenourbelts．”(去年收成很差，我们必须节衣缩食度日。)

看来文化差异引起的麻烦还真不少，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

1．文化差异影响听话人获得信息的原因，往往是说话人越过了话语字面意义，传递一种带有文化因素的暗含意图。例如：thatguy’sgotamidastouch．作为听话人，我们首先要懂得midastouch是什么。

尽管我们知道它来源于希腊故事，midastouch指的是希腊国王midas的点金术(thegoldentouch)，但仍不足以完全领会这句话的文化内涵，无法获得说话人要传达的信息。我们还需要结合社交语境(如商务活动)，最终推断出这句话的意图是说那人很会做生意，他无需花费太多气力，就会像点石成金那样轻松赚钱。

2．汉英两个民族在各自文化熏陶下衍生出不同的思辨方式和推理模式，这种差异会导致他们在语言中产生不同的联想。交际双方如不注意这种文化差异，就会使交际发生障碍，造成相互间的信息传递不畅。例如：英语中的adultbooks一词语，从字面上看，这个是“成年人”，一个是“书”，放在一起自然就意为“成年人用书”了。然而这样推理出来的答案只是它的字面意义。从文化内涵上讲，它实际上是“色情书籍(刊)”的代名词。原来在西方社会，书刊充斥市场，为了遮人耳目，这个委婉词便应运而生。再比如seniorcitizens一词，许多学生不假思索地说它所指的是“有社会地位的公民”。而实际上，这里的senior与社会地位并无任何直接联系。中国人有尊老的传统，人们也常常倚老卖老。而西方人谁也不愿意别人说自己老，更不想变老，老年意味着孤独，所以，就在“公民”前面冠以senior这一听起来堂而皇之的字眼。

对诸如此类的词汇，我们如果只注意字面意义，忽视其内涵或社会文化意义，就很难真正理解、正确运用。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不了解语言所负载的这种“文化信息”，有效交际势必受阻。如有人将字面意义对等和文化对等之间随意划等号，把“milkyway”理解为“牛奶路”，那更是不懂天文学而贻笑大方。

3．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了词语的文化内涵不对应，形成了语言之间的文化空缺现象，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空缺词”。

例句：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化，这座昔日被誉为远东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的城市正在促进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发展起着龙头作用。

译文：withitsdeepeningeconomicreform，hiscity，formallycrownedasthefinancial，economicandrade hubofthefareast．isplayingadragonheadroleinboos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theyangtzeriverval—ley．

该句中把“龙头作用”译为“dragonheadrole”是不恰当的。因为在英文中，dragon一词的意思是：amvthicalmonster(thatresemblesalargefire—breezinglizard”柯林斯最新英语)，中国人把“龙”视为吉祥的神物，有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因而成为至尊无上的帝王的象征，甚至把它看做是光明的未来，而望子成龙”。可是英美却把“龙”视为喷烟吐火的凶残怪物。而这里所谓的“龙头作用”意指“引导、领头、先锋作用”。不了解这种文化差异就会造成误译。

应改译为：withitsdeepeningeconomicreform，thiscity，formerlycrownedastheifnancial，economic and tradehubofthefareastisplayingaleadingroleinboos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theyangtzeriv—ervalley．

可见，文化差异会给理解和翻译带来诸多障碍和困难。有些东西在一种文化里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是很难理解的；同一个词或成语在不同国家人民中含义往往不同。如不了解其文化内涵，很难正确理解、正确翻译。因此，翻译决不能只着眼于语言转换，而应透过语言表层了解其深层内涵和文化含义。译者必须深谙所要交流的民族语言与文化。至于文化差异的可译性多高，则取决于译者的文化素养和语言的功底，取决于译者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

三、提高文化意识，跨越文化鸿沟

文化意识即译者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文字的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译者在进行语言文字转换的同时，还要注意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为此，译者不仅要精通译出和译人语言，还要了解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而且要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知道在每一具体情况下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文化障碍。缺乏文化意识的译者，可能只顾到字面上的转换而忽略背后的文化问题，或者用母语传授的文化经验去曲解信息。这就会导致误译。所以，我们说，翻译不仅仅是个语言活动，它更是一种文化活动。英国译学理论家苏珊·巴思内特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因此，语言的翻译不仅是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翻译既涉及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

翻译者在处理文化因素时必须牢牢记住两点：一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原作的意思；二是如何让译文的读者在其自身的文化框架中去正确地理解译文的意思，并尽可能多地吸收原语的文化养分。译者作为文化传播者，应尽力加强和增进不同文化在读者心目中的可理解性，尽量缩短两种语言文化问的距离，清除由于缺乏理解甚至误解而造成的障碍。有了这种态度，译者才能让翻译真正成为传播文化的媒介。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注意语言文化的差异性，还要善于发现语言的共通性。如：speakofthedevil，andheappears．(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不难发现，中英文在这一成语上有着惊人的异曲同工之处。汉文化中，曹操素有“奸雄”的称号，而英语中就使用了“devil”这个词。中英文用法上有惊人相似之处的还有：he that has been bitten by a serpent is afraid of a rope．(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to wam a snake in one’s bosom讲述的正是我们汉文化中的“农夫和蛇的故事”。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种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等特征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范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

由于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间存在着众多差异，文化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不同文化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反应不可能相同。不同文化中的读者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有着独特的敏感性。读者的这一独特的文化敏感性正是作者在创作语言作品时的语用前提。因此，用某一种语言创作的作品只有生活在这种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人才能做出作者所期待的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也只能是大致相同。俗话说得好，读《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第2篇

关键词：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1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2中医学术语、西医学术语与中医英译

现代术语学所观察到“专业术语的产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语言衍生而来”的情形，在中、西医学中都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熟悉中医用语的人应该能够察觉，中医书籍中的用字大部分是普通语言用字，且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同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著作中。魏逦杰博士和文树德教授都主张将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一是从日常用语所引申出来的中医学专有名词，如窍、穴、卫、邪、命门、三焦、督脉等。由于前一类用语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化种群都有这类概念，而且各种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也都存在着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因此翻译时，采用译人语的对应词应该是最准确的方法；后一类代表中医专门知识的词汇则大多源自于隐喻(metaphor)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语言、以类比的方式形成，翻译时，可以通过字对字直译的方式加以译解，也就是将字面上的意思译出来。如窍译成orifice，穴译成point或hole、卫译成defense、邪译成evil、命门译成lifegate、三焦译成tripleburner、督脉译成governorvessel。关于西医学术语，魏逦杰博士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用词构成，如fever、chill、cough、cold、influenza等；第二类则是由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conjunctivitis、anemia、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hyperchlorhydria等；第三类由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enuresis、lochia、pharynx、1arynx、dysphagia等。第一类词语，尽管通常由医师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够分辨这些名词所指的情形为何。第二类词语中虽然有些词(如anemia、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对一般非专业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还被他们所使用，但是非专业者并无法以医学的准确性诊断出这些病情；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类词语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魏遁杰博士认为，应该绝对避免使用纯然“严谨专业性的”第二类西医学名词术语翻译中医学概念，认为这样“必然会破坏了他(指‘译者’)意欲传达的这个知识体系(指‘中医学’)的完整性”，并相信只有第一类与第三类西医学名词术语才能用于翻译中医学概念H。笔者颇为赞同。笔者认为，中医学术语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词汇组成，如心、肝、脾、肺、肾、发热、头痛、咳嗽、心悸等；第二类由中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等；第三类由中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说文解字·广部》中的某些形声字——疝、疸、痈、疡、痔等。而当初西医中译时所“借用”的中医学词汇也是相应的第一类和第三类，也就是说把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和measles、leprosy、malaria、epilepsy分别译为“心、肝、脾、肺、肾”和“麻疹、麻风、疟疾、癫痫”是基于全人类对人体和病的共同认识。而同时，我们也应从西医中译实践中吸取教训：采用第二类中医学名词术语翻译西医学术语所引起的中西医学概念混淆不清的状况不应在中医英译中重演。如将typhoid，typhoidfever译为“伤寒”，typhoid或typhoidfever指的是“infectionoftheintestinecausedbySalmonellatyphiinfoodandwater”，临床表现为发烧、腹泻，甚至有血便，是肠的感染性疾病(infectionoftheintestine)。而中医学中的“伤寒”，广义指外感热病的总称，狭义指外受寒邪，感而即发的病变。

3医古文、医学英语与中医英译

让我们先观察比较一下下面两段短文：(1)“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2)“Manismetazoon，triploblastic，chordale，vertebrate，pen—tadactyle，mammalian，eutherian，primate．．．Theout—linesofeachofhisprincipalsystemoforgansmaybetracedback，likethoseofothermammals，tothefish—es．’’(L．A．B．一orradaile)。

(译文是：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象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以上都是从“发生学(genetics)”角度来界定人生命的起源，若仅从语言学角度考察，第一段四、六字成句，文辞简练、优美，具有诗一般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而第二段含有大量的专业术语，语句平实、严谨，属于科技英语，谈不上文辞、韵律的优美。中医学的核心知识都来源于古典文献，即“文言文”。实际上，自《内经》问世以来，中医语言就基本定格在“文言文”。而“医古文”是文言文的一种，是文学语体。由于中医学术语具有高度多义性、同义性和模糊性，医古文又异常简练、具有丰富的修辞格，因此极易造成中医语言语义模糊，并引发学术之争。因此，中医学中的“咬文嚼字”现象——校勘、训诂或注释中医古典著作，更是渊远流长，并延续至今，从而体现出中医学所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征。而医学英语语义明确清晰，所表达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属于科技英语，是科学语体。因此，在译介中医时，尤其是中医古典著作时，绝不能像西医中译一样仅注重传达原文所体现的医学知识，同时也应对原文所体现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特征给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些特征本身就是中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应坚持严谨应用保持中医概念系统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名词术语英译原则，并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出一个体现中医典籍文化的更完美的翻译体系，使建立在中医典籍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顺利、持久地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缩印本(音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006．

2何裕民．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149，170．

3魏遁杰．中医西传与翻译问题．医学与哲学2001；22(7)：51—54．

4魏遁杰．英汉汉英中医词典．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5．

第3篇

关键词 泰语教学 语言与文化 外语学习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On Thailand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 Teaching

QUAN Li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06）

Abstract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of Thai language and cultural relations course in senior years， it is essential to learn the students' needs， to motivate the curiosity of students， to prepare for teaching， to use theories as guideline， to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student language culture study， to enrich the forms of classroom teaching.

Key words Thai language teach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0 引言

“语言不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交际工具，但它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①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储存了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文化特征。每个语言对象国的文化都具有其独特性，为了进行顺利的跨语言交际，必须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对于学习外语专业和将来从事涉外工作的学习者而言，除了要在外语上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以外，还要面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通过习得该语种来认知这个民族的行为、思维、心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从外语学习中观察，对不同语言与文化差异进行对比。

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多样化，对非通用语种人才提出了在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上的新要求。对如何提高非通用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课程的教学质量，加强课堂教学策略，实现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每位非通用语种教师的责任。本文以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泰语专业为例，探讨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程的教学实践。

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2010年起，广西民族大学为2007级泰语专业本科生开设了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根据学校本科培养计划，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属于专业任选课，课程设置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该课程语言与文化并重，要求学生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语言和文化的概念、泰语语言特征、文化特征、泰国语言与文化的内在关系，以及当前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相关理论。旨在让学生通过各种实例的研究，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各种内在及外在关系，学会分析语言背后的文化特征。课程的开设不仅有利于拓宽、更新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结构，整合四年所学知识，还能让学生在四年级撰写毕业论文时奠定理论基础，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提高文化素质。

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

2.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

外语教学中，语言课程总是作为主干内容来进行设置，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专业学生传统的语言训练，如听、说、读、写、译技能方面一直有较好的经验。但语言教学无法与文化背景相脱离，外语教学中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教学方法，总会自然地融入相关的文化教学，并形成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化教学模式。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人才中一直非常注重对文化的导入，授课教师通常会根据上课内容涉及的主题进行补充介绍，灌输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经历见闻，但内容较为零散。在低年级阶段，针对泰语专业的学生在国内也开设有专门的文化课程，如：泰国概况和东南亚历史与文化。课程侧重的是横向的文化知识铺垫，内容覆盖面广而泛。大学第三学年，在学生赴语言对象国学习期间，开设有泰国社会文化课程。虽然我校的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程尚处于任选课的地位，但对于加深对语言对象国的认识又是不可缺少的课程之一，在高年级专门开设语言与文化兼并的课程对外语学习者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教学存在的问题

第二语言教学是跨文化交际教学，包含了教授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教师在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堂上的作用就是提出语言现象结合文化因素，把语言放在社会语用背景下教学，提高语言学习者对语言文化的认识。笔者通过关注2010年至今泰国语言与文化课开设的情况看，从教学设计、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等方面发现，其中有值得借鉴的可取经验，同时也存在许多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

2.2.1 教材问题

针对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这门新开设的课程目前没有适合的固定教材可供直接使用，暂时给教学带来了一定难度。由于泰国语言与文化课设定为专业任选课，但语言与文化涉及内容范围广，教师不可能把包罗万象的语言文化现象和特征囊括在36个课时内介绍完整。加上可搜集整合的教材资源有限，时间紧、内容多、任务重，教学准备不足使教师没有完全吃透教学内容，对于语言文化知识不够深厚，缺乏教学经验的教师则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如何上好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保证授课质量，是任课教师面临的棘手问题。

2.2.2 国内外教师教学方法问题

2010年笔者曾教授过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之后分别由另外两位泰籍外教继续担任授课教师。毋庸置疑的是，中泰教师由于文化差异，教学经验各具特点，教学方法也会存在差异，这包括授课内容、手段和侧重点不尽相同，教学成效也必然会有所差异。

笔者在正式上课前曾具体调查过学生对课程的期望，让学生写下希望从中收获到些什么，以便及时调整教案和尽量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提前做好教学计划后，在第一堂课上会先告知学生整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及上课内容，让学生在没有课本和教材的情况下明确本学期该课程的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笔者从“泰语语言特点”的角度出发，采用主题分类的方式，利用每周3个课时教授一个相关主题的内容，如泰语语言等级、泰语中的外来词、泰语称谓词和泰国姓名文化等。笔者分主题制作课件，并打印分发课件讲义作为上课资料。授课过程中先铺垫基础理论导出本节知识点，让学生学习该主题中相关的语言与文化理论，举例论证，尽可能地把本节中语言和文化的背景关系分析清楚，然后进一步介绍目前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与论文。最后，安排全班分组后在下一次课进行小组报告，开展自由讨论。目的是让学生在课后去查找更多其它的有关理论书籍阅读，搜集更多的实例来论证，增强理论基础。笔者还特别强调学生的作业报告中所引用资料的可信度，严格要求参考文献、参考书目的书写规范。

从与泰国外教交流教学经验中得知，泰国学生一般是通过民俗学或文学类课程中习得语言文化知识，而授课老师如果是语言学家则会选用历史纪实、史记类书籍作为教材授课。泰国外教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设计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内容，例如：泰国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中的语言文化、泰国风俗中的语言文化和泰国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文化（以警示诗为例）。同样采取主题分类和课件的方式授课，重点讲解一些实用、优美的词汇，分析词汇的含义、词根、文化背景和现今的使用方法，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词汇后能够学以致用。最后，布置相应的练习或完成课后作业，如造句或写作等进行检查。

学生一致反馈泰国语言与文化课相比过去所接触的语言文化知识课难度更深，层次更高。学生对笔者采用先分析后报告的教学方法的评价是，授课内容有深度、有条理，与泰国教学方式相似，对提高泰语专业学生研究水平起到积极作用。而外教身为对象国语言文化的“代言人”语言地道，是可靠的目的语文化信息来源，教学风格具有本土化特色，课堂文化气氛多元，在阐述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背景时更驾轻就熟。可以说，聘请外教授课本身就是一种加深学生对对象国语言与文化学习的过程。

虽然国内外教师的教学方式各具优势，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捉襟见肘。国内教师在课堂教学上的弊病之一是力求一次讲全讲透、面面俱到，笔者在初次授课时一直忙碌于阅读和搜集大量而分散的资料信息制作课件，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需求，尽可能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问，但由于准备的材料多，往往会造成对教材不够熟悉，照本宣科的情况出现。聘请外教教学同样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外籍教师的流动性大，部分泰国外教是非泰语专业出身，出现教学水平良莠不齐等情况。外教通常对我们国内的教学大纲不熟悉，上课缺乏教学计划，教学设计不够规范，授课内容经常与学生在泰国留学期间已学习过的知识重叠。此外，由于缺乏系统教学和理论参与指导，课堂上容易出现跑题，讲述漫无边际，教学效率不高的弊病。外教也反映，因为泰语中不少词汇是来自巴利文、梵文并且涉及宗教的文化背景，词汇的含义较深，所以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讲解一两个词汇的文化根源，有时需要加快语速或者借助图片教学，学生虽然最终能够掌握，但整个学期下来在专业上的收效甚微。

2.2.3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问题

大学本科教育一向都提倡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外语专业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对语言使用文化环境的理解。每个学生掌握语言的水平高低和进度不同，文化接受能力不同，自身对新事物新文化的理解和遇到的障碍也不同。是否能够准确地领会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取决于个人语言的能力、文化素质和生活经历。现今社会中不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相对薄弱，甚至对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优良传统了解甚少，身为外语专业的学生对语言对象国文化的学习了解远远不够。如果只具备了专业素质，而欠缺人文素质，最终只能成为“单面人”。另外，笔者在布置学生进行课后分组报告中还发现，一些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滞后，获取、处理及运用信息的能力比较弱，这体现在搜集资料的方法和渠道单一，范围窄。再则，由于缺乏理论研究的培养，理论基础薄弱使很多学生不善于分析和综合归纳问题，在报告的论证中往往缺乏可信的依据，并且出现抄袭的情况，小组报告的信息来源、内容及分析结果雷同，缺乏新意。若能加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观察的敏锐性，学会分析语言文化差异，对加强大学生专业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3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教学的实践和探索

3.1 了解学生需求，提前做好教学准备工作

笔者从对学生的课前调查中注意到，学生对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的期望值较高，一是对课程感兴趣，从广西民族大学历届泰语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方向来看，语言文化范畴的论文每届平均约占38%，因而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开设，无疑给一部分学生开拓了论文方法及思路的引导。二是可以扩大知识面，在专业知识中查缺补漏。

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预先考虑整个专业的课程体系结构，设定教学方案，明确课程内容设计，保证教学内容系统而完整，使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目的性、计划性更强。教师要迅速地追踪广泛的信息来源，对教学资源进行有效的筛选、重组、更新，量化课堂教学内容，把握详略，合理分配课堂教学时间，既不能赶时间满堂灌，也不能过于粗糙、枯燥地带过，应根据教学的重点、难点，不断摸索并选择出恰当的教学策略。充分结合中泰教师的优势，取长补短，总结并积累经验，提高教学素质，与学生共同成长。此外，为提高教学质量，课堂教学的反馈依然不可忽视，特别对于非传统课程而言，新课程更需要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总结反思，对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正并调整教学策略，为将来的教学准备工作提供参考依据。任课教师还要开展对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语用学和文化语言学等的学习钻研，搜集大量的语言文化例证，做出系统深入的对比研究，把研究结论或成果运用在教学过程中。

3.2 循序渐进，加强对学生语言文化研究的引导

了解学生需求后，跨语言文化教学应遵循在培养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循序渐进地增强文化研究能力训练。陈申在语言文化教学策略中就曾提到应分阶段设计教学大纲。在学习的入门和初级阶段，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较低，一般采用明晰易懂的母语解释来教授目的语文化，增强学习兴趣与动力，打好下一阶段目的文化基础。到外语学习的中级阶段，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已有所提高，具备一定的交际能力，此时的目的语文化可以考虑采用目的语或双语解释的方法教授，同时使学习者在交际行为中应用和领会文化知识，这个时期的学习更偏重于采用交际语言教学模式。外语学习的高级阶段，学习者文化知识的掌握和交际能力的培养都得到较大提高，此时应注重文化教学的过程而不只是内容。随着语言水平提高，文化越是显得重要，文化教学的比重和深度也随之加大。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开设在高年级，学生此前经历了一定语言文化知识形成和积累的过程，授课教师应适当加深教学难度，将语言与文化关系深入浅出地传递给学生，提高其文化洞察能力。

除了根据语言的水平，阶段性地导入不同的文化教学外，高年级的语言文化课程具有一定的学习难度，因而只依靠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和做练习，不能有效地达到预期目标。要让学生深刻地掌握每一个语言文化知识，必须让学生亲身参与到研究当中。从产生疑问到理清问题，分享研究成果，达成共识，既有效地利用了课后时间巩固专业知识又能增强严谨治学的意识，激发积极性，提高自信心。交际能力与文化素质的培养是同时并举的，将语言习得升华为符合文化环境的交际行动，还必须从理论上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科研方法，利用理论加强语言文化研究的引导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训练，正如陈申在综合教学模式的应用中提到，“就某一文化专题作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也是有效的语言文化教学策略之一。”②在教学中开展语言文化研究，一是教师与学生互动，教师作为学生研究的指导者，应当在研究方向、范围、方法和资料文献的查找方面提供指导帮助。二是学生与信息资料的互动，学生要超越自身文化的界限，在大量的信息资料中经过客观、科学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后考证或发现可信的结论。高年级学生中开展以调查研究为形式的学习，不是教学生如何解决问题，而是用问题来激发学生获取答案和新知识的欲望，以已有的本民族语言文化知识为基础，在相互合作、讨论中寻找出异同点，进而解答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曾产生过的疑问，即让学生利用已知的知识去进一步探索未知的知识。教师还需要指导学生制定研究计划，让学生掌握有关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正确引导学生科学地搜集信息、使用信息，能够在实践练习中就有用的信息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比较。语言文化研究的指导，可以从指定本次文化研究报告的主题及范围开始，再提出研究的目的和需要回答的问题，需要的资料和文献，搜集文化信息资料的方法，整理归纳有用的原始资料，分析总结提出的问题。各组成员互相听取报告，最后由老师和每组成员对别组的报告情况进行点评和建议。加强文化研究的引导对研究性强的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有很大的指导帮助作用。

3.3 不断丰富教学表现形式

虽然教学大纲规定的课时有限，但教师应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丰富教学的表现形式，发挥现代教育设备的作用，完善更新教学多媒体课件，将网络教育、音频视频纳入课堂，使得教学更直观，加深学生对语言对象国语言文化知识的了解。此外，还可以灵活运用座谈会形式教学，引导学生就语言与文化课题进行交流探讨，例如就某个语言与文化的理论问题用例证阐述见解，或调查分析某种语言文化现象，然后根据相关理论提出观点。

4 结语

掌握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内涵，重视语言的文化价值，减少对目的语的文化障碍，让学生在实际运用中实现顺利有效的交流沟通，恰如其分地发挥外语技能是开设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这门课程的目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主动去了解学生，成为学生学习成功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不断思考以文化作为激发外语学习积极性的作用，尽最大努力积极引导和调动学生兴趣与求知欲，使学生的新旧知识顺利衔接，并探索培养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方法。这同时也是提高学生专业情感，提升就业竞争力的需要。这种教育指导思想应渗透于整个教学实践过程之中，不断检验和完善课堂特色教育，从而进一步提高非通用语的教学质量。

注释

① 陈原.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30.

② 陈申.语言文化教学策略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171.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

第4篇

论文摘要：非语言交际与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除了要懂得语音、语法、词汇等基础语言知识外，还必须掌握文字字面以外的蕴含了许多文化因素的非语言交际手段。从而就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环境语等几方面的文化差异及其引起的交际障碍来阐述文化在非语言交际中的重要意义。

一、非语言交际的定义与种类

人类交际是语言交际与非语言交际的结合，非语言交际是整个交际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对于非语言交际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samovar认为，在面对面的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有关非语言交际的定义有很多。根据samovar的观点，非语言交际指的是“在一定交际环境中语言因素以外的，对输出者或接收者含有信息价值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以是人为生成，也可由环境造就”。非语言交际涉及文化、民俗、社会学、人类学等许多领域，运用范围广泛，其语义也很复杂。非语言行为只能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表达明确含义，孤立地理解某一非语言行为的含义常常是难以奏效的。

关于非语言交际的涵盖范围，其分类方法有很多。胡文仲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将非语言行为大致分为四大类: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和环境语。体态语包括基本姿势、基本礼节动作以及人体部分动作所提供的交际信息;副语言包括沉默、话轮转接和各种非语义声音;客体语包括皮肤的修饰、身体气味的掩饰、衣着和化妆等所提供的交际信息;而环境语则包括空间信息、时间信息等。前两类可称为非语言行为，而后两类则指非语言手段。

二、非语言交际与文化

文化与非语言交际是密不可分的。许多非语言行为都是文化习得的结果，人们的非语言交际的形成和效果往往都是由一定的文化环境所决定。文化和绝大多数非语言交际行为都是代代相传和后天习得的，都是长期历史和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某一社会共同的习惯。在非语言交际中，有关文化的表达方式异常丰富，以至于文化学习的障碍主要来自于非语言方面的因素而不是语言方面的因素。birdwistell认为，没有一种表现行为是适用于所有文化的;所有的行为都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理上的遗传或天生的。因此，通过非语言方式表达的一些情感都是某些文化所特有的。samovar认为，通过了解某一文化的非语言表现的基本模式，我们可以探寻人们的举止态度;通过非语言行为模式可以了解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通过对非语言行为的研究可以排除狭隘的文化优越感。非语言行为的差异比语言行为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冲突更为严重，因为非语言行为一般是情感或情绪的表露。由此可见，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和错误破译信息是显而易见的。

1.体态语中的文化差异

体态语指的是传递交际信息的表情与动作，它是用以同外界交流感情的全身或部分身体的反射性或非反射性动作。它包括身体语言、手势语、态势语和体语等。体态语和有声语言一样，它也是文化的载体。在体触行为方面，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得尤为突出。不少美国学者将英美文化列为非体触文化。在西方国家，人们对近体交际的亲密距离非常敏感，人们不才惯相互拥挤，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在捍卫属于自己的领地。尤其是同性之间如拉手、勾肩搭背等行为都被视为禁忌。而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近距离体触并不属于异常现象，人们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亲密、温暖的表现，如父母与子女之间，同性朋友之间的体触都被认为是非常正常、完全可以接受的非语言交际行为。

2.副语言中的文化差异

副语言又称伴随语言，它一般指伴随话语而发出的无固定语义的声音。副语言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最显著的方面之一是对沉默的不同态度。hall曾把“沉默”作为他划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一条重要标准。在他看来，东亚文化如中国、日本、朝鲜等属于高语境文化。在这些文化中，信息往往是通过手势、对空间的利用甚至沉默来传递的，因此对信息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语言行为以外的语境。在中英交往中，英语国家的人对中国人经常采取的沉默态度很不习惯。西方有的学者将东方人的“沉默”视为在人际交往中缺乏信心，甚至认为东方人的沉默态度是对交际对方的蔑视或侮辱。而中国人却很重视交谈中沉默的作用，认为停顿和沉默具有丰富的含义。恰到如处的停顿能产生惊人的效果，甚至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

3.客体语中的文化差异

客体语言指人工用品，包括化妆品、修饰物、服装、衣饰、家具等。这些物品具备双重功能:实用性与交际性。以交际角度来看，这些用品都可以传递非语言信息，都可以展示使用者的文化特性和个人特征。东西方文化对嗅觉信息的感受也不一样。中国人适应人身体的自然气味，中国人很少习惯使用香水;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对这种人体的自然气味是很难接受的。因而无论男女都注重对身体气味的掩饰，都习惯每天使用香水。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需要注意正确对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身体气味，即身体气味的文化差异，不能从本民族的喜好出发去厌恶、反感外族文化的生活习惯。

4.环境语中的文化差异

环境语也是非语言交际的一种重要形式。从非语言交际的角度来看，环境指的是文化本身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环境。环境语包括时间、空间、颜色、信号等。这些环境因素都可提供交际信息，所以环境语也能展示文化特性。

hall在其《无声的语言》中对不同文化对于空间、领地、近体距离等的不同认识作了详尽研究。他认为，人的空间观念是后天习得的，因此人们的领地要求和空间关系在每种文化中都有其特定的规则与程序。文化不同，人们对空间的需求和与空间有关的交际规则也不同。在中国，人们比较能够容忍拥挤;而在英美国家，一旦公共场合出现拥挤，人们会马上尽量回避，因为他无法适应过近的近体距离与体触。西方人的领地观念明显强于东方人，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无形的领域被侵犯，就会马上采取各种反应进行维护。领地观念最突出的心理反应是对待隐私的不同态度。英美文化中的人十分重视保护自己的隐私，这也是他们与中国人交往时感受到的最大的文化冲突之一。东西方文化对待时间的观念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讲，西方人具有更强的时间观念性，他们非常注重守时，并十分珍惜时间。

第5篇

摘要 从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中医学术语与西医学术语、医古文与医学英语等方面探讨了中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对中医英译的影响。

关键词 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 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2 中医学术语、西医学术语与中医英译

现代术语学所观察到“专业术语的产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语言衍生而来”的情形，在中、西医学中都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熟悉中医用语的人应该能够察觉，中医书籍中的用字大部分是普通语言用字，且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同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著作中。魏逦杰博士和文树德教授都主张将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一是从日常用语所引申出来的中医学专有名词，如窍、穴、卫、邪、命门、三焦、督脉等。由于前一类用语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化种群都有这类概念，而且各种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也都存在着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因此翻译时，采用译人语的对应词应该是最准确的方法；后一类代表中医专门知识的词汇则大多源自于隐喻(metaphor)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语言、以类比的方式形成，翻译时，可以通过字对字直译的方式加以译解，也就是将字面上的意思译出来 。如窍译成orifice，穴译成point或hole、卫译成defense、邪译成evil、命门译成life gate、三焦译成triple burner、督脉译成governor vessel。关于西医学术语，魏逦杰博士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用词构成，如fever、chill、cough、cold、influenza等；第二类则是由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conjunctivitis、anemia、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hyperchlorhydria等；第三类由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enuresis、lochia、pharynx、1arynx、dysphagia等。第一类词语，尽管通常由医师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够分辨这些名词所指的情形为何。第二类词语中虽然有些词(如anemia、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对一般非专业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还被他们所使用，但是非专业者并无法以医学的准确性诊断出这些病情；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类词语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魏遁

第6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网络语言；陈欧体；联系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196-02

一、“陈欧体”的走红契合了传统文化的精髓思想

“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却没看到我的汗水；你有你的规则，我有我的选择；你否定我的现在，我决定我的未来；你嘲笑我一无所有，不配去爱，我可怜你总是等待；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梦想注定是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就算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这段由聚美优品CEO陈欧主演的广告中采用“你有XX，我有XX。你可以XX，但我会XX……但那又怎样，哪怕XX，也要XX。我是XX，我为自己代言！”的叙述方式，在播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蹿红网络，网友竞相模仿造句，“我是XX，我为自己代言”这句“陈欧体”成了接龙的热门话题，各种版本的“陈欧体”遍地开花。其中江苏大学大二学生所创的江大版的“陈欧体”更是受到了网友热捧――“你只看到我不在省会，却没看到我以省命名。你有你的985，我有我的百年归属。你否定我的学校，我掌握我的未来。你嘲笑我们宿舍落后，食堂坑爹，我可怜你不经历坎坷，受不得挫折。你可以轻视我们低调的学校，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大学注定是孤独的旅行，总免不了解释‘我在镇江’的无奈，但那又怎样？哪怕住在山沟沟的化学园区里，我也可以活得很漂亮。我在江苏大学，我为自己代言！”。这则大学生自制的江大版“陈欧体”在两天内转发量就超过了万条，并于2013年2月19日登上了《扬子晚报》。

这段以梦想为载体的广告词能成为蛇年第一个网络流行文体绝非偶然，广告中陈欧的独白，配以考试录取、工作受挫、恋爱告白等镜头，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质疑声中坚守理想，不断奋斗，最终获得回报的故事。整部广告中虽没有一句产品宣传语，但却鲜明地凸显了其所要广告的主体，并用重复、强调、对比的手法加深了广告受众对广告事物的印象，赋予了广告事物鲜活的形象与相应的内涵延展。

当然，“陈欧体”走红，不光是因为广告词朗朗上口，简单易懂，其蕴含在文字中的坚定、自信和斗志契合了当前年轻人内心对自由个性以及梦想的追求，才是激起无数平民子弟共鸣的中心点，这也正是我国传统文化内核精髓的体现，展现出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品格。在“陈欧体”的倡导下，无数网民开始撰写属于自己的“陈欧体”。在一定意义上，“陈欧体”为那些被人轻视而不自卑，被人嘲笑而不自弃的年轻人找到了表达途径，让他们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代言”。在一定程度上，“陈欧体”也是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为适应在现行的信息膨胀爆炸环境下对自身固有的表达形式突破性的尝试，就传统文化的长期发展来看其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陈欧体”迅速消散源于传统文化的糟粕病诟

以“陈欧体”为代表的网络文体虽然红极一时，但也不免和曾经盛行一时的“凡客体”一样，来去匆匆。尽管“陈欧体”极受网民拥护，网民自发建立了贴吧、微博，一时间出现了无数“陈欧体”，如甄■版：“你只看到本宫的寿康宫，却没看到本宫的凌云峰，你有你的气度，本宫有本宫的本事。你可以轻视本宫的存在，本宫会让你见识糙米薏仁汤的口感。回宫注定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路上少不了三姑六婆但那又怎样，即使是滑胎，也要滑得漂亮。本宫是甄■，本宫为自己代言。”；历史学人版：“你只看到我身无半亩，却没看到我心忧天下；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挚爱；你嘲笑我物质一无所有，我可怜你灵魂注定低矮；你可以轻视我的朝经暮史，我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学术注定是孤独的旅行，路上总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就算青灯黄卷，也要义无反顾！我是历史学人，我为自己代言！”等等。但是，由于传播的过于分散，大范围传播转发，信息泛滥和重复造成审美疲劳。在传播过程中也没有意见领袖的出现，对于信息的筛选“过滤”标准也并未建立，网友间的大量模仿、互相复制粘贴，直接加速了“陈欧体”的降温。和很多网络语言一样，“陈欧体”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盛极一时。当网友们看惯了各种版本的“陈欧体”的重复，当新的网络词汇又一次铺天盖地，席卷而来，“陈欧体”最终还是无法逃脱被广大网友所遗忘的命运，消散在新一波的网络流行语大潮中。

“陈欧体”的迅速消散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糟粕病诟。中华民族近五千年以农耕为主要社会生活资料来源的农业社会形态也决定了我国传统文化由农耕经济发展的根本需求“固土”化演变出文化层面除了“自强”、“争鸣”等优秀内核外，也形成了自傲、保守、盲目、只追求实用忽视创新等不良文化意识。这些负面文化精神在我国文化巨匠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形象”与“阿Q精神”中就有过传神的描述，它们对新兴的网络语言也有着至深的影响，比如，网络词汇中火星文的创造中所展现出的网众们对自我个性展现的病态追求与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对“回”字的四种写法洋洋自得病态精神状态本出一辙；网络文体中的“装13体”与“埋汰体”同样也是阿Q精神胜利法在网络的再生。

三、如何正确运用网络语言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语言不仅有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也有传统文化中糟粕的存在。要想促成网络语言有序健康的发展，保障我国传统文化长久不衰，就必须正确运用网络语言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

1.坚持传统文化的独立性，树立主体意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时代的文化，都离不开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抛弃民族的传统而重新开始。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累，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思想观念、礼仪制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不同层面的丰富内容。这些优秀文化遗产，几千年始终保持延续发展，维系着民族成员的心理纽带，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作用。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它的文化主体性失落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断了，它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都丧失了。因此，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在与强势文化的交流中，要保持一种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既汲取对方的营养，又不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维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立性，只有保持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才能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同志就曾指出：“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1]。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所具备的“兼容并包”特性使得其自身就是检验优化一种新兴文化、新兴语言的“过滤沉淀器”。要使得网络语言得以健康的发展，就应将网络语言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同时，坚持传统文化的特色独立性，树立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梳理检验网络语言的生成原因，挖掘网络语言生成时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包含的文化原理。如此才能保障我国传统文化长久不衰，并使得网络语言逐渐形成应有的文化系统，促成网络语言有序健康的发展。

2.运用网络语言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网络语言其实只是一种工具。工具的特性就好比一把刀一样，用其搏杀豺狼，就是对人有利；用其作乱杀人，就是对人有害。刀对人有害的时候，是人们将其用错了方向，而不是刀制造出来就是为了对人有害的，我们不会因刀对人有害的特性而停止生产刀，而是应限制那些用刀做坏事的人。网络语言也是如此，要想令其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断造成积极的影响，应致力于对于产生恶性网络用语的研究，从而减少社会问题的出现。

网络是新时代不可或缺的工具，网络语言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发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网络语言中所投射出来的追求平等、富于创新、尊重个性的时代精神，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发扬光大。简洁经济、方便快捷、形象直观、幽默诙谐、富于生机活力的语言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传统语言的发展[2]。继承传统，超越传统，使得网络语言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再生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

四、结语

网络语言的发展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网络语言的诞生与传播都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借鉴与改进传统文化中语言的生成规律，借助传统文化所提供的文化共识而进行传播。与此同时，在网络语言的发展中，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糟粕都对其发展的方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要使得网络语言健康地成长，以便更好地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就应深入了解网络语言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正确看待两者的内在联系，以传统文化的精髓指导网络语言的发展，运用网络语言扩大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第7篇

摘要： 从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中医学术语与西医学术语、医古文与医学英语等方面探讨了中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对中医英译的影响。

关键词： 中医学；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中医英译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 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2 中医学术语、西医学术语与中医英译

现代术语学所观察到“专业术语的产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语言衍生而来”的情形，在中、西医学中都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熟悉中医用语的人应该能够察觉，中医书籍中的用字大部分是普通语言用字，且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同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著作中。魏逦杰博士和文树德教授都主张将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一是从日常用语所引申出来的中医学专有名词，如窍、穴、卫、邪、命门、三焦、督脉等。由于前一类用语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化种群都有这类概念，而且各种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也都存在着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因此翻译时，采用译人语的对应词应该是最准确的方法；后一类代表中医专门知识的词汇则大多源自于隐喻(metaphor)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语言、以类比的方式形成，翻译时，可以通过字对字直译的方式加以译解，也就是将字面上的意思译出来 。如窍译成orifice，穴译成point或hole、卫译成defense、邪译成evil、命门译成life gate、三焦译成triple burner、督脉译成governor vessel。关于西医学术语，魏逦杰博士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用词构成，如fever、chill、cough、cold、influenza等；第二类则是由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conjunctivitis、anemia、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hyperchlorhydria等；第三类由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enuresis、lochia、pharynx、1arynx、dysphagia等。第一类词语，尽管通常由医师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够分辨这些名词所指的情形为何。第二类词语中虽然有些词(如anemia、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对一般非专业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还被他们所使用，但是非专业者并无法以医学的准确性诊断出这些病情；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类词语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魏遁杰博士认为，应该绝对避免使用纯然“严谨专业性的”第二类西医学名词术语翻译中医学概念，认为这样“必然会破坏了他(指‘译者’)意欲传达的这个知识体系(指‘中医学’)的完整性”，并相信只有第一类与第三类西医学名词术语才能用于翻译中医学概念H 。笔者颇为赞同。笔者认为，中医学术语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词汇组成，如心、肝、脾、肺、肾、发热、头痛、咳嗽、心悸等；第二类由中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等；第三类由中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说文解字·广部》中的某些形声字—— 疝、疸、痈、疡、痔等。而当初西医中译时所“借用”的中医学词汇也是相应的第一类和第三类，也就是说把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和measles、leprosy、malaria、epilep

第8篇

一、小学英语教育中常涉及语言交际的文化差异

语言的学习在于应用，在于交际，而语言的使用要受到文化的制约。同样要表达一种感情或一种意思，来源于不同文化的民族表达所用的语言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往往会产生不同的交际方式。外语的学习是用来与别的民族进行交流和沟通，要注意用他们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语言文化习惯。小学生实际语言交流时经常可能用到称呼用语、礼貌用语和电话用语三方面。

二、称呼用语

称呼用语在日常生活交际中的运用十分频繁的。在汉语中根据辈份和亲属关系等分得十分详细清楚，对于无直接亲属关系的年长者也称呼其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爷和大妈等。而在日语中更是在这些称呼上加上大量的敬语，以表示亲切和尊敬之意。但我们在小学英语教学时是不可能教授小学生这么多称呼的英语说法，因为事实上英语中对长者的称呼并没有我们文化中那么复杂，而是简单称呼男的为“unele”和女的为“auntie”。但是我们要让小学生了解英语中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说法没有汉语中他和她那么简单了。在英语中我们一般称呼他和她可以用“he”和“She”，但还常把男士尊称Mr，未婚女士尊称为MsiS，己婚的尊称为Msr或不明对方是否己婚的可称呼为MS。让小学生了解掌握这些日常称呼用语可以很好的让他们获得对方的好感。

三、小学英语教学中导入英语文化教育的可行性

樊湖[3]在“英语学习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中谈到英语教学中文化的导入中应注意遵循适用性、适度性和阶段性原则。1.适用性原则:指所导入的文化内容必须要和学生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效率。2.适度性原则:指所选的材料的适合程度和教学方法的适合程度。应注意选择代表主流文化的内容，同时兼顾趣味性。3.阶段性原则:主要是指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生理和心理状况，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让学生逐渐理解文化内容的本质。我们认为分析的相当的恰当和合适，结合小学英语教育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可以参照以上原则的内涵在英语课堂教学中课外的情景教学中进行主动地英语文化的输入。

四、结束语

语言来源于文化，又受制于文化，但语言与文化又互相影响，相辅相成。文化的创造离不开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又离不开文化的进步。英国语言学家Claire-Kramshc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归纳为:“语言表达文化现实;语言体现文化现实;语言象征文化现实。”因此，在小学英语教学中一定要不断挖掘教材中的文化因素，不失时机地向学生导入一些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小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作者：管菲菲 单位：昆山柏庐实验小学外语教研系

第9篇

关键词:二语习得;文化输入;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2-0069-01

文化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中储存了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反映着文化,文化又能帮助理解语言。不同的语言反映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知识的了解又有利于掌握理解语言。客观来讲,语言的学习是离不开环境的。主观上来说,个人对于目的语文化的态度决定第二语言学习的成败。个人对目的语的态度必定会影响他的学习效果,而态度的形成也会受到目的语文化的影响。

一、文化输入

(一)文化输入

第二语言教育专家克拉申在80年代初期提出了语言输入假说(Input Hypothesis),他认为,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可能经过相同的创造性过程。按照这一假设,在语言教学中,学习者在运用新习得的语言时,须置身于可理解语言信息输入和反馈的学习环境中。为了增强可理解语言信息,须创造出多样化真实的语言材料或现实的学习环境。显然光从语言这个层面是不科学的。可以说,克拉申的这种说法揭示了一些道理,但是仅仅局限于语言本身是不完善的,还应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内容的输入。

(二)文化输出

文化输出,即参与跨文化交际的实践,从而真正达到最终目标――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创造力是建立在对目的语文化的正确理解,评价和整合之上的。首先要对目的语文化有正确的理解,对于新文化要有理性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要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其次要有恰当的评价,不仅要对汉语文化知其所以然, 而且能对它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能够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所接受的文化信息;再次要将新的文化信息与已知的文化比较并且融合,有机的结合起来,有效的为自己所运用。文化输出是检验语言学习的重要手段,但是语言学习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跨文化交际。

二、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习得

第二语言学习根本目的是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同时也是检验二语学习成果的最好方式。“跨文化交际”可以泛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文化的差异反映在语言的差异上。第二语言的教学中会介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组织、数据资料,还会介绍衣食住行、工作、受教育、娱乐的方式。

道德准则的差异也会引发严重的交际问题。道德准则指一种文化中人们所接受的美丑、好坏、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这些社会准则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每种文化都会找到有关人、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而这些答案会因文化、种族、宗教、社会形态的不同而不同。

(一)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

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密不可分。一方面,第二语言教学只有为跨文化交际服务,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学习效果。这是由第二语言教学的目的决定的。因为第二语言教学不仅是传授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培养他们应用目的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另一方面,跨文化交际离不开第二语言教学的支持。没有基本的语言知识,没有基本的文化知识,跨文化交际就无从谈起。

(二)第二语言教学中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方法

1、词汇教学中注入文化信息

词汇教学是打好语言基础的重要环节,但一味地强调词语的基本意义、引申意义、搭配关系等方面还不够,这很容易出现词语使用不当问题。要避免这个问题,就必须在词汇教学中导入词语的文化信息。比如,“龙( dragon) ” 在中文中是神圣的象征,是中国人的精神图腾。许多关于龙的词语如龙的传人、中国龙、龙飞凤舞、 龙腾虎跃等都体现了中国文化对龙的崇敬与喜爱。然而在西方,圣经中的龙是凶物和罪恶的象征。因此英美报刊中对“ 亚洲四小龙 ” 的翻译经过文化转换后译为“ four tigers of Asia” 而不是“four dragons of Asia”。

2、结合课堂教学进行文化导入

在第二语言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应适当穿插有关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诸如这些国家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及风土人情等等。比如,阅读课中教师可根据课文涉及内容向学生输导反映日常生活、待人接物、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文化背景知识,对于词汇、修辞及语篇等语言知识所承载的文化蕴涵则结合语言点的讲解同步传授给学生。

第10篇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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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篇

论文关键词：文化合流；阐释学；交往行为理论

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主要研究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与学习规律，是一门跨学科的理论。在语言获得的研究中，经历了从“教”到“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重心的转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教”放在主导地位，重视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第二语言的学习理论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假说。其中舒曼(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影响力的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理论之一，它享有与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假说、克拉申的“语言监控模式”假说、塞林格的“中介语”理论等着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模式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与这些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不同，舒曼把“文化认同”作为第二语言获得的着力点，认为这一因素对第二语言的获得极其重要。文化合流的第二语言获得理论顺应了当前全球化的趋势，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为此，非常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这一理论。此外，由于文化合流是在心理语言学背景下诞生的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理因素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出发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本文从阐释学这一角度论述这一获得理论的合理性，并且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论述良好的交往环境能促进第二语言获得的研究。

一、对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与反思

舒曼在1978年提出了文化合流理论。文化合流是指一种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的过程。这一模式的中心命题是：第二语言的获得是文化合流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将自己的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多少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第二语言的成败，也就是说，文化合流理论强调的是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学习者的学习愈成功，反之亦然。文化合流理论力图说明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对第二文化的认同感对于语言获得的关键作用。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也证明了如果学习者对于第二文化有崇拜感、亲近感和认同感，他就越容易获得第二语言。

自文化合流语言获得理论提出以来，尽管其实践效果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争议也是颇多的。例如，有的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驳斥了这一理论，认为其并没有说明第二语言规则是如何在大脑内部建立的，学习者综合各种语言信息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该理论未能进一步解释第二语言知识是怎样在“黑箱”中被内化和吸收的，即输入是怎样变成摄入的，然后又是怎样进入学习者现存的中介语系统而改变中介语知识结构的。诚然，文化合流理论缺乏对大脑的语言学习规则的深入的实证研究，但文化合流理论避开这一复杂心理现象的说明是有客观理由的。

心理学是植根于经验和假设的实证研究，尽管实证研究极其重要，但实证研究往往是带着某种先人为主的理论指导的研究，或以验证某种假设为目的的研究，不仅如此，其结果常常与理论并不相符或与假设并不相关，使研究陷入困境。例如，关于双语者的语言是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探讨，就遇到类似的困难。问题就在于实证研究是基于一些自以为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和假设”而操作的，而这些理论恰恰最值得反思。也许舒曼正是意识到用实证的方式来研究大脑的运行规则会有诸多的“未知”，毕竟这些关于人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规则是不可感的，即使是可感的，你也无法确认你的可感是否与他人相同。所以，对于文化合流是如何通过大脑的规则运行影响第二语言学习及学习者如何综合语言信息，舒曼并未作出任何阐述。他的这一做法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某些研究，尤其是关于大脑的心理学问题也许是无法从实证科学研究中得到确切的结果的，或许某些人文科学的问题如文化合流的问题，可以应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即寻求元理论性的问题得到深刻的揭示。

除此之外，与第二语言学习更为密切相关的是，有些学者指出它不适于课堂学习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强调学习者深入到第二国自然习得第二语言的模式，而非本国的课堂教学.不可否认，对于与第二语言文化的心理距离，当然是深入到第二语言学习的国家而能够更加的接近。但这种学习语言的条件并非所有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都能够实现，所以只能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尽量创设这一条件。许多课堂教学实践证明，文化的导入无疑比拒绝渗入任何第二语言文化去学习语言要有效的多，尽管没有深入第二语言国家学习语言有效。正像舒曼所指出的那样，心理距离决定了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功与否，只要是能够让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距离趋近，就能够有效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并非只能通过深入第二语言国家才能实现文化合流。为此，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课堂要尽量导入相关的文化因素，建构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让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第二语言具有良好的学习动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合流，更好地取得第二语言学习的效果。

可以看出，对于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其一，是针对文化合流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一模式进行论证，人文科学的方法是否能够迎难而上?其二，文化合流理论的适用范围问题：如果没有条件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内学习语言，文化合流是否可能?其三，如果文化合流可能，如何才能加强文化合流，从而能更好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以下就这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论述。

二、文化合流的元理论建构：阐释学视角

对于第一个争议的问题，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深层次问题似乎要轻松得多。因为语言和人文学科关系密切，语言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具有本源性的意义，一切人文学科的问题都要到语言里去寻求答案，反过来，人文学科又为研究语言提供方法。阐释学就是一门与语言联系紧密的学科。很多人认为阐释学与语言的联系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然而阐释学从来都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阐释学的演变尽管历史久远并数易其貌，但始终与语言相伴而行。施莱尔马赫曾指出，在阐释学中所预设的一切问题都是语言的问题。第二语言获得与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语言的理解是分不开的，研究它当然离不开阐释学。阐释学为研究文化合流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极强的元理论支撑。

首先，第二语言的获得离不开理解，因为理解的可能性为第二语言的获得提供了信心。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语言是思想符号，虽然语言存在差异，但是所有思想是一致的，理解还是可能的。到了中世纪，人们认为具有一种普遍的，独立于任何语言外壳的思维内核“精神语言”。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为了反驳怀疑论者皮罗的“一切都可以怀疑”的观点，提出至少“我活着，我存在，我理解”还是不能怀疑的。即使是现今，也不乏持这种观点的人，最为典型的就是着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这些观点为第二语言的获得、世界文化合流及人类的相互理解提供了理论上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阐释学是一种理解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篇章进行理解)的理论。阐释学提出理解不是一种认识模式，也不是一种行动模式，而是此在的原始性的实在形式和根本活动，人的一生就是以理解这一方式生活的。所以说它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阐释学的原则对于人类的各个方面普遍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阐释学原则也适合于研究在第二语言获得中有什么样的理解活动发生以及如何促进这种理解活动。

阐释学认为，人是理解的动物，只要活着，就会拥有一定的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能力，缩小间距，即人具有去远、定位、去陌生化、把世界周围化的，从而把自己融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去的能力。所谓“间距”，其本质是指理解者与对象之间的差异。如果没有差异，理解就成为不必要——差异产生理解。间距是一切理解的前提，因为间距的存在，理解才成为需要。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当中，间距主要表现为心理间距、语言间距、文化间距。从根本上说，这些间距的存在使第二语言的获得成为必要，但是同时也成为第二语言获得的障碍。从这一意义上说，第二语言获得也属于“在世之在”——人的理解活动的一种形式，为此，理解中所发生的一切基本活动，必然也发生在第二语言获得当中。

那么在第二语言的获得中，发生了什么样的理解活动，间距是如何被缩小的呢?正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常常是已经归属于特定的“传统”，因而被抛入到一定的成见之中。无论怎样的理解都总是以成见为立足点，都以成见开始。但是面向未来，我们一面筹划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一面以过去为现在的媒介，自觉地跨越间距，将过去的“真理要求”适用于现在的修正。这就是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即将过去的视野和现在的视野相融合，结合事件的真理会在更高的层次实现。视域融合对于经验是开放的，也说明理解是具有创造性的。通过这种视域融合，并不一定最终能够到达“绝对真理”。根据每一次的历史状况，自我理性的完结性会不断地被打破，这是理解的不尽源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接触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文化合流与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相伴相随，即使没有深入到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同样也是可能的。理解作为此在的根本存在方式，不管学习者是否意识到，理解活动确实在发生；而第二语言初学者又必然是带着本国文化“成见”的人，所以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即理解过程中，本族文化是敞开的，第二语言文化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本国文化成见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形成新的“成见”，在新一轮的交流学习中充当理解的立脚点。此时的状况又会成为新一轮学习的源泉，即语言的基础。如此这般，视域融合不断发生，理解不断循环，即第二语言学习者以及所在国成员的成见都发生了改变。经过这样的视域融合，第二语言学习者实现了本族文化和第二语言文化的合流。这是第二语言学习和获得的必然趋势，即使在课堂教学上，文化合流也不可避免。

可见，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文化合流理论的元理论问题得到深刻的剖析：第二语言学习同时是理解活动，在学习过程中，第一语言文化与第二语言文化不断发生视域融合，文化合流必然发生，为此，即使是非第二语言国家，文化合流也是可能的，这是第二语言学习的起点也是归宿。

三、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交往行为理论视角

如前所述，文化合流贯穿了整个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舒曼提出，文化合流程度的大小有赖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自身对第二语言文化归附动机的强弱，更详细地说，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第二语言越易获得。可见，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社会距离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心理因素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决定社会距离的各种社会因素可以影响学习者的动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态度、目的语输入的品质和数量以及总体学习环境的优劣。能带来“优质的”学习环境以及质和量均合乎要求的目的语输入的社会因素应具有以下特征“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互视社会平等，并均希望前者被后者同化；两社团自我封闭性小；学习者社团规模不大且缺乏凝聚性；两社团的文化冲突不大；两社团对彼此有好感；学习者社团打算在目的语地区长期居留。若上述各社会变量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如当学习者社团自视社会地位优越或低贱时，“劣质的”学习环境便会产生，从而对文化适应和语言获得构成障碍。

同时，舒曼特别提出，在第二语言的课堂教学中，心理因素的作用要强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主要是在社会距离难以确定，即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不构成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时才发挥作用。所以，在外语教育环境下，学习者不能与目的语社团直接接触，反映两社团关系的社会因素对文化适应的作用变得模糊，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文化的心理感受，即心理距离的作用可能变得更加突出。这时，如何帮助学习者克服语言和文化震惊，选择合适的学习动机，跨越语言自我的心理屏障便成为外语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自然习得第二语言也好，课堂学习第二语言也好，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是可以缩短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不良的心理因素的关键，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主观和客观上的优越条件，增进了文化合流，对第二语言的获得起着关键作用。

当代西方着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交往是以言语为媒介，通过对话即“话语民主”达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一致”的行为。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他把交往的最终目的归结为“理解”，他所说的“话语民主”的含义就是指人们展开自由、平等的辩论、对话、商讨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同时，哈贝马斯认为，真理由共识构成，而共识是人们在没有内外压力和制约下的理想情境中通过交往达成的。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会追求一种平等而真诚的人际关系，对这种道德理想的追求先验地存在于语言使用的过程中。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对话必须是基于对话双方的平等、真诚，参与愿望和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表达清晰的基础上。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构建良好的第二语言学习环境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争辩(对话)双方必须具有沟通的真诚愿望，这是进一步争辩的立足点。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对相互文化的认同，希望互相借鉴交流为第二语言的学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参与对话双方必须是平等、自由的，这样的对话才是民主的，才能真正进行下去。参与对话的双方必须能够相互抗衡，因此第二语言学习者应该团结一致，统一起来，让所在国成员与之对话成为需要。对话双方的表达必须是清晰的，如果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所在国成员的文化相差太远，表达无法清晰顺畅进行，将为平等顺利对话带来障碍。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行为理论为如何促进文化合流提供了理论指导：建构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能有效缩短第二语言学习的社会距离和改变学习者的不良心理因素，促进文化合流，进而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

四、结语

文化合流理论是一种顺应世界文化大合流时代的第二语言学习模式，它提出，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是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它有着诸多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对第二语言获得的动力机制以及获得过程中的洋泾浜化现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为习得理论的深入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如此，文化合流理论也不乏值得商榷的地方。

例如，“社会距离”缺乏客观的测量手段。因为文化合流理论没有规定一个可以衡量社会距离及各社会因素的可信尺度，围绕该理论所进行的实验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甚至互相矛盾。研究发现，社会距离与第二语言获得水平之间联系紧密，舒曼模式理论中所列出的社会因素中绝大部分与第二语言获得水平成负相关。按所起作用大小顺序排列，这些因素分别是：社团的态度、社会阶级、凝聚性、打算居留时限、第二语言社团规模、社团的封闭性、对地位的感觉。但也有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与舒曼的理论相互冲突。有的研究发现，在社会距离较大时，心理距离与高水平的获得相关，也有的研究发现社会距离与获得发展没有关系。可见由于没有一个可靠的标准，文化合流理论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效果检验就显得不够客观。

米歇尔的论述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观念:一是在语言学、符号学中隐藏着图像转向的能量。在以往的语言研究中，图像承担着与语言文字一样传达意义的功能，只是比较起来显得初级;二是对非语言符号的研究。从传统上看，我们只能用语言具有的意义范式或模型去研究非语言符号，这样一来，语言被扩展到各种符号的表意行动中，反而忽视包含图像在内的视觉符号自身的意义;三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话语与视觉、文字与图像之间存在的缝隙，注重视觉图像与视觉感知在建构世界和创造文化秩序中的独立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理论思维的角度，视觉图像向语言文字发起挑战，开始撼动语言在哲学与文化领域中的中心地位。“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

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

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

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

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

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

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图文之争与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几点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艺理论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一直存在论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在本质建构和拆解的论争中宣扬自己的文学理论观念。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为文艺理论研究的现实问题，在为文艺理论营建新的研究思路的同时，跳出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维模式，力求返回文学活动本身，沿着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文学媒介理论的路线寻求“拯救文学现象”，这无疑将为我们重新反思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

首先，文艺理论研究应从文学现实出发，避免抽象化。何谓文学现实?在我看来，其实质就是被文学本质思维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其他文化形式交织、文学本身新变的现实问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理论观念指引下，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抽象概念的演绎展开讨论，试图勾画出一幅以理念存有为深层基础的文学图景。这是一种本质先行的理论模式，此种模式直接规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达到一种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完美性，最终，文学现象被置换成一个抽象化、一元化的世界，文学活动的朴素性和现实性逐渐消失。

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不同，它是当代传媒文化现实中文学发展出现的真问题，它带动文学活动各要素在传媒世界中发生了新变。比如依照新媒体观念，图像、语言和其他文本都混杂其中构成超文本文类，读者面对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文本世界目不暇接，此种变化打乱了以往文学理论设定和裁量文学的标准。因此，文学理论必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从学理层面加以阐发，进而把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

其次，回归文学本身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学理论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注重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永恒性。这是它的功绩，也是它的偏颇。因为，它在把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推上高峰的同时忽视了语言以外、或者与语言相关的知识场域(比如，文学与其他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当前盛行的文化研究，打破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界限，以超越文学社会学的姿态，把触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文学基础理论知识体系的松散和脆弱。在两种研究方式面前，我以为，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是文学理论重新思考文学自身问题反弹的重要表现，它介乎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理解和阐发文学的新维度，同时这也是对强调文学性研究的形式主义文论和强调文化权力的文化研究的一种反驳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图关系研究意味着在经典意义上的理论研究之外拓展出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思路。最后，应该提倡文学理论研究的多元主义理念。